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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文认为佐尔格的要求过高，要冒巨大的危险。中统大特务如此做，不啻于为自己制造了“暗通共党”的罪证，他认为张冲未必敢为共产党冒这个险。
佐尔格却满有信心地表示：“中国共产党出了一个顾顺章，难道国民党就没有张顺章，马顺章么？只要我们方法对头，肯定能找到这样的人。”
方文觉得佐尔格说的有理，于是，再一次把这个任务交给了柳忆遥。
柳忆遥接到任务后，并未觉得有多冒险，反而认为可以一试。
又过了两天，得到了张冲的回答：手迹可以送出，但代价是二万元。
后来才知道，二万元是指二万美金。这样的价格真是高得吓死人。别说佐尔格拿不出来，就是“蔡老板”一时也筹不到这么大一笔款子。
佐尔格经过慎重考虑后，决定：照价付款，但需先交字条，后付款。
为此，情报小组内部发生了意见分歧。
方文认为：“二万美金是多么大的一笔钱，能为革命做多少事呀！而现在毫不痛惜地将这笔巨款送给国民党特务，未免太不爱惜革命财产了！”他坚决不同意浪费这样大的一笔钱买一张小小的字条。
佐尔格则认为：“张冲在中统内有一定地位，他没拒绝我们的请求，说明他有意和共产党保持一定关系。如果这笔交易成功，既有了牛兰的字条，又等于我们已收买张冲为我方的情报员。我们手里有了这个把柄，他就不能不为我们工作。”最后，佐尔格提醒方文，“究竟是金钱重要，还是牛兰的生命重要？舍不得钱，就得不到证据。你必须认清，政治交易不能用金钱计算。”
佐尔格说服了方文。下一步就是如何筹集这笔巨款。
万般无奈下，佐尔格只好用电台向莫斯科中央总部报告营救牛兰夫妇的进展情况，要求组织上火速送来两万美金，用以作为营救牛兰夫妇的特别资金。
莫斯科中央总部毫不犹豫地答应了佐尔格的请求，并告知两名押送钱款的同志已上路。
在哈尔滨有一处共产国际远东地区的秘密联络站，确切地说是苏军总参情报部的秘密机关，所有往返中国的情报人员，都必须在此报到，转接关系。负责人是位德国共产党员赫尔曼·西伯勒尔，运送巨款的任务就交给他来完成。
为了安全起见，西伯勒尔将薄薄的钞票捆儿分散地放在各个口袋和一条专门缝制的贴身腰带里。可以说西伯勒尔浑身都是钱。
当时，在哈尔滨还有一个叫奥托·布劳恩的德国人。此人，便是后来派到中国工农红军的军事顾问李德。
布劳恩受共产国际（实际为苏军总参情报部）的委派，前往东北进行对日情报侦察工作。由于伪满洲国成立，日伪加强了对抗日武装的“讨伐”，布劳恩无法开展工作，只好辗转到哈尔滨，在西伯勒尔的联络站住下，一呆就是好几个月。由于布劳恩到东北后工作一直没有进展，上级严厉地批评了他，为此布劳恩在哈尔滨如坐针毡，惶惶不可终日。如今，他听说西伯勒尔要去上海，强烈要求和西伯勒尔同行。西伯勒尔考虑，两个人上路能互相照顾一下，便答应了布劳恩的要求。
两人坐上了开往大连的火车，在傍晚时分到达新京（长春）。第二天，火车继续南驶，到达大连后，两人换乘一艘日本客轮前往上海。
两位送钱的德国共产党员（应该是一位，布劳恩不知道送钱一事）圆满地完成了党组织交给他们的艰巨任务，历尽千辛万苦，终于将钱送到目的地，交给了佐尔格。
西伯勒尔返回了东北，而布劳恩则滞留上海不归。尽管共产国际对布劳恩此举十分不满，但共产国际驻中共代表阿瑟·尤尔特却替布劳恩说了不少好话。不久，布劳恩便正式留在上海。
有了二万美金，方文便遣柳忆遥前去交易。很快柳忆遥把一个三寸长，一寸宽的小纸条交给了方文。上边写了两行外国字，像是俄文，因方文不认识俄文，难辨真假，只好尽快交给了佐尔格。过了两天，佐尔格给了方文一个小包，并对他说：“货是真的。这是货款，望速付对方。”
货款交给对方后，国际进步势力便发起了声势浩大的营救运动。
1932年5月，国民党军事当局迫于种种压力，以江苏省高等法院刑事庭的名义开庭审理牛兰案件。庭审在南京、苏州两地进行了多次，先后几十名中外记者经特许到庭旁听。在法庭上，牛兰夫妇及辩护律师一次次揭露和抗议国民党当局的非法行为，诸如，中国法院审理在华享有领事裁判权的外国人违反中国有关法规；法院不允许被告聘请外籍律师、阻止律师了解案情；嫌疑犯被关押一年超过了中国法律允许的时限；被告被关押的一年中在六所监狱里转换，遭受非人待遇；开庭审理时公诉人拒绝向法庭出示证明被告有罪的物证和人证。当牛兰夫妇以绝食相抗争而处于昏迷状态时，南京“第一模范监狱”监狱长邝宽请来美国医生协助他们强制犯人进食。当法官李勉同意宋庆龄和蔡元培两人具保牛兰夫妇时，司法行政部长罗文干却以“违背法治原则”为由横加阻挠。所有这一切由法国路透社、德国新闻社、上海英文版《中国论坛》、《申报》等中外传媒的连续报道很快传播全球，声援营救牛兰夫妇，谴责国民党法西斯行径的国际性运动也因此达到高潮。爱因斯坦、萧伯纳、罗曼·罗兰、德莱塞、杜威等数百名国际知名人士或联名或单独发出公开呼吁营救牛兰夫妇，抗议国民党当局。中华苏维埃临时政府由瑞金致电国民政府，要求释放牛兰夫妇，并以释放苏区所有帝国主义传教士作为条件。
1932年5月27日，共产国际执委会通过224号文件，决定公开谴责国民党反动派对牛兰夫妇的关押审判。此后《真理报》几乎天天刊登牛兰事件经过和审判过程的报道，文章冠以“工会秘书处于危险之中”、“绝食第九天”、“狱中遗嘱”等醒目标题。一位西方记者写道：国民党军事当局在审判一对外国夫妇的过程中，一分未得，满盘皆输。
1932年7月，宋庆龄发起组织“牛兰营救会”并亲任主席。她亲自到南京找蒋介石、汪精卫、罗文干交涉，数次亲往监狱探望牛兰夫妇，并两次书面具保，要求送牛兰夫妇保外就医。当时数次绝食的牛兰夫妇已不抱生还的希望，唯一担忧的是他们的儿子吉米。虽然当时有几家人表示愿意抚养吉米，但是在牛兰夫妇的心目中，宋庆龄是唯一可以信赖的人，也是知道他们真实身份的人，便请求宋庆龄出面，将吉米送到一个他们共同认识的德国人赫尔兹家中。
1932年8月19日，国民党当局在中外舆论的谴责下，以扰乱治安、触犯“危害民国紧急治罪法”的罪名，判处牛兰夫妇死刑，援引大赦条例，减判无期徒刑。此后若干年，很少有人知道牛兰一家人的下落。
1937年8月27日，日本侵略军炮轰南京时，牛兰夫妇逃出监狱，来到上海躲藏起来，此后近两年的时间里，他们没有身份证明，缺少生活来源，而且按特工人员的纪律不能寻求苏联驻华公开机构的帮助。在宋庆龄的资助和帮助下，他们坚持下来，直到1939年，最终将一封救援信辗转万里送到了共产国际总书记季米特洛夫手中，牛兰夫妇才得以顺利地返回苏联。
牛兰夫妇返回祖国后的命运有各种各样的说法。有人认为牛兰在中国期间与托派有来往，并由此推断牛兰夫妇回苏联后很可能九死一生。事实上，牛兰夫妇后半生的生活是平静的，而且一直没有停止工作。1943年至1948年牛兰曾担任苏联红十字会对外联络部部长，这也是他一生中的最高职务。此后他的工作岗位总是与中文有关，曾在两所大学的汉语教研室搞研究工作，一直到1963年病故。牛兰夫人于1964年病故前则一直从事她喜爱和擅长的语言研究和翻译工作。牛兰夫妇的儿子吉米1936年底回到苏联，在两所国际儿童院里度过了青少年时期，1944年回到莫斯科与父母团聚。
二万美金的政治交易究竟属于什么性质的问题呢？牛兰案件结束了，但这个交易线索却无法割断，结果却导致佐尔格在中国工作的结束。
因为在这次交易背后，无形中留下了佐尔格情报组织和国民党“中统”特务组织藕断丝连的关系，也等于将他们的组织暴露在“中统”的视线之内。种种迹象表明，交易前的种种分析只是一种乐观估计，特务己开始跟踪、寻找他们。
为安全起见，莫斯科中央总部希望情报组织主要人员撤离中国。当时佐尔格坚持要留下来继续工作，直到别尔津来电，告诉他中央对他有另外的安排，他才依依不舍地离开中国。在被召回莫斯科，结束他在中国的工作时，佐尔格曾无限留恋地说：“如果不是为了崇高的事业，我将在中国一直呆下去，我已深深地迷恋上这个国家了。”
佐尔格、方文、柳忆遥、肖炳实同时撤往莫斯科。方文小组只剩下一个陆海防，因他未参加营救牛兰夫妇，也对这项工作毫不知情，故无需撤离上海。
佐尔格情报小组对中国革命给予了很大的帮助。小组所收集的情报大部分通过哈尔滨取道海参崴，或经广州取道香港再转送莫斯科。有好几份情报得到莫斯科总部的高度评价。在短短的三年中，佐尔格和他们的战友们，在中国幅员辽阔的土地上编织了一张庞大的情报网，成员多达数百人，同时向苏联输送了数十名革命青年学习情报技术。
1933年底，佐尔格和克劳恩经海参崴回到了莫斯科，圆满地完成了在中国的情报使命。在中国的三年，对佐尔格本人来说是个经受锻炼的大好时机。离开上海时，佐尔格已是一位精通中国事务的专家、地地道道的中国通了。另外，他和克劳斯、安娜及尾崎秀实等人共同积累了丰富的斗争经验。这些经验对他们以后在日本的工作起了极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