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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阿敏90年代初大陆天后毛阿敏，1963年生于上海。中学时代的毛阿敏曾在上海音乐学院学习了三年美声唱法，1985年考入南京军区前线歌舞团。1986年，她在第三届全国通俗歌曲电视大赛中夺得第三名，随后认识谷建芬并成为她的得意门生。1987年，她在南斯拉夫举行的第四届贝尔格莱德国际音乐节流行歌曲大赛上，以一曲《绿叶对根的情意》获得第三名，为中国流行歌坛走向世界突破零的记录。1988年，她参加春节晚会，以《思念》一举成名，成为当时中国歌坛的第一天后。1992年年底，她加盟海外唱片公司，跻身国际级歌手之列，1995年淡出歌坛至今。
毛阿敏是中国歌坛最有争议的一个人物。她是第一个被传出绯闻的歌星，第一个签约海外公司的内地知名歌手，当年官司最多的歌星，第一个从“晚会歌手”转型为“商业歌手”的知名歌手。虽然如今她已退隐多年，但她代表了中国流行歌坛竞争时代的开始，其在当代中国流行音乐史的地位无可代替。
崔健朝鲜族的崔健1960年生，14岁时跟父亲学习吹号，21岁进入北京交响乐团担任专业号手，1981年开始投入通俗音乐的创作与演出。1986年，他在北京发起和组建了小型摇滚乐队——ＡＤ，创作中国第一支摇滚乐《一无所有》。随后，在摇滚发展环境不佳的情况下，崔健艰难地坚持演出和创作，以大时代为背景用摇滚的沉重和节奏抚慰了一代人的心灵。崔健1992年创建了自己的“东西文化公司”，出版了5张专辑，曾赴世界各地演出，被誉为“中国摇滚之父”。
崔健开创了中国摇滚乐的先河。在人们尚不知何为摇滚时，崔健挽着高低不平的裤筒，穿着昔日最时尚，时下不合时宜的松松垮垮的黄军装，脖子上吊着一把吉他吼出了中国摇滚乐的第一声。他用狂呼和破喊的方式粗糙而真实地体现了生命的状态，他的精神反叛和愤世嫉俗俘获了80年代躁动的人们，中国摇滚时代从此开始。
罗大佑罗大佑，被称为“台湾流行歌坛的灵魂”，1954年生于台湾，6岁起开始学琴。上大学时，罗大佑更热心于台湾校园歌曲的创作，像《童年》等歌便创作于这一阶段。
1982年，罗大佑出版了《之乎者也》、《未来的主人翁》、《家》、《青春舞曲》、《爱人同志》等专辑，并多次举办个唱。罗大佑创作的歌曲风格多样，但大体还是分为校园民歌、民谣摇滚和都市情歌等。1984年，他离开台湾前往美国。1987年1月3日，他荣获美国林肯艺术中心颁发的“亚洲杰出艺人奖”。
70年代末、80年代初的台湾社会后工业文化正在努力建设，人们对于物质的追求和人情的麻木令罗大佑痛心疾首。在1982年推出的《之乎者也》中的《鹿港小镇》便折射出两种文明和文化（小镇的质朴和大都市的繁华）的对立。这个时代城市的发达与纯朴的乡村文明的没落令他痛苦，才大吼出了“台北不是我的家，我的家乡没有霓虹灯”和《一样的月光》中的“是我们改变了世界，还是世界改变了我们？”虽然早期罗大佑的歌充满了棱角，但他的浪漫爱情歌曲也广为流行，如《穿过你的黑发我的手》、《你的样子》、《恋曲1990》、《是否》等等；但却比一般情歌更多了探讨有关爱与生命的本质的东西，被人称为“右手批判现实，左手歌唱爱情”。
谭咏麟
他们影响了一代歌坛（2）
谭咏麟可谓是香港歌坛的缩影，1952年生于香港。他活跃于香港歌坛20多年，曾获得200多个奖项，开了近百场个人演唱会，其影响力遍及亚洲各地，是华人歌坛的一棵常青树。他在中学期间便参加校合唱团，1972年与钟镇涛、彭健新、陈友等人组成了“温拿五虎乐队”，两年后出版首张合辑《爱情阳光》，大受好评。1979年，谭咏麟单飞发展，签约宝丽金唱片，第一张专辑《反斗星》使他成为最受欢迎的香港男歌手，特别是1984年他推出的《爱在深秋》、《爱的根源》及《雾之恋》更奠定了他在香港歌坛牢不可破的首席地位。1988年，谭咏麟宣布不再领奖。
谭咏麟算得上是二战后香港自己培养的第一代歌星。开始于60年代的香港歌坛当时最为流行的是上海30年代的时代小曲、“粤剧”及美国的流行歌。当时，香港青年十分推崇美国，学着外文歌拼命地唱、拼命地跳。谭咏麟等人成立温拿乐队时，他们便以唱英文歌为主，吸引了众多年轻人。3年之后，他们发现香港有80％以上的人讲广东话，为了令乐队更受欢迎，温拿开始自己创作广东歌曲，而当时香港电视连续剧也广播广东歌，一时间广东歌大为流行。谭咏麟在歌坛20多年，经历了乐坛的改朝换代，却始终站立潮头。究其原因：一是他的歌艺高超，其演唱的独特魅力广受歌迷喜爱；二是他代表了香港人奋斗建设香港的历程，与香港人一同成长；另外，受到唱片公司和电视台的力捧也是他魅力不衰的原因。
第五章从黑白到彩色
小人书：《高老庄》 小人书《桃园三结义》 小人书：《鸡毛信》 小人书：《岳云》 小人书：《红娘子》 小人书：《儿童团长》 半导体收音机，北方方言称为“话匣子”，曾经是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人的“宠物”，也是我们这些孩子小时候主要的娱乐玩具，而80年代以后出生的孩子知道“话匣子”就越来越少了。
从“话匣子”说起
半导体收音机，北方方言称为“话匣子”，曾经是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人的“宠物”，也是我们这些孩子小时候主要的娱乐玩具，而80年代以后出生的孩子知道“话匣子”就越来越少了。
虽然，“话匣子”并未消亡，但是从当初诺大的匣子发展到今天手指头大小，从电子管到晶体管，再到数字控制；从台式到便携式，再到袖珍式，几经脱胎换骨，现在早已面目全非。
那个物质贫乏的年代，收音机是最理想的消费品，买一台电视机大小的收音机放在家里也会增加不少气派，家里有一台收音机也常常令孩子们高兴不已。
在电视机出现并普及之前，它肩负着丰富娱乐生活，带来国际时事信息的重大使命，除了国际、国内的重要时事消息从广播系统传播外，百姓的文化消遣，最重要的方式之一就是听“话匣子”。那么一个方匣子里装了数不尽的乐趣：评书、广播剧、相声、音乐、戏曲……天真一点的孩子有的竟想把“话匣子”的后盖打开，看看里面究竟藏了多少小人儿。
在那个迷恋声音艺术的年代，人们迷恋评书的程度绝不会亚于今天年轻人们所热衷的“日、韩剧”，刘兰芳的《岳飞传》《赵匡胤演义》《刘金定大战南唐》《杨家将》《小将岳云》、袁阔成的《三国演义》《封神榜》《水浒》《西楚霸王》、单田芳的《包公案》《隋唐演义》《白眉大侠》、田连元的《杨家将》《施公案》《包公案》《水浒传》《小八义》《镜花缘》让人们听得如痴如醉，不仅大人们迷恋，孩子们也是百听不厌。小时候，我每天中午放学都会匆匆赶回家去听前天晚上的评书重播。我清清楚楚地记得，有一次听袁阔成的《三国演义》，说到吕布为给刘备和袁术解和，辕门射戟那段书，刚说到吕布拉着袁术的大将来到辕门外，然后就“且听下回分解”了，到说下一回的时候，大概是正好有事没有听，所以第二天一上午火急火燎地等下课，好回去听书。好容易盼到中午放学，走进我家后门，一户邻居的收音机里袁阔成在说“弓弦响处，这支箭就飞出去了……”我的心一下子放进了肚子里，步子也再也迈不开了，于是乖乖地站在那里一直听到结束才回家。
除了听评书，话匣子里的“小喇叭”和孙敬修爷爷讲故事也陪伴着我们度过了充实而快乐的童年，每当听到收音机里传出“哒嘀哒、哒嘀哒”的乐曲和稚气的声音：“小喇叭开始广播啦”，我们就急急忙忙地坐下来听孙敬修爷爷和曹灿叔叔又带来了什么好听的故事。每到星期天晚上还要留心听小叮当主持的信箱节目，想知道全国各地的小朋友都给小喇叭提出了什么问题。现在，我还清楚地记得小叮当是这样唱的：“我是小木偶，名字就叫小叮当！我是小叮当，工作特别忙，小朋友来信我全管，我给小喇叭开信箱”
当初享受“话匣子”的时光是如此美妙和短暂。如今，中午时分走到街上，偶尔也可以飘过来一声单田芳的念白或是刘兰芳一串“叮玲玲咔嚓嚓”的象声词渲染，但那往往是从出租车里传出来的。每天中午忠实地把收音机调到评书频道的听众，大概只剩下出租车司机们了。坐在出租车里的乘客，这时往往也会跟着听上一两段，偶尔回忆一下曾经的“话匣子”时光，不过，80年代那种一到评书联播的时候，万人空巷的盛况是再也不会出现了。
12英寸的黑白电视机
（冬子）
小时候，一两百户人家的村里仅有两三台电视机，那时是12英寸的，黑白的，梅花牌，却金贵的不得了，而且经常停电。于是，有电的晚上，好看的电视总是撩得我们坐卧不安，少不得邀几个小伙伴从村东头跑到村西头去看。那时冬天比较冷，夜来得早，七点的时候已是黑遍了，有电视机的人家还在关着门细嚼慢咽地吃晚饭，我们只好隔着门缝偷偷地往里瞧，像作贼似的，倘若那人吃完了饭仍不开电视机，我们就急得直跺脚，生怕错过了好节目。这时已又有许多老老少少电视迷来了。主人终于郑重其事地打开了电视，我们立刻蜂拥而入，自己便抢起椅子来，没有椅子的就只好席地而坐，两只眼睛睁得像铜铃，那时电视剧多是港台片，有时是日本的，如《八仙过海》《阿信》，广告也没现在的多，至少中间不会忽然插进一段广告，可我们也连广告看得津津有味，主人舍不得用电，总是电视剧一完，便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