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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人皆惊讶，我心自安详。
带镣长街行，志气愈轩昂。
拚作阶下囚，工农齐解放。
突围时，《红色中华》报社、工农剧社与赣南省机关的队伍一起，被敌
隔断突围出路，绝大多数被俘或牺牲。
韩进回忆：
中央分局召开第二次会议后，陈潭秋同志就通知我突围到上海去找党，
同时安排突围的还有赵品三同志。我和品三同志安排在赣南军区。
我们到了赣南军区，突围时被编在林华支队。是蔡会文司令员将我们编
入这个支队去的。林华是支队司令员，支队下面有好几个连队。我和赵品三
同志都化装成红军战士，因为没有枪，手拿一支梭标。除林华知道我们的职
务姓名外，别人都不知道。我们从于都南部的山区出发，在安远信丰交界地
区被广东军队打散，我和品三及石联星等都被敌俘虏。敌人要我们交枪，我
们就把梭标丢给了他们。敌人还从我身上搜走了那一百元票子，把我的一双
较好的鞋也拿走了。
我和品三被俘后，押到信丰县城，由于没有暴露身份，所以后来也被当
作普通俘虏给放了。我们离开信丰经吉安、九江，辗转到
上海找组织，但未接上关系。
支队司令员林华，后来也在战斗中牺牲。抗战时，韩进在山西遇见陈毅，
并汇报了林华的情况。陈毅说：“林华是个好同志。”
随这一路突围被俘的还有王贤远，他这样回忆道：
我当时任中央苦力运输工会委员长，原先准备参加长征。后来，组织认
为我是赣州人，便于在当地工作，才决定我留在苏区。
当时，我带了一个中队，任中队长，陈友生任中队指导员。我们的任务
是掩护赣南省机关部队突围，并在于都禾丰、黎村坚持游击。在战斗中我们
中队也只剩下十五人了。我们又在于都南部坚持了一个星期，最后，我也被
俘了。
我被押解到了大余。在大余法庭上，敌人要我和刘伯坚、梁柏台同志对
质。
尽管我和梁柏台（中央政府内务部长）在中央机关工作时经常来往，但
在敌人的法庭上，我们都装做不相识。他们保护了我，我没有文化，不出名，
敌人搞不清我的身份。对质后，刘伯坚、连得胜等同志在大余牺牲了。但是，
我没听到梁柏台在大余被公开杀害的消息。
我估计，梁柏台是被敌人秘密杀害的。那时，贺怡同志每月都到我家来
一次看报。她对我说：敌人的报纸上没有看到梁柏台的名字，也没有听到他
在大余活动，一定是被敌人杀害了，而且是秘密
杀害了。
赣南省机关直属队一路，突围时一千八百余人，但后来随蔡会文突围出
来仅八十余人。
数月后，蔡会文及陈丕显等跋山涉水，历尽千辛万苦，终于抵达目的地
——赣粤边特委所在地油山。
惨烈的突围，蔡会文感慨万千，赋诗两首。
其一为《渡桃江》：
三月渡桃江，
江水滔滔不绝。
休道人饥马乏，
三军心似铁！
过关斩将敌胆寒，
破贼围千叠，
指顾油山在望，
喜遂风云合！
其二为《突围行军纪事》：
料峭春寒浓，
强敌跟踪，
夜行山谷月朦胧，
林密坑深敌惊胆，
莫辨西东。
血染遍山红，
士气豪雄，
餐风饮露志若虹；
倦卧茅丛石作枕，
若醉春风！
项英、陈毅、贺昌所率中央军区司令部直属队是中央苏区九路突围的最
后一路，他们离开于都南部上坪山区的时间是1935 年3 月9 日。
陈毅回忆当时的情景：
当时贺昌同志很急躁，项英同志很拘谨，他一定要发电报给中央（这一
点还是好的）。在那样的情况下，无论如何要当机立断。五路已经突围了，
当天下午我们就要突围。下午太阳都落坡了，他一定要把电报发出去。从早
晨发报，一直到下午4 点钟才把电报发出，报告他们这个电台我们不能再维
持了，要转入游击战争。他一直呆在无线电台旁边，队伍在大路上等。贺昌
不能等了，他说他先走。我说你无论如何要过会昌河。你先过河掩护我们。
我们最后一批走，和项英同志一起走。他带着两个营先走了。
电报发完后，天已黑了，我们这才带上一个营出发。一走就打上了，队
伍全散了，营长也不见了。我抓住了一个排长，要他集合队伍，搜集了二三
十人。我告诉他，天黑了没有什么关系，不要开枪，别打着自己人，等敌冲
过来再打。和敌人打了一阵，抢占了一个山头。这时项英又不见了，到处找
不到。这时看见山下庄子里有电筒在照。那时苏区没有电池，我们没有电筒。
我要守着队伍，我一离开，队伍要垮。
我告诉那个排长，那边电筒一晃一晃，可能是敌人，也可能是我们人来
联络。你带两个人去看看，可能贺主任（贺昌为中央军区政治部主任）在联
络，问清了告诉我。不要慌，不要开枪。我们的任务是过会昌河，现在才下
半夜两点钟，三四个钟头天才亮。他去了。
全营共三百人，搞散了一百，剩二百人了，营政治委员还在。人们统统
到山里头做饭吃，等着会师。我分析敌人扑空后就会返回去，他们反革命不
是那么积极的。他们到了干部、瑞金还可以捞一把，那里有钨砂，有我们的
书籍、机器、印刷品等和粮食，他们可以发洋财。于是我们便休息，派人去
找项英，他是中央分局书记，眼睛看不到，给敌人抓去了可不得了。会昌河
边还有枪声，这个情报证明附近没有敌人，会昌河有敌人，我很为贺昌同志
担心。
天开始亮了，可以看到人了。项英同志看到队伍也回来了。我们估计敌
人起码要在晚上才能够来，我们可以休息。六点多到七点
钟，部队吃了饭睡觉。我和连长、排长开了个会，研究继续突围的问题。
下午跟贺昌走的人也回来了，说贺昌同志牺牲了。
原来，贺昌的队伍出发渡过会昌河不久，就遭优势敌军的伏击。部队被
冲散了。在天门嶂山上，又遭到敌合围。贺昌指挥部队奋力突围，行至晓龙
的归庄，贺昌身负重伤。这时，敌军愈逼愈近，叫嚷着要捉活的。贺昌高呼
“红军万岁”的口号，将枪膛里最后一颗子弹，射向了自己的心脏，显示了
他对党对人民的赤胆忠心。
贺昌、阮啸仙的阵亡、在陈毅心中激起了强烈的波澜。陈毅当即写了首
《哭阮啸仙、贺昌同志》的诗：
环顾同志中，阮贺足称贤。
阮誉传岭表，贺名播幽燕。
审计呕心血，主政见威严。
哀哉同突围，独我得生全。
贺昌，山西离石人。1921 年5 月加入共青团。1923 年7 月转党。早年在
太原、北京、安源、上海等地从事青年运动和工人运动，五大时被选为中央
委员。1927 年参加南昌起义。南昌起义失败后，任中共中央巡视员，先后主
持重建湖南省委和广西党组织，指导井冈山的斗争和广西百色起义。1930 年
后任北方局书记、北方行动委员会书记等职。1931 年到中央苏区，先后任兴
国县委书记，河西道委书记，红三军团第五军政委，三军团政治部主任，红
军总政治部副主任、代主任，中华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主力长征后，任中
央分局委员，中央军区政治部主任，中革军委中区分会委员，协助项英，陈
毅领导南方老苏区的游击战争。
随贺昌一起突围的高级指挥员有周建屏（红二十四师师长）、杨英（红
二十四师政委）、李翔吾（中央军区政治部宣传部长）、袁血
卒（中央军区政治部敌工部长）、郭如岳（中央军区司令部作战科长）
等。结果，杨英、李翔吾牺牲，周建屏负重伤，郭如岳被俘。
袁血卒回忆：
3 月9 日下午3 时许，突围开始了，贺昌、周建屏、杨英等所在的第三
大队，先行从上坪山区出发。我和李翔吾带第四大队跟进。我们的任务是抢
渡安远河，然后占领会昌天门嶂山，掩护第三大队和项英、陈毅同志。我们
出发时，项英同志正发电报。当天晚上，我们安全渡过了安运河，到达天门
嶂。我们过河后，敌发觉我们的行动，当晚封锁了河道。这时，天下雨，河
水猛涨。项英、陈毅他们没有追上我们，被阻在河西。我们在天门嶂停留了
一阵，但一直未能同项英、陈毅同志联系上。
在天门嶂山上，贺昌同志负了伤，誓死不当俘虏，用手枪作了壮烈的自
我牺牲。周建屏、杨英等同志不知去向，大部分同志牺牲了。最后剩下我和
李翔吾、何侠、陈松林、廖得标、唐继章、钟伟生七人。我们被敌人发现了。
二百多“铲共团”扑了上来，犹豫等于死亡！我向大家说：“为了革命，冲
吧！”廖得标第一个冲下去，他背心中了一弹，扑倒在地。李翔吾负伤了。
他勉强跑到山脚下，大声喊道：“为革命流最后一滴血，同志们，前进吧！”
他就这样，在伤势严重的情况下，举起手枪，自我牺牲了。
经过整整十五天，终于走出筠门岭，来到广东梅县的衢潭圩。天大明了，
大家互相一看，只见每个人闪着通红的大眼睛，衣衫褴褛，骨瘦如柴，脸黑
得像挖煤的炭灰佬一样。。我们这四个人，我、何侠、唐继章、钟伟生经过
千辛万苦，终于胜利突出敌人的重围，于1935 年3 月31 日早晨到了上海。
后来，我们接上了组织关系，在严重的白色恐怖下又继续战斗了。
唐继章，一名死里逃生的红军战士。他当时在中央军区政治部当通讯员。
解放后曾任江西省红星垦殖场场长（享受厅级待遇）。他这样回忆当年突围
时情形：
我们百多人，牙没沾米，口没进水，顽强抗击着敌人。直到天黑时，敌
人从三面上山包围我们。在激战中，有的同志英勇牺牲，有的被敌人分割。
我和另外四位战士跟着李翔梧和袁政委两位首长，最后就剩下我们七个人在
一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