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佐尔格在离开中国之前所做的最后一件重要的事情，就是营救牛兰夫妇。要想了解“牛兰夫妇事件”的来龙去脉，还得从头说起。
1927年4月，北京奉系军阀张作霖派军警搜查苏联大使馆、远东银行和中东铁路办事处，逮捕共产党员李大钊等60多人，劫去大批文件；天津法租界苏联几家商行被搜查；苏联驻上海领署被万国商团包围。4月12日，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反革命政变。这一连串突发事件，使苏共和共产国际都有些摸不着头脑。共产国际联络部、远东局等机构则因在中国的工作不力，负有失察之责而受到严厉的批评。各方检讨之后，决定派遣得力人员来中国了解情况，探讨建立秘密联络站，用新的方式加强与亚洲各国党和中国共产党的联系。牛兰夫妇就是在这种背景下受命来华的。
西方学者认为，牛兰事件之所以扑朔迷离，其主要原因之一是弄不清牛兰夫妇的真实姓名。牛兰有十几个化名，“牛兰”则是他在中国的化名之一，他的真实姓名是亚可夫·马特耶维奇·鲁尼克，1894年出生于乌克兰的一个工人家庭，10岁时便失去父母，独立谋生求学，1914年毕业于基辅的一所商业学校。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因作战勇敢被送入圣彼得堡军事学校学习。1917年2月，在推翻沙皇专制统治的斗争中，牛兰开始了他的革命生涯，成为布尔什维克的一员，曾担任“芬兰团”政治委员，十月革命时率队攻打冬宫。1918年，牛兰被选入捷尔任斯基领导的“契卡”（肃反委员会）。此后先后到乌克兰及欧洲数国执行特殊任务，曾在法国被捕，判处两年有期徒刑。1924年刑满返回苏联，调入共产国际联络部，担任与奥地利、意大利、德国等国共产党联络的秘密信使。1927年共产国际选定牛兰作为派往中国的特使，指示他以私人身份经欧洲赴上海，以商人身份为掩护建立秘密联络站。当年11月，牛兰到达上海，此后一年多的时间中，他来往于上海与欧洲之间疏通联络渠道，在上海租界区内活动，到中国其他城市旅行。到1929年，牛兰开始全面负责中国联络站工作。次年，他的妻子达吉亚娜·玛依先克也带着2岁的儿子吉米来到上海，协助丈夫工作。
牛兰夫妇在华期间，利用其在上海租界区内的各种合法身份，从事共产国际执委会及远东局与中国共产党和亚洲各国党的联络工作：接收中转信件，建立秘密印刷点，租用秘密会议的场所，为赴苏联学习开会的共产党人办理各种必要的手续等。据牛兰的述职报告和其他相关档案资料显示，当时掩护这些活动的主要是上海租界区内的三家贸易公司，其中规模最大、持续时间最长的是“大都会贸易公司”。当时这家公司资金雄厚，在生意圈内口碑颇佳。共产国际通过秘密渠道将援助亚洲各国党的资金汇入该公司。据记载，自1930年8月到1931年6月，援助中国共产党的资金平均每月达二万五千美元，高出其他支部十几倍。
牛兰夫妇是经验丰富的特工，来到上海后，面对异常复杂的环境，牛兰夫妇设法搞到了比利时、瑞士等多国护照，使用数个假姓名，登记了八个信箱，七个电报号，租用十处住所，两个办公室和一家商店，并频繁更换联络地点，尽可能避免与中国共产党联络人员直接接触。
1931年6月15日，牛兰夫妇和他们的儿子及娘姨（保姆）赵杨氏先后被上海公共租界警务处英国巡捕逮捕，罪名是共产党嫌疑。从现有资料看，牛兰夫妇被捕的主要原因是连续发生了两次意外事件。
1931年6月1日，共产国际信使约瑟夫在新加坡被捕，英国警察从约瑟夫携带的文件中发现了一个上海的电报挂号和邮政信箱，便将其通知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警务处。警务处密探寻查监视后发现两处可疑地点，上海四川路235号4室和南京路49号30室，前一处是牛兰夫妇的住处之一，后一处则是“泛太平洋产业同盟秘书处”驻上海的办事机构。当时该同盟是一个公开的工会组织。英国巡捕马上将牛兰夫妇逮捕。从现存审讯笔录中看，牛兰夫妇被捕后并未暴露真实身份，他们拒绝回答警方的讯问，指定德籍律师费舍尔博士出面交涉。警方最初试图从嫌疑犯所持的护照入手，查清牛兰夫妇的来历，但当时上海外籍人士中持有几国护照和不同姓名的外国人并不罕见，甚至有“我们的面孔就是护照，就是身份”的说法。警方又企图从牛兰一家人所操语言上打开缺口，证实嫌疑犯是苏联人，但当时年仅4岁的吉米只会说德语。
令警方始料未及的是，他们秘密逮捕牛兰夫妇的举动引发了一次次抗议。已被释放的保姆赵杨氏通过律师两次发表公开声明，她在牛兰家中一直受到尊重，并表示愿意将小吉米从狱中接出来抚养，等待牛兰夫妇无罪释放；法国工会联盟从巴黎发来电报，抗议警方逮捕工会秘书牛兰夫妇；国际反帝同盟主席明岑贝尔格发起“保卫无罪的工会秘书”运动。上海公共租界警务处的官员私下对律师威廉姆斯说：这个案子很棘手，若查无实据，只好放人。然而，8月10日，牛兰一家人突然被移交给国民党军事当局。
国民党强烈要求“引渡”牛兰夫妇源于另一突发事件——中共特科负责人之一顾顺章的叛变。早在1931年初，共产国际派遣两名军事人员转经上海进入中央苏区做军事顾问，在上海由牛兰将两人装扮成传教士。中国共产党方面则由顾顺章安排两人潜入瑞金。但此举未能成功，两人返回上海后牛兰迅速将他们送上外轮离境。4月26日顾顺章在汉口被捕叛变，供出共产国际在上海有一个“洋人俱乐部”（指联络站），其负责人是德国人，绰号“牛轧糖”（Nougat）。同年6月上旬，牛兰获悉中共特科负责人变节的消息，马上通知联络站的三名苏联工作人员，携带机密文件以最快的速度撤离上海，而牛兰则利用自己的合法身份留在上海静观事态发展。当国民党特务机关得知牛兰夫妇被捕后其国籍得不到确认，认定牛兰就是顾顺章所说的“中国联络站”负责人，遂要求“引渡”牛兰一家，以求一举破获中国共产党上层机关，切断其国际联络渠道。8月14日，大批全副武装的宪兵押解牛兰一家从上海前往南京，牛兰夫妇此时意识到，他们很可能从此踏上了一条不归之路。
从1931年9月开始，营救牛兰夫妇的活动逐渐发展成为一场世界性的运动。国际红色救济会率先发动强大的舆论攻势。当时该组织是一个非党性的国际救援组织，在77个国家和地区拥有1300万会员，以十几种文字定期不定期地出版散发几十种报刊杂志和救援公告。国际三八妇女节的倡导人蔡特金曾出任该组织的主席。在国际红色救济会的组织下，一份份声援牛兰夫妇的呼吁书传到各地，一封封抗议信电发给南京国民党军事当局。但是此后近十个月内，南京政府采取沉默态度，始终未作公开答复。有消息说牛兰夫妇已被证实是苏联间谍，也有消息说牛兰夫妇已被秘密处决。共产国际综合各种情报后认为：牛兰夫妇并未暴露真实身份，仍被关押在南京某监狱中。
1932年元旦刚过，佐尔格在自己的寓所中，将方文、史沫特莱等人召集在一起，研究援救牛兰夫妇的办法。
佐尔格先介绍了一下目前掌握的情况：“牛兰夫妇被捕后，在南京路49号公寓的房间（秘密联络点）里查出三个铁箱子，箱中存有共产国际远东局和泛太平洋职工书记处上海支会的档案文件。这些文件，使上海外国租界当局第一次获得有关共产国际在远东的活动情况。他们被捕原因是由于叛徒顾顺章的出卖。为此，共产国际准备发动全世界范围的抗议运动，抗议蒋介石政府任意侵犯人权。”
史沫特莱当即表示，她要动员世界上有影响的著名人士，如高尔基、罗曼·罗兰、宋庆龄、鲁迅等发宣言、提抗议。
随后，佐尔格又进一步分析道：“蒋介石接到抗议后，肯定会狡辩说，牛兰夫妇是在上海外国租界被捕的，国民政府对此案一无所知。因此，确切查找牛兰夫妇的关押地，成了我们情报系统的重要任务。只有掌握了牛兰夫妇被引渡到南京的确凿证据，国际进步力量才有和国民政府交涉、斗争的有力武器。我们的秘密侦察工作，就是这次国际斗争的前奏曲。只有前奏曲作得出色，才能引出主题歌。一句话，没有我们的秘密侦察，这次国际反蒋斗争就不能发动。前一段是秘密斗争，后一段是公开斗争。”
最后大家商定，由史沫特莱负责抗议斗争的准备工作，由方文负责侦查牛兰夫妇的下落。
第二天，方文找到了柳忆遥。国民党特务系统当时操纵在CC派，确切的说是陈立夫管辖的中统手里，而柳忆遥是浙江人，因工作关系与许多浙江派的国民党高官很熟，方文希望他能从这些人身上找出线索。
柳忆遥欣然接受了这项新任务。他笑着表示：“国民党特务势力都在咱浙江人手里，这种关系不难找到，你等我的信吧。”
两天以后，柳忆遥便来告诉方文，他有一个可靠的亲戚，认识CC派的张冲。
方文得到这消息如获至宝，因为张冲是国民党中央组织部调查科总干事，是中统的主要负责人之一。经过进一步打探，证实张冲不仅知道牛兰夫妇被押在南京，而且此案正好由张冲主管。
佐尔格听取了方文的汇报后，一方面肯定了他们的工作成绩，同时指出，“只满足于这点信息还不够。因为国际进步势力不能只凭情报小组的口头情报去声讨蒋介石。最好能有一些确凿的文字材料，比如让牛兰亲笔写一个字条，才能证明牛兰确实在南京。有了这个强有力的证据，国际进步势力才能进一步开展反蒋的抗议活动。”
方文认为佐尔格的要求过高，要冒巨大的危险。中统大特务如此做，不啻于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