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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年代人记忆典藏 作者：水淼
第一章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鲜艳的红领巾 儿时的记忆 嬉戏在大自然中 70年代后期的学校已经慢慢由60年代的土坯房逐渐改成砖瓦房，条件参差不齐：有的教室雨天漏雨，晴天太阳直晒，操场周围杂草丛生；有的地方已修起了二层的教学楼，前面是操场，后面是白杨，这只是城乡差别罢了。
宽敞明亮的教室
我们的作文中，常用“宽敞明亮”、“书声朗朗”来形容自己的教室。
教室所谓的“宽敞明亮”实际上是相对的。70年代后期的学校已经慢慢由60年代的土坯房逐渐改成砖瓦房，条件参差不齐：有的教室雨天漏雨，晴天太阳直晒，操场周围杂草丛生；有的地方已修起了二层的教学楼，前面是操场，后面是白杨，这只是城乡差别罢了。
教室很简单，一块黑板和几张桌椅就构成了一间教室。条件差的学校，教室内的黑板不一定贴在墙上，有可能是一块刷上黑漆的大木板，可以移动，黑板不够的时候便于移动到其他教室使用。所有的教室，黑板上方无一例外都是红纸黑字的毛主席语录：“好好学习，天天向上”；黑板前方是一张被称为讲台的课桌，上面放着粉笔和黑板擦或者抹布。
讲台下面是四五十张课桌，木质的双人课桌大约一米多长，长桌连着长凳，没有抽屉，下面一块横木用于放书包，而同学们习惯把长长的书包带子挂在课桌两旁，横木上放课堂备用的书本。因为课桌和长凳是固定在一起的，它们有着固定的距离，所以小个儿同学总是够不着，于是就把膝盖弯起来靠在胸前的桌背上，背靠着后面的课桌，仰视讲台上的老师和黑板，感觉也不错，就像长大以后坐在安乐椅上一样，能舒展背部胫骨，但这种姿势常被老师打回去，理由是这种坐姿吊儿郎当。公用的课桌当然会引起领土侵犯时的纠纷，“三八”停火线就应运而生了。上课时过界不说，午休时，睡桌面还是凳面也是同桌们争论的焦点问题，窄窄的凳面上常发生摔落事件，所以桌面成了争夺对象，实在协商不了就只好各自在自己的领土内趴着睡。到五六年级，开始自备课桌上学，像个小箱子似的课桌与凳子分开了，有了自己的小空间，还可以锁住自己的小秘密，这似乎也是长大的标志。
一间教室有两块黑板，前面的用于上课，后面的用于黑板报，后面的黑板上方没有“好好学习，天天向上”的标志，就像穿的T恤衫，前后的区别在于前面的图案，知道了前后也就不会穿反了，教室就是这么简单，正着坐反着坐都行。
教室里没有暖气，冬天，常冻得同学们小脸通红，有的同学戴怀炉，有的同学带着装了热水的点滴瓶子，不到中午就冷了，所以脸和四肢被冻得大红大紫并不奇怪。这种情况下，同学们只好用洪亮的读书声来驱赶寒冷。早读时间，通常都是“书声朗朗”，只要有一个同学高声朗读，马上就会有很多高音喇叭接上茬，分不清是读书还是唱书。下课后，同学们就在教室后面，窄窄的走廊中，死命地跳皮筋，踢毽子，跺脚……等到下堂课开始，教室内已经是乌烟瘴气了。
千篇一律的书包
书包，只是一种放书的工具。有的孩子用母亲自己缝制的布袋子，而大多数孩子用的是斜挎式的军用书包，这种书包几乎是千篇一律的：军绿色、帆布、小五角星。从书包上看没有贫富之分，只有新旧之别，如果有雷锋叔叔“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又三年”的节俭精神，一个书包可以陪伴孩子过完小学生活。经常跟书包一起交叉背在双肩上的还有军用水壶，都是父辈们留下来的，跟书包一样的颜色，钢质，很耐用。
这种书包不大，里面隔成两层，一层放书，一层放笔，所有的课本也不过是一年级的数学、语文到五六年级时又会增加的自然、美术、地理和历史，装上课本和铁质的小文具盒，从来不感到沉重。书包虽然不重，但很脏，里面除了脏兮兮的课本外，更多的是自制的玩具，灰蒙蒙的石头子、鸡毛毽子、弹弓、铁丝枪，五花八门。有时候看到自己喜欢的糖果纸，直接就从垃圾堆中将其转移到自己的书包里，家长在清理书包的时候常常会抖出一地鸡毛或者一层黄土来。
千篇一律的书包放在一起，很难辨别出哪个是自己的。淳朴的年代，书包是朴素的。后来出现了双肩背的书包，让孩子们的双肩得到平衡的发展，书包的颜色、图案越来越丰富，可是里面的书却越来越多，它也变得越来越沉了。
童年的书包里装的不只是严肃的教科书，更多的是儿时的乐趣和梦想。
放学后挎着书包蹦蹦跳跳走在回家的路上，是那么快乐；把书包随便扔在路边的草地上，拿出毽子跟几个好朋友游戏，那份轻松的心境，多年后也只能在梦中体会到了。
“秋天到了，一群大雁往南飞……”
“秋天到了，天气凉了，一群大雁往南飞……”
开学第一天领课本是最开心、最积极的事情。
课本领回来，马上写下自己的大名，然后撕几页挂历包上漂亮的书皮，坚信会一直好好爱惜它们。等开学上了课才发现自己的想法是多么幼稚。没过几天，书皮上就沾满了油盐酱醋、泥巴尘土。羽毛球爱好者再也控制不住自己对羽毛球的喜爱，顺手拿着课本代球拍，用鸡毛毽子代羽毛球跟伙伴们比赛，发展了体育运动，书本却遭殃了；绘画爱好者更不会放过一丝练手的机会，书中的插图人物被他们修改得面目全非：男人戴上了眼镜，长满了胡子，女人穿上了裙子，长长了睫毛。这种改头换面的技术培养了他们对美术的爱好，激发了他们的想像思维，也算是课本对同学们附带的另一个作用吧！
语文课本给人的印象最深，二十多年后，很多人都能如数家珍地背出当年难记的课文来，谁会想到当年老师罚抄的作用会在多年后才显示出来呢。
“古时候有个人叫司马光。他小时候，有一回跟几个小朋友在花园里玩。有个小朋友不小心，掉到大水缸里了。别的小朋友都慌了，叫着喊着，有的跑去找大人。司马光没有慌。他举起一块石头，使劲砸那口缸，几下子就砸破了。缸里的水流出来了，掉在缸里的小朋友得救了。”一篇课文，一旦记住了，就难以忘怀，还记得很多同学把“司马光砸缸”念成“司马光砸光”后被老师罚抄的情景。我们学过的第一首唐诗《咏鹅》：“鹅鹅鹅，曲项向天歌，白毛浮绿水，红掌拨清波”，到老也不会忘记：“秋天到了，天气凉了，一群大雁往南飞。一会儿排成个‘一’字，一会儿排成个‘人’字……”“滴答，滴答，下雨啦，下雨啦。麦苗说：”下吧，下吧，我要长大。‘桃树说：“下吧，下吧，我要开花。’……”“春风吹，春风吹，吹绿了柳树，吹红了桃花，吹来了燕子，吹醒了青蛙……”“小河流过我门前，小河摇头不答应，急急忙忙去浇田……”“夜很深了，周总理还在灯下紧张地工作。突然一阵雷声，下起大雨来了……”想起这些曾经熟悉的课文，就想起了课堂上因背不出课文，被老师罚站在墙角，课后趴在窗台上抄写生词课文的情景……
现在想起这些课文，微微一笑。它们哪里是课文，是一种岁月，一种心境，一种记载。
老师是辛勤的园丁
学校不大，科目不多，学校分配给班级的老师有限，一个老师往往有多重身份，语文老师兼任音乐课老师，数学老师解决体育课问题，而劳动课老师通常是高年级的自然课老师或者地理课老师。有时候可能一天面对的都是同一个老师，用现在的话来说，偶尔我们也有审美疲劳；但这可高兴了这些老师们，一教室的孩子，一天的课程，完全自己支配。有多少节音乐课因为风琴“坏”了而变成语文课，又有多少节体育课因为下雨天操场“湿润”而变成数学课，这谁也记不清。要是遇到同一个科目两节课连上就更惨了，因为这为老师们的拖堂提供了有利时机。
老师是辛勤的园丁，他们用一切时机来灌溉祖国的花朵。
不合时机的灌溉让花朵们很不高兴，上课拖堂是老师们的爱好，就像资本家剥削劳动人民的剩余价值一样，宝贵的课间时间就这样奉献出来了。
小学六年级的时候，数学老师是个老头儿，也是最嗦的一个。每当离下课铃声还有几分钟的时候，他便拿起了讲义，开始唾液四溅地继续在黑板上讲解应用题了，他从来不用看表，却能正确地计算出下课前三分钟，然后及时在黑板上写下一道应用题。成绩好的前排“花朵”安安静静地吸收园丁浇灌的水分；后排的“花朵”却被这额外的水分冲击得摇头晃脑了，有的同学故意咳嗽，有的同学故意掀开课桌发出响声，有的同学故意举手报告老师要上厕所……他这时才“恍然大悟”似的自言自语，原来已经下课了。在离开教室时他还会恋恋不舍地告诫我们，“……世界是你们的，也是我们的，但归根结底是你们的，你们青年人朝气蓬勃，就像早上八九点钟的太阳，希望寄托在你们身上。”言下之意，多学点知识不为过。换来台下一阵唏嘘。
如今，我们已经走上工作岗位，不再需要乖乖地等待讲台上的老师宣布下课了，也不再担心老师拖堂的问题。奇怪的是，经常想起那时的数学老师，想起课间休息时他依然讲解题目的样子，想起他临走时还不忘的谆谆教导……
向雷锋同志学习
光荣，是个口号性质的词，对孩子们来说，奖状和用红纸剪成的大红花，不仅是老师“神权”的象征，也是光荣的象征。我们对它们的热爱无异于60年代人对毛主席像章的热爱。
在精神生活重于物质生活的年代，大红花和奖状能填满孩子们所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