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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完成了任务。由于她的工作能力强，表现出色，少共中央局就任命她为
福建省委常委、团省委书记。
1934 年1 月，刘英回到瑞金，先列席党的六届五中全会，后又参加了“二
苏”大会。会后，她被任命为少共中央局宣传部部长。
有一次，刘英去看望毛泽东，并向他请教开展宣传工作的方法。毛泽东
对她说：“你嘴巴子很伶俐，能说会道，不过当了宣传部长，讲话的对象不
同了，可要注意通俗化啊。你宣传的对象是农民，长篇大论不灵，学生腔也
要不得。就是湖南人的口音也要变一变，要向江西老俵学说话呐！”
少共中央局的主要工作是培训青年干部。为此，刘英办了一个
红军青年宣传干事训练班，系统地进行团课教育，还主编了一本《青年
读本》，并到马克思主义学校（党校）去讲授青年团的任务和团的建设等课
程，充分显示了她较强的宣传能力和组织能力。
1934 年4 月底，第五次反“围剿”在错误路线指导下，形势极为不利。
为了支援前方，党中央和中革军委发起了扩红运动，并派刘英到于都任扩红
突击队队长。
刘英受命后，立即带领十多个突击队员，赶到于都。她决定首先开展轰
轰烈烈的政治动员，掀起一个欢送红军、优待红军家属的热潮。于是，在县
里召开了突击队员和区委书记联席会议。刘英在会上作动员报告，讲了第五
次反“围剿”的严峻形势，中央的决心，扩红突击的重要性和必要性。然后
将突击队员发派到各区，层层动员，落实分工任务。在扩红中，特别强调党
团员带头，起骨干模范作用。同时注意解决参军青年的切身问题，做好优待
红军家属的工作。于是，一场轰轰烈烈的扩红突击的热潮掀起来了。由于苏
区群众觉悟高，刘英的扩红工作做得很好，原定三个月完成的任务，仅一个
半月就超额150％完成了。
6 月21 日，苏维埃中央政府机关报《红色中华》在头版头条报道了这一
消息，并称赞刘英的工作实现了“于都县的破天荒”。刘英带着完成任务的
喜悦，从于都回到瑞金。路上遇到邓小平，他伸着大拇指对刘英说：“不鸣
则已，一鸣惊人。”并说这是项英在政治局的会议上说的。
后来，在扩红运动总结时，中革军委武装动员部还奖给刘英扩红突击队
一面光荣旗，上面写着“干都扩红超过二倍半”，每个突击队员还得到军帽、
手中和书等奖品。
1934 年8 月底，中央苏区形势更加严峻。由于王明“左”倾冒险主义的
错误指挥，第五次反“围剿”接连受挫，敌军已逼近兴国、会昌等中心区域。
为此，党中央和中革军委再次研究决定，进行一次新的动员，在9 月份再扩
大红军六万人。9 月2 日，《红色中华》
发出动员令，在9 月27 日以前动员三万新战士武装上前线！于是，中央
局再次派刘英到于都扩红，任务是动员四千五百人参加红军。
刘英立即骑马赶到于都，当地才动员二百五十五人参军，离四千五百人
的任务差距很远。刘英急得团团转。她把这些情况向正在于部养病的苏维埃
中央政府主席毛泽东作了汇报。
当时毛泽东患疟疾刚愈，身体还很虚弱。他靠在床上听完刘英的汇报后
说：“要开会，把突击队员、区委书记都找来开会。”
刘英焦急地说：“再开会，时间就来不及了，现在离规定期限不到十天
了。”
“不，一定要开会，思想打不通，再有时间也完不成任务。”毛泽东坚
持要开会。
刘英又说：“突击队员都分散到各区去了，通知也来不及。”
“这好办，我有几个警卫员，叫他们骑马到各区，口头通知。”说完，
毛泽东立即通知几个警卫员马上出发。
这一着果然奏效。9 月19 日，全县活动分子紧急会议如期召开。毛泽东
抱病参加了会议。
会上，刘英作了报告。她把扩红中的情况，毛泽东同志的指示及中央局
的意见融汇在一起讲了一遍。刘英讲完后，与会的同志们一个劲地鼓掌欢迎
毛泽东讲话。
这时，毛泽东站起来说：“好，我就讲五分钟，讲‘决心’两个字。”
他围绕着为什么要下扩红的决心，深入浅出他讲述了第五次反“围剿”的严
峻形势。又从对待困难的态度，讲下决心的重要作用。最后鼓励大家下定决
心，不怕困难，去完成扩红任务。
会后，区委书记和突击队员分赴各地，层层动员，并做了争取后进群众
的工作。很快，于都的扩红运动有了起色。到9 月底，已动员将近一千人参
加红军。9 月26 日的《红色中华》还报道了于都的做法，说于都“过去最严
重的问题是群众逃跑登山，自会议后各地争取逃跑群众回来的工作，取得了
最大成效”。
10 月初的一天，正当刘英为完不成扩红任务而焦虑时，毛泽东找到她，
神情严肃地说：
“刘英同志，告诉你，马上回瑞金，有特别任务。”
刘英说：“扩红任务还没有完成，我怎么能走呢！罗迈没有通知，我可
不能走，随便回去要挨批哩！”
毛泽东见她不肯走，也没有再说什么，带着警卫员先走了。但一会儿又
折了回来，说：
“刘英，你一定要走，不能不走，有特别任务啊！我也要回瑞金了。”
毛泽东把“特别任务”几个字说得很重，刘英不解其中的含义。
过不多时，罗迈来电话，通知刘英速回瑞金。
回到瑞金的第三天，刘英即被分在中央“红星”纵队，随主力红军长征。
朱德夫人康克清
毛泽东在《井冈山的斗争》这一光辉著作中曾经提到：万安“有八十个
革命农民跟随到井冈山”。康克清就是万安暴动后上井冈山的八十个革命农
民之一。
康克清1912 年出生于江西万安的老塘湾。1926 年，她15 岁时就参加了
共产主义青年团，当了少年先锋队的队长。1928 年1 月，曾天宇、张世熙等
领导了著名的万安暴动，康克清参加了这一暴动。后来，国民党调集大批军
队前来镇压，农民军被迫放弃县城，转入山区坚持斗争。康克清等八十个农
民军，随陈毅部队上了井冈山。
上山后，他们受到了毛泽东、朱德的热烈欢迎。上山的八十个革命农民，
被编入万泰游击大队，康克清从此便由一个贫苦的农村少女，成为井冈山的
“工农武装割据”的游击队员，时年17 岁。
1929 年1 月，毛泽东、朱德率领红四军向赣南、闽西进军，万泰游击大
队跟随红四军下山打游击，后改编为红军地方正规部队。这时，朱德的前妻
伍若兰已在战斗中牺牲。在战争的岁月中，朱德与康克清产生了爱情，并于
1929 年3 月在闽西长汀结成了伉俪。从此，康克清跟随朱德转战于中央苏区
各地。
1930 年底，红一方面军来到黄陂、布一带休整。康克清当时在方面军总
部特务团第三连任指导员。
这时，中央苏区刮起一股打AB 团的恶风，说“赣西南党、团和各级苏维
埃政府里充满着富农反革命分子”，“必须严厉地镇压AB 团，处决AB 团的
一切活动分子”。总政治部秘书长李韶九负责打AB 团的工作。他采用极“左”
的政策，用欺骗和严刑拷打两种办法使人招供，整出了一批又一批的所谓“AB
团骨干分子”，这些人被当作“死硬的反革命”处决。
当时三连正在进行军政训练。保卫局来人说，三连有一个战士是AB 团。
康克清想问个究竟，回答却是：“AB 团的事，你无权过问。”就这样，人被
带走了。没有两天又来逮人，被逮的两个年轻战士哭叫喊冤对康克清说：
“我们连什么叫AB 团都不知道，怎么会是AB 团？指导员，你帮我们说
说话吧！”
康克清了解这些年轻战士，不相信他们会是AB 团，便上前说明他们的情
况，请求不要把他们带走。来人把眼睛一瞪，说：“你少管闲事！”蛮横地
把人带走了。
对李韶九的所作所为，人人痛恨，可是无人敢说。谁说，谁就会被打成
同情AB 团的反革命。康克清把发生的事情对朱老总说了，老总听了心情沉重
地说，这样的事，他暂时也无法可想。
终于，抓AB 团抓到朱老总身边。一天，保卫局的几个人跑来，说朱总司
令的勤务员李少清是AB 团，要把他带走。李少清才十五六岁，是从农村来的，
勤劳质朴，康克清认为他绝不是什么AB 团，
于是不顾一切地站出来替他担保。
“如果日后发现他有问题，你们找我好了。”
那几个人根本不听，说：“我们只执行李秘书长和保卫局的命令，你有
话跟他们去说吧。”
没有办法，只好去搬朱老总。老总听了，出来气愤地对那几个人说：
“他跟了我这么多年，还是个小孩子，腿又有点残疾，怎么可能是AB
团？如果你们要从我这里抓他走，必须拿出证据，没有证据不能随便抓人。”
他们拿不出证据，说是某某说他是AB 团。
“不行！我要的是事实证据，不是这种不负责任的口供。没有证据、谁
也不准把他带走！”
李少清就这样被保护了下来。
1932 年春，红军不断胜利，苏区日益扩大，许多青年妇女跑来要求参加
红军，她们大半是农村姑娘，也有一部分红军家属，多在十八九岁左右。其
中有一部分是红军攻打赣州时，出来做支前工作的，攻打赣州失利后，她们
纷纷要求留在部队里。经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与江西省委协商，成立女子义
勇队，把她们集中起来培养成既懂军事又能做地方工作的妇女干部。组织上
委派康克清担任队长，吴仲廉任指导员。这支一百八十人的队伍，在康克清、
吴仲廉的带领下，根据朱总司令“治军必须严格”的指示，勤学苦练，从严
从难，无论是队列训练、实弹射击、内务卫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