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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许多登陆艇，已经到达比雷埃夫斯，其目标显然是勒罗斯岛；11月初关于敌人登陆艇调动的报告，预示了敌人的进攻。德国的军队和飞机，夜晚隐蔽在群岛中间，躲避我方的驱逐舰，白天在它们强大的战斗机的保护下，以小队形式移动，逐渐集结起来。我们自己的海军和空军对于它们悄悄地向前逼进，竟无法干预。
驻防的军队是保持警惕的，但是人数毕竟太少了。勒罗斯岛被两个狭窄的地峡分为三个崎岖不平的山区。我们在每个山区各分配一营人防守。11月12日清晨，德军在该岛的东北顶端登岸，同时也在勒罗斯城东南的海湾登陆。敌人对该城的进攻最初被击退了，但在当天下午，六百名伞兵在阿林达湾和格纳湾之间的地峡降落，从而把我方防线切成两段。以前的报告曾说，该岛不适于伞兵降落，因此，敌人这次空降着陆完全出乎意外。为了夺回这个地峡，曾经作了极大的努力。在最后阶段，驻守萨摩斯岛的皇家西肯特第二团，曾经被派往勒罗斯岛，但是，一切都完了。他们自己也成了牺牲品了。岛上的三营守军，自己没有多少空中支援，却遭受了敌机的猛烈轰炸，它们苦战到11月16日的夜晚，终于疲惫不堪，不能再战了。于是，这一旅精锐的部队，便被敌人的威力压倒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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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尔逊将军报告如下：
威尔逊将军致首相 1943年11月17日
勒罗斯岛对于敌人占有绝对优势的空袭，进行了极其英勇的斗争以后，终于陷落了。这是一场以毫厘之差而决定成败的战斗。本来可以不费很大气力，就能使形势变得对我们有利，并且圆满地以胜利而告终。相反地，我们却遭到了挫败，其后果是显而易见的。……我们在9月间是明明看到危险而甘冒危险的，如果我们能够攻下罗得岛，一切都好了。我相信总有一天，我们也会得到机会，在进行一次战役时，从一开始就使形势对我们有利。
我在前往开罗的航途中，读到这些逐日送来的电文时，心情十分沉重。①
①我正在前往参加开罗——德黑兰会议的途中。关于会议的情况，在本卷后面的章节中将要叙述。
现在我答复如下：
首相致威尔逊将军 1943年11月18日
感谢你关于勒罗斯岛的来电。我赞赏你在指挥该岛战斗时的表现。同你一样，我感到这是一个严重的损失和挫败，而且，也同你一样，我感到我是在双手被捆在背后的情况下进行战斗的。我希望，在我们下次举行会议以后，能有较好的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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勒罗斯岛既已陷落，我们在爱琴海的一切希望暂时也就破灭了。我们立即设法撤退萨摩斯和其他岛屿上的少数驻军，并且从勒罗斯岛救出残余的部队。撤出的英国和希腊的部队在一千名以上，此外，还有许多持友好态度的意大利人以及德军俘虏，但是，我们的海军这次又遭到很严重的损失。六艘驱逐舰和两艘潜艇被敌机和水雷击沉，另有四艘巡洋舰和四艘驱逐舰受到了损伤。希腊海军分担了这些损失，他们自始至终英勇地参加战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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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时，安东尼·艾登已从莫斯科回到国内，我给他一封电报如下：
首相（在海上）致外交大臣 1943年11月21日
勒罗斯岛的陷落，对我是一个沉重的打击。如果议会提出这个问题，我建议按照下列方针说明：
有人可能质问：既然没有空中优势的保证，是否应当采取这样的军事行动？我们有没有吸取克里特岛以及其他战役的教训？我们有没有再度使用“斯图卡”小型俯冲轰炸机，让它们像过去那样在极短的时间内建立克敌制胜的奇功？答复是：这些质询都问得很有道理，但是要详细答复却不相宜。现在所能说明的是，所有那些论点，没有一项不是在企图占领这些岛屿以前，早就预料到的。如果对这些论点有所忽视的话，那是因为有其他的理由和其他的期望使它们退居次要的地位。如果我们除了十拿九稳的事以外，绝不轻易地采取任何行动，我们势必要面对一场持久战的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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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本来有机会可以轻易地以极小的代价占领多德卡尼斯群岛，但我们现在经过重大的消耗后，却把它丢掉了，对于这种挫败所造成的痛苦，不必试图缩小。你也应该强调德国人所作的巨大努力，他们在意大利境内本来已经处于劣势地位，却从那里撤出了几近半数的空军，从而使我们在意大利的军队获得了一种间接的援助。
不要忘记说明，两千名德军的绝大部分在航运途中已经溺毙，连同他们在战斗中死亡的，其数目无论如何总相当于我们的三千名俘虏。德国人在这场战斗中所付出的代价（包括俘虏在内），按一命换一命来计算，很可能比我们的损失大得多。尽管如此，公平地说，这是1942年托卜鲁克战役以来，我们第一次遭到的真正重大的挫败，但是，我希望不必把这件事看成是一个重大的灾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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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已详细叙述了罗得岛和勒罗斯岛的惨痛故事。它们造成了我和艾森豪威尔将军从来未曾有过的极其严重的分歧，幸而这些分歧仅限于很小的范围。好多个月以来，我曾经面对重重阻力，为他在意大利的战役获得胜利扫清了道路。我们在意大利本土已经集结了大批军队，而不只是占领撒丁岛。
科西嘉岛是我们获得的额外收获。我们从其他战场上吸引来很大一部分德国后备军。意大利人民和政府已投到我们这边来了。意大利已经对德国宣战了。他们的舰队加入了我们自己的舰队。墨索里尼已成为一个逃亡者。罗马的解放似乎已为期不远了。德国十九个师，被他们的意大利伙伴遗弃后，零乱地散布在整个巴尔干半岛，而我们在那里所使用的兵力还不到一千名官兵。“霸王”作战计划的日期也没有受到决定性的影响。
除了西北非最高统帅部认为可能调遣的师团外——根据怀特利将军的报告——我还从驻在埃及的英军和英帝国军队中调出了四个最精锐的师团。我们不仅帮助艾森豪威尔将军领导的英美参谋人员完成他们的胜利事业，而且向他们提供了意外的重要资源，如果没有这些资源，很可能会发生灾难性的事件。我感到痛心的是，我为了达到与我们已经达到的同样重要的战略目的而提出的小小要求，竟遭到了那样顽固的反对和拒绝。当然，当人们在战争中正在获胜时，几乎所有发生的事，都可以被认为是正确和明智的。但是，如果不是那些居于次要地位人员的迂腐顽固的反对，我们本可以在意大利战役的所有战果外，还会得到控制爱琴海而且很可能使土耳其参战的结果。
第十三章 希特勒的“秘密武器”
伊斯梅将军1943年4月15日的备忘录——桑兹先生的任命——关于佩内明德的报告——国防委员会关于袭击佩内明德的决定——希特勒的乐观希望——关于火箭和无人驾驶飞机的警告——关于它们的相对重要性的分歧意见——8月17日对佩内明德的成功袭击——这次袭击使德国人长期推迟了计划——具有深远意义的后果——敌人计划使用无人驾驶飞机——琼斯博士的报告——所谓“滑雪场”——10月25日我致电罗斯福总统——他的复电——斯塔福德·克里普斯爵士的报告——我们及时的防御措施。
战争爆发前几年，德国人已开始发展火箭和无人驾驶飞机，并在波罗的海海边的佩内明德建立了一座为完成此项工作的实验站。这一活动当然是严格保密的，可是，他们却不能完全掩盖正在进行的活动。在1939年秋季，我们情报机关的报告中已开始出现各种类型远程武器的材料。在战争开始后的最初几年，我们从各方面获悉了关于这一问题的谣传和零星的情报，这些谣传和情报往往是互相矛盾的。1943年春季，三军参谋长们研究了这种情况，伊斯梅将军于4月15日将研究结果给我写了一份备忘录，内容如下：
首相
三军参谋长们认为，应请你注意关于德国人试验远程火箭的报告。从1942年底以来，我们收到了五份报告，这些报告即使在细节方面不够精确，却指出了一个根本事实。
三军参谋长们的意见是，我们应不失时机地确定事实，如果证据可靠，应即考虑对策。他们认为，这个问题，在一个能够召集合适的科学与情报顾问的人的领导下进行调查，会获得最好的和最快的结果。因此，他们提议你任命一位立即负责这项任务的人。他们建议你考虑邓肯·桑兹先生，并认为如果能使桑兹先生担任这个职务，那是很合适的。
三军参谋长们还建议，要求国内安全大臣密切注意这种袭击的可能性，并且通知他上述建议。他们认为，在目前阶段，由于证据还很不明确，因此不宜向公众宣布此事。
三军参谋长们请你核准上述建议。
在战争的初期，桑兹先生曾在驻挪威的一个防空部队里服役。后来，当他指挥第一火箭实验团时，在一次车祸中，他的双足残废了。1941年7月，他参加政府工作，任陆军部财务处长，随后，又任军需部次官。在担任这两个职务期间，他对于武器发展的总的指导工作曾经负有很大的责任，因而同三军参谋长委员会发生密切的联系。由于他是我的女婿，我对三军参谋长委员会愿意给他这项重要的工作，当然感到高兴，尽管我完全没有提出过任何建议。
一个月以后，桑兹先生提出了第一个报告，在战时内阁中传阅。下面的摘录概括了报告的要点：
我已审查了德国远程火箭发展的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