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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一大堆失误：
自军团直接以号音催五团速攻后，五团曾两度夺取3575 高地之一部，但
其第一梯队在击退敌人夺取阵地后，未能继续前进，以白刃拼搏与火力战斗
追随败退之敌；其第二梯队也未同第一梯队跟进扩张战果。在冲锋时及击退
敌人而占领其阵地后和在敌反冲锋到来时，均未发扬火力。指挥员忘记了运
用机关枪，没有指示机关枪的射击目标及阵地机枪在战斗中随便摆在阵地上
无人过问，枪口有的还朝着后方（二师）。全师机枪只两枝枪带了水，其余
均未带水。在阵地上临时派人去山下打水，但哪里有水呢？这就让咱部队对
随时准备战斗的指示是不充分的，对火力的运用是不注意的。战斗中火力与
运动的配合是差到惊人的程度。
一遇到敌人较强的火力抵抗时，或较有火力的阻拦时，就在敌前停止起
来了，也不发扬火力，也不跃进，大家挤在一堆，让敌人最有效的火力射击
和遭受敌人的手榴弹的掷，炸死炸伤枕藉。等到敌人的反冲锋到来，敌人走
近我们人堆的附近，以集束的炸弹投入我们的人丛间，一个炸弹就能炸着我
们几个人。我们当敌接近前，既不知以火力压制敌人。当真接近时，又不以
刺刀手榴弹进行肉搏的战斗，乘胜猛追过去。反在这时无组织地溃退下来，
并且把机关枪也失了。在这战况的过程中，师团虽命令冲锋前进，但部队并
未前进冲锋。这方面固然因为干部伤亡，部队无人指挥。证明我们的部
队的顽强性是不够的，指挥员对部队的掌握是很差的，战斗中的绝对服
从指挥的纪律也是不够的。
战斗时关于伙食担于及卫生队的指挥很差，很多的部队整日未得到饭
吃。伙食担子找不着队伍，卫生队把收容所设在敌人附近，致使撤退时伤兵
抬不出来。
这一次战斗前大疲劳和临时仓促出战及连上人数不充实。18 号，一军团
奉命至演口演源经神岗以西之内外演溪大山到党口杨场之线待机，但因山大
路弯，整整走了一天。到19 号晨出发作战时，先头部队自宿营地出发，而后
面部队则才由大山上下来。这些部队便有一天一夜未寝未食，18 号又马上接
着出发作战，故部队疲劳达于极点。在战斗中动作之迅速与猛烈远不及过去
战斗。
连上原来人数不充实，故战斗中表现缺乏强大之突击力与持续力。一个
连用上去均区区只有二三十人，力量是非常单薄，稍遭死伤便更表现得零零
落落了。干部的死伤特别大，也是因战斗员太少为其原因之一。在一个阵地
上，虽只一百人中，却包含了好几个单位。只看着指挥员、轻机枪，却不见
有好多拿步枪的战斗员。
干部，尤其是连排干部，在战斗中不知履行自己的职责，只是亲自打枪，
打手榴弹，表现个人勇敢，成了战斗员的作用，而未按照战术去指挥战斗和
抓紧各种重要时机（如冲锋和对付敌人反冲锋）进行及时鼓动工作和维持战
斗纪律。
十四师在神岗向罗坊麻坑警戒之连哨，既不派出侦察前去搜索，又不站
在便于展望之地点，对抵抗阵地之选定与发现敌人时之处置均无准备。19 日
晨被敌之第九十师之侦察部队袭击，全连人员武器大部分损失，使敌于正式
战斗尚未开始之前即将我军情况得知。这是警戒疏忽的严重教训。
。。
很长一段时间里，毛泽东起家的最精锐主力第一军团，辗转在敌人堡垒
与重兵之间寻求作战。由于敌人不轻易离开其堡垒地带，
红军又缠住敌人死拼死打，仗一般都打得不好，反而疲惫和消耗了自己
的兵力。
聂荣臻回忆说：“在福建事变期间，我们一军团被西调至中央苏区北线
的永丰地区作战，企图在那里突破敌人的堡垒封锁线。在战术上，李德强调
要以堡垒对堡垒，实行‘短促突击’。为此，军委于八月下旬专门下达了命
令，要部队用这种战术作战。这个战术，就是敌人修碉堡，我们也修碉堡，
待敌人进至距我碉堡二三百米，我们即短促突击去消灭敌人。采用这种战术，
我军消耗很大，又打不出什么结果。1933 年12 月25 日在永丰南面打的丁毛
山战斗，就是和宋子文的两个美械装备的税警团及唐云山的第九十三师打。
面对他们修筑的堡垒线，我们也修筑堡垒与之对抗，打了一个多星期，结果
完全是得不偿失的消耗战。敌人有飞机，又有大炮。国民党军队从德国买了
几门普伏式山炮、野炮，还有几门一○二口径的重迫击炮，数量并不多，但
调动很灵活，侦察到我主力到了那里，他们就把它调来了。我们的部队打得
很英勇，但伤亡很大。三团有九个连，却阵亡了十三名连级干部。当时就有
人听到三团一个当排长的瑞金老俵发牢骚说：‘不知捣啥鬼哟！我们一夜不
困觉做了一个堡垒，人家一炮就打翻了；而人家的堡垒，我们只有用牙齿去
咬！我们没有重火器，天天同人家比堡垒，搞什么鬼！’后来，遵义会议作
总结时，把这次战斗也归入‘拼命主义’战斗之列。”
丢失黎川，肖劲光被押上军事法庭
李德在《中国纪事》一书中这样写道：“第五次反‘围剿’中，肖劲光
不战而弃，带领他的独立部队仓皇撤退，而让地方部队听任命运的摆布。”
当时《红色中华》更是作了耸人听闻的报道，说：“肖劲光把赤色的黎
川城，以及红军用血肉换来的一部分军用品送给敌人，做了
敌人的内应。”
1934 年1 月，中共临时中央总书记博古和共产国际军事顾问李德，正是
根据这条“罪状”，对红七军团政委肖劲光，在瑞金最高临时军事裁判法庭
实行了公审、判刑。这就是轰动一时的“黎川事件”。
“大决战”伊始，蒋介石和博古都看中了黎川。黎川位于瑞金的东北部，
与福建毗邻，是中央苏区的北大门。它既是中央苏区与闽浙赣苏区的结合部，
也是蒋介石包围中央苏区东线与西线的汇合部。
闽赣省委和省军区司令部设在黎川，省委书记是顾作霖，省苏维埃政府
主席是邵式平，省军区司令员是肖劲光。
大敌当前，要不要黎川城，中共内部发生了分歧。博古和李德不顾敌强
我弱的实际情况，坚持“御敌于国门之外”，要求死守黎川。被剥夺了军事
指挥权的毛泽东，则主张放弃黎川，诱敌到福建建宁、泰宁一带，集中红军
主力，在运动中消灭敌人。
黎川前线军事负责人肖劲光，赞同毛泽东的看法。他给前总发电，建议
让出空城，从侧面打击敌人。
然而，毛泽东和肖劲光的意见，丝毫未被考虑，肖劲光接到的命令是“死
守黎川”。
1933 年9 月中旬，敌周浑元三个师乓临黎川城下。
就在黎川告急的前一个星期，肖劲光的主力部队全被博古调走，第十九
师往福建，另一个独立师参加硝石战役，黎川只剩下一支七十人的教导队和
一些地方游击队。
不日，闽赣省委和省苏维埃政府率机关撤出黎川城。
周浑无三个师，开始还是小心翼翼，但后来发现“空城”的秘密，于是
大胆进攻。
肖劲光无法“死守”，率教导队撤出黎川，退到六十里以外的溪口。
9 月28 日，黎川失陷。
失守黎川，肖劲光一时还未被“问罪”，因为理由不充分。七十人抵挡
三个师，怎么也说不过去。
肖劲光被召到瑞金接受任务。根据中革军委关于把小团小师整编成大团
大师正规部队的决定，肖劲光奉命以原赣东北红十军、闽北独立师和他所领
导的闽赣军区为基础，组建红七军团。1933 年10 月28 日，红七军团正式成
立，寻淮洲任军团长，肖劲光任政委，下辖第十九、二十、三十四三个师和
红十军南下独立团。
1933 年11 月10 日，红一方面军“前总”发出“收复赤色黎川”的命令，
要求肖劲光率红七军团，配合彭德怀红三军团攻打黎川之外围据点浒湾。然
而，浒湾一战，肖劲光非但没有“将功补过”，相反又吃了一个败仗。
浒湾失利后，肖劲光被召到“前总”所在地福建建宁。
一位“前总”负责人在谈话之前递给肖劲光一本《铁拳》刊物，这是“前
总”的前线刊物。接过《铁拳》，肖劲光大吃一惊，刊物的总标题是《反肖
劲光机会主义》专号，并载有闽赣省委书记顾作霖等三人的文章。
其实，批肖劲光的“机会主义”斗争已经开始，他还蒙在鼓里。
一个星期前，红一方面军政治部就召开了党员干部会议，进行反对以肖
劲光为代表的“机会主义”的斗争。红军总部负责人亲自参加并主持会议。
会上，“揭发了肖劲光机会主义动摇的性质”和“这一机会主义路线所
造成的罪恶”，“会场充满了斗争精神”，强调要把“反肖劲光机会主义”
的斗争深入到每个支部每个党团员以至每个红军战士中去”。
顾作霖作为闽赣省委书记写了批判文章。文章说：
黎川失守，虽由于我们许多错误造成，但肖劲光实为直接的责任者。
当时肖劲光不仅有一个师兵力足以拒止至少可以迟阻敌人于硝石之线，
黎川附近地方部队和群众，亦可广泛发展游击战争与坚壁清野，以滞止敌人
前进。
肖劲光是红军中罗明路线的最典型的代表。。
阅罢《铁拳》，肖劲光心里说不出的怨气。“这是什么意思？！”肖劲
光问，“丢黎川，浒湾失利，原因在哪里，前总调查了没有？事情没弄清楚，
问题就定了胜，批判文章也出来了，而且这么快，才两天。这不是早已准备
好了的嘛。”
“我是机会主义？！我觉得这种打法就不对。”
肖劲光不服气，言辞尖锐地进行了辩解。
“你应该服从党的决定。”前总负责人一锤定音。“尽管事实可能有出
入，但是党已决定在军队中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