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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和何军满镇寻找高强。差不多镇上开店做生意的人都知道我们在寻找他。最终还是一无所获。我只得在木鱼山庄住下来。
旅店老板再次见到我十分高兴。因为今天是星期一，房间很空闲，即使没预订，也毫不费力就住下来了。我没有让何军回家住，而是在我隔壁租了房间，一同住在旅店。我计划夜里突袭一下高强。高强是江西人，在这里没有任何亲戚，也没有成家立室。我想他晚上无论如何都会回去住。那个工作室也是他的宿舍。
老板一直想和我聊天。可是因为我心事重重，回答问题语焉不详，不久老板也就没有了谈天的兴致，撇下我们，出门去镇上找人聊天去了。
何军买了一些啤酒和花生米回来。我们就在我的房间里对喝起来。
“实在对不起，让你花了钱，又什么都没得到。”
何军很内疚地举着酒杯。
“我干杯你随意，赔罪了！”
他一仰脖子喝下整杯啤酒。我也不甘人后一饮而尽。
“他妈的高强平常斯斯文文的，很受人尊重，怎么会干出这么丢人的事情！”
“你平常和他交道多吗？”
“不多。很少见他。他总在山里面拍片。一个他，一个张金星，都快成我们这里的名片了，名气很大咧，外面人都知道呢。要不是他那么有名，人家怎么会赞助给他那么老贵的设备。”
何军说的张金星是一位非常有名的民间野人科考家。他祖籍山西，九年前来到神农架，就没有再离开过。起初在原始森林里游荡，试图搜索野人的蛛丝马迹，这几年在南天门搭建了一个固定的观察站。这个人的资料在网上很多，他那快要垂到肚皮上的胡子是他最突出的特征。他曾宣誓不找到野人决不剃胡子。
何军又出去买回来十瓶啤酒。我的心情坏到了极点，整件事情让我觉得十分窝囊。回程的那一刻如果不是我的敏感，我此刻已经在上海某家制作公司里欣赏这堆完全空白的录像带呢，想到这里不知道该笑还是该哭。就这么在沮丧的情绪下和何军不断碰杯，完全忘记自己是一个不胜酒力的人。很快地，我的意识模糊起来。
“这些还都可以用吧？”
“我多的是。要不送这里的电视台吧。不过暂时这里的电视台不会用到HD这么先进的设备。”
“你看到高强脸上的伤吗？”
在回去的路上，我突然想到这个问题，于是问何军。
“怎么没看到！你也注意到了？”
他知道我指的是高强脸上那个血的图形
“当然。你觉得呢？以前见过类似的吗？”
“哪里去见。死人都是第一次见！这样的谋杀以前只在美国电影里看到过。比如一个变态杀人狂之类的，在被害人的身上留下一些记号，有意考考警察的智商什么的。不过就那么一丁点伤，不至于要了高强的命吧？肯定还有严重的内伤，那么点伤绝不至于要了人的命，你说呢？还有为什么把那些录像带都拽出来，扔的满地都是？这是什么人干的，太不正常了，不是我们这些常人可以理解的。你想杀人犯是先杀人呢，还是先拽那些录像带？如果杀人后，在尸体边上才将那些录像带拽出来玩，这样的人也太冷酷了吧？如果杀人前干的，现场没有任何搏斗的迹象。高强也不是手无缚鸡之力的人，却没有作出什么反抗的举动，那只有一种可能，就是他被强大的威胁镇住了，不然他多少都会作出反抗的。是人都会做垂死挣扎的。”
我哑然。倒不是因为他说的有道理，而是他的分析本身太像一篇推理小说了，令我不得不反省自己作为一个专业编剧和电影创作人在创作上的无能。
回到房间，洗了一个热水澡，想借此忘掉不愉快。然后我躺在柔软的床上，胡思乱想了好一阵，接着迷迷糊糊地睡着了。
当我醒来的时候，已经是下午了。梳洗完毕，我立刻去了派出所，同警方交涉取回属于自己的带子。我觉得那些散乱在高强工作室的录像带是属于我的，我有权利取回来。尽管那些带子看上去已经毫无用处，但是我还是抱着一丝侥幸的心理。哪怕只有一些支离破碎的影像也好，我的好奇心难以遏制。
警察答复我说尽快向上级请示。因为我有证据证明带子确实是属于我的，那他们就会考虑将带子还给我。我十分担心警察所说的话只是一种敷衍，是惯用的官场套话。那一天也许遥遥无期。我再次提出离开神农架的请求，我向他们出示我所有的证件和相关担保人的资料，可还是被他们一口回绝了。他强调很快会作出决定的。
当我无奈正要离开的时候，警察突然问我：“你说过高强将你的录像带调包了？”
“对，而且很费了一番周折。”
“你介意把那些被调包的录像带暂时拿给我们吗？”
“完全不介意。给你吧，不用还给我，我正不知道该怎么处理那些东西。丢了可惜，留着又没什么用。我让何军给你们送过来吧。”
“在何军那里？”
“对，一直在他车的后备箱，动都没动过。”
“谢谢，我也会跟何军说的。谢谢你。”
走出派出所的时候，我像一头困兽，感到巨大的愤怒，可又没有具体发泄的对象。这就是同一个强势集团打交道的困难。虽然与你交往的都是活生生的人，可是你面对的又是一些不代表他们个人意志的办事人员。如果在正常的人和人的交往中还可以以义气行事解决一些事情的话，对待强势集团的办事人员那是毫无意义的鲁莽举动。这就是常常让人产生无名火的原因。那一整套貌似严谨的办事程序，体现的是毫无人性的冷漠。我意识到我将在木鱼镇度过一段枯燥而令人精神不安的时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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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我首先打电话给上海的朋友和工作伙伴，解释我目前的处境，并推迟或取消了原定的约会。另外我也托他们找找关系，看谁能出面和这里的警察机关疏通一下，早日让我恢复“自由”。我第一次感到自由是一个具体的东西，你没失去的时候是不会意识到它存在的价值的。
我可不愿意就这么坐以待毙。当我晚上见到何军的时候，他刚刚给警察送过去那箱一直放在车后箱的录像带。
我向他提出新的要求：“帮我找到那个采药人。”
“啊！”
“我总得找些事情做，这么待着太无聊了。”
“我打个电话试试，他们这些人不会闲在家里的。”
幸运的是何军毫不费力就找到了采药人。当晚，我邀请他一起吃晚饭。
13
采药人很惊慌的样子。他也被警察叫去问过话。因为年轻时偷鸡摸狗的事情他曾被警察关过几天，算是有过污点，所以此次被警察叫去问话很是紧张了一阵子。他一见到我和何军就抱怨。
“就挣你那么一点钱，惹这么大的麻烦，悔死了！”
“你以为阿甘先生愿意啊？你以为我愿意啊？不是你说捡到什么录像带，大家都不会惹得一身臊。都是从你开始的。”
他们互相抱怨起来。
我忍不住打断他们：“你能带我去捡录像带的地方看看吗？”
他们都愣住了。
何军首先说：“警察不允许你离开这里的啊。”
“我没有离开啊。也没有人划定一个界限。我毕竟不是犯罪嫌疑人，我只是他们一个重要的证人，他们请求我协助调查而已。”
“那有什么看头？都是树林子，草甸子。”
难以掩饰的一丝慌张在采药人的脸上悄悄掠过。
“况且我哪有那个闲工夫啊。不过日子了！”
“如果给你工资呢？”
“什么工资不工资的。我不是什么钱都赚的。”
他的态度判若两人。这个时候我才开始认真思考采药人在整个事件里扮演的角色。之前，我只是把他当做一个为生计而不停奔波在崇山峻岭中的劳碌的中年人。他看上去很朴实，长得几乎没有什么特点，属于大街上照面后立马便会忘记的那种类型。
“你这是干什么嘛，人家阿甘好意请你当向导，你怎么这个态度呢？”
何军对于采药人的态度感到不满。他接着说：“人家什么都没看，就掏钱买了你的东西，要你带着去发现带子的地方看看，还给钱你，不给钱也应该去的呀。你怎么这人呢！莫非那些录像带是你不正当得来的？”
“你胡扯个球！”
“那你去还是不去吗？”
“那，那，怎么算呢？”
“按天算。大约需要几天？”
我欣慰他有所松动，不过他转变得这么快也令我惊讶。
“三天吧。每天一百元。五一的时候我带探险旅游的，每天二百多呢。如果我采药，每天肯定比一百元多……”
“就一百元吧。明天一早出发好吗？”
我打断他。
“可是我要说清楚，当时我是有些事情没有说清楚。不过不关我的事，录像带当然是我捡的，不过有些事情呢……算了，那么反正去看了就知道了。”
采药人站起身。
“我去准备准备吧。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