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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过去，”温斯顿说。
“过去更重要。”奥勃良神情严肃地表示同意。他们喝干了酒，裘莉亚就站了起来要走。奥勃良从柜子顶上的一只小盒子里取出一片白色的药片，叫她衔在舌上。他说，出去千万不要给人闻出酒味：电梯服务员很注意别人的动静。她走后一关上门，他就似乎忘掉她的存在了。他又来回走了一两步，然后停了下来。
“有些细节问题要解决，”他说。“我想你大概有个藏身的地方吧？”
温斯顿介绍了却林顿先生铺子楼上的那间屋子。
“目前这可以凑合。以后我们再给你安排别的地方。藏身的地方必须经常更换。同时我会把那书送一本给你——”温斯顿注意到，甚至奥勃良在提到这本书的时候，也似乎是用着重的口气说的——“你知道，是果尔德施坦因的书，尽快给你。不过我可能要过好几天才能弄到一本。你可以想象，现有的书不多。思想警察到处搜查销毁，使你来不及出版。不过这没有什么关系。这本书是销毁不了的。即使最后一本也给抄走了，我们也能几乎逐字逐句地再印行。你上班去的时候带不带公文包？”他又问。
“一般是带的。”
“什么样子？”
“黑色，很旧。有两条搭扣带。”
“黑色，很旧，两条搭扣带——好吧。不久有一天——
我不能说定哪一天——你早上的工作中会有一个通知印错了一个字，你得要求重发。第二天你上班时别带公文包。那天路上有人会拍拍你的肩膀说，‘同志，你把公文包丢了’。他给你的公文包中就有一本果尔德施坦因的书。你得在十四天内归还。”
他们沉默不语一会。
“还有几分钟你就须要走了，”奥勃良说，“我们以后再见——要是有机会再见的话——”温斯顿抬头看他。“在没有黑暗的地方？”他迟疑地问。
奥勃良点点头，并没有表示惊异。“在没有黑暗的地方，”他说，好象他知道这句话指的是什么。“同时，你在走以前还有什么话要想说吗？什么信？什么问题？”
温斯顿想了一想他似乎没有什么问题再要问了；他更没有想说些一般好听的话。他心中想到的，不是同奥勃良或兄弟会直接有关的事情，却是他母亲临死前几天的那间黑暗的卧室、却林顿先生铺子楼上的小屋子、玻璃镇纸、花梨木镜框中那幅蚀刻钢版画这一切混合起来的图像。他几乎随口说：
“你以前听到过一首老歌谣吗，开头一句是‘圣克利门特教堂的钟声说，橘子和柠檬？’”奥勃良又点一点头。他带着一本正经、彬彬有礼的样子，唱完了这四句歌词：
“圣克利门特教堂的钟声说，橘子和柠檬，圣马丁教堂的钟声说，你欠我三个铜板，老巴莱教堂的钟声说，你什么时候归还？
肖尔迪区教堂的钟声说，等我发了财。”
“你知道最后一句歌词！”温斯顿说。
“是的，我知道最后一句歌词。我想现在你得走了。不过等一等。你最好也衔一片药。”
温斯顿站起来时，奥勃良伸出了手。他紧紧一握，把温斯顿手掌的骨头几乎都要捏碎了。温斯顿走到门口回过头来，但是奥勃良似乎已经开始把他忘掉了。他把手放在电幕开关上等他走。温斯顿可以看到他身后写字桌上绿灯罩的台灯、听写器、堆满了文件的铁丝框。这件事情已经结束了。
他心里想，在六十秒钟之内，奥勃良就已回去做他为党做的、暂时中断的重要工作。
第9节
温斯顿累得人都冻胶了。“冻胶”，是个很确切的字眼。
它是自动在他脑海中出现的。他的身体不但象冻胶那么软，而且象冻胶那么半透明。他觉得要是举起手来，他就可以看透另一面的光。大量的工作把他全身的血液和淋巴液都挤干了，只剩下神经、骨骼、皮肤所组成的脆弱架子。所有的知觉都很敏感。穿上制服，肩膀感到重压；走在路上，脚底感到酸痛；甚至手掌的一张一合也造成关节咯咯的响。
他在五天之内工作了九十多个小时。部里的人都是如此。现在工作已经结束，到明天早上以前，他几乎无事可做，任何党的工作都没有。他可以在那个秘密的幽会地方呆六个小时，然后回自己家中的床上睡九个小时。在下午温煦的阳光照沐下，他沿着一条肮脏的街道，朝着却林顿先生的铺子慢慢地走去，一边留神注意着有没有巡逻队，一边又毫无理由地认为这天下午不会有人来打扰他。他的公文包沉甸甸的，每走一步就碰一下他的膝盖，使他的大腿的皮肤感到上下一阵发麻。公文包里放着那本书，他到手已有六天了，可是还没有打开来过，甚至连看一眼也没有看过。
仇恨周已进行了六天，在这六天里，天天是游行，演讲、呼喊、歌唱、旗帜、标语、电影、蜡像、敲鼓、吹号、齐步前进、坦克咯咯、飞机轰鸣、炮声隆隆。在这六天里，群众的情绪激动得到了最高峰。大家对欧亚国的仇恨沸腾得到了发狂的程度，要是在那最后一天要公开绞死的二千名欧亚国战俘落入群众之手的话，他们毫无疑问地会被撕成粉碎。就在这个时候忽然宣布，大洋国并没有在同欧亚国作战。大洋国是在同东亚国作战。欧亚国是个盟国。
当然，没有人承认发生过什么变化。只不过是极其突然地，一下子到处都让人知道了：敌人是东亚国，不是欧亚国。
温斯顿当时正在伦敦的一个市中心广场参加示威。时间是在夜里，人们的苍白的脸和鲜红的旗帜都沐浴在强烈的泛光灯灯光里。广场里挤满了好几千人，其中有一批大约一千名学童，穿着少年侦察队的制服，集中在一起。在用红布装饰的台上，一个核心党的党员在发表演讲，他是个瘦小的人，胳臂却长得出奇，与身材不合比例，光秃的大脑袋上只有少数几绺头发。他是个象神话中的小妖精式人物，满腔仇恨，一手抓着话筒，一手张牙舞爪地在头顶上挥舞，这只手长在瘦瘦的胳臂上，显得特别粗大。他的讲话声音从扩大器中传出来，特别洪亮刺耳，没完没了地列举一些暴行、屠杀、驱逐、抢劫、强奸、虐待俘虏、轰炸平民、撒谎宣传、无端侵略、撕毁条约的罪状。听了以后无法不相信他，也无法不感到愤怒。隔几分钟，群众的情绪就激愤起来，讲话人的声音就被淹没在好几千人不可控制地提高嗓门喊出来的野兽般咆哮之中。最野蛮的喊叫声来自那些学童。那人大约已经讲了有二十分钟的时候，有一个通讯员急急忙忙地走上了讲台，把一张纸递到讲话人的手里。他打开那张纸，一边继续讲话，一边看了那张纸。他的声音和态度都一点也没有变，他讲话的内容也一点没有变，但是突然之间，名字却变了。不需要说什么话，群众都明白了，好象一阵浪潮翻过去似的。大洋国是在同东亚国打仗！接着就发生了一场大混乱。广场上挂的旗帜、招贴都错了！其中一半所画的脸就不对。这是破坏！这是果尔德施坦因的特务搞的！于是大家乱哄哄地把招贴从墙上揭下来，把旗帜撕得粉碎，踩在脚下。少年侦察队的表现特别精采，他们爬上了屋顶，把挂在烟囱上的横幅剪断。不过在两三分钟之内，这一切就都结束了。讲话的人仍抓着话筒，向前耸着肩膀，另外一只手在头上挥舞，继续讲话。再过一分钟，群众中又爆发出一阵愤怒的吼声。仇恨继续进行，一如既往，只是已换了对象。
温斯顿后来回顾起来感到印象深刻的是，那个讲话的人居然是在一句话讲到一半的时候转换对象的，不仅没有停顿一下，甚至连句子结构都没有打乱。不过当时有另外的事情分了他的心。那是发生在揭招贴的混乱的时候，有一个人连长得怎么样他也没有瞧清，拍拍他的肩膀说，“对不起，你大概把你的公文包丢了。”他二话不说，心不在焉地把公文包接了过来。他知道要过好几天才有机会看公文包里的东西。
示威一结束，他就回到真理部里，尽管已经快二十三点了。
部里的全体工作人员也都已回来。电幕上已经发出指示，要他们回到工作岗位，不过完全没有必要发这指示。
大洋国在同东亚国作战：大洋国一向是在同东亚国作战。五年来的政治文籍现在有一大部分完全要作废了。各种各样的报告、记录、报纸、书籍、小册子、电影、录音带、照片——这一切都得以闪电速度加以改正。虽然没有发出明确指示，不过大家都知道，纪录司的首长要在一个星期之内做到任何地方都没有留下曾经提到与欧亚国打过仗，同东亚国结过盟的材料。工作吓人，尤其是因为这件事不能明说。
纪录司人人都一天工作十八小时，分两次睡觉，一次睡三小时。地下室里搬来了床垫，在走廊里到处都铺开了。吃饭由食堂服务员用小车推来，吃的是夹肉面包和胜利牌咖啡。温斯顿每次停下工作去睡一小时，总尽量把桌面上的工作处理干净，但每次他睡眼惺忪、腰酸背痛地回来时，桌上又是文件山积，几乎把听写器也掩没了，还掉落在地上，因此第一件事就是把它们好歹整理一下，好腾出地方来工作。最糟糕的是，这项工作一点也不是纯粹机械性的。尽管在大多数的情况下，这不过是更换一下名字，但是一些详细的报导就需要你十分仔细，需要你发挥想象力。为了要把战争从世界上的这一地区挪到另外一个地区，你所需要的地理知识也很惊人。
到第三天，他的眼睛痛得无法忍受，每隔几分钟就需要把眼镜擦一擦。这好象是在努力完成一顷繁重的体力工作，你有权利拒绝不干，但又急于想完成，这种心情甚至是有点神经质的。如果他有时间来记的话，对于他在听写器上说的每一句话，他的墨水铅笔的每一笔勾划都是蓄意说谎这一点，他并不感到不安。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