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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种拥挤和紧迫的感觉，而且还应当使人们有这种感觉：许多重要的问题在下院谈过了，重大的事情也在那里及时地决定了。
不管怎样，这个问题像我所希望的那样解决了。
※ ※ ※
在这些繁忙的日子里，我想到，既然我们的最后胜利现在看来已有把握，我们应当详细研究随着胜利的来临将要同时发生的一些问题。关于这些已隐约出现在我们面前的问题，我曾拟了两份备忘录给我的同僚们，现在抄录如下，作为本章的结束。
战争时期——过渡时期——和平时期
首相兼国防大臣的备忘录
1943年10月19日
英王陛下政府应该作好准备，以便处理在战争结束时落在我们身上的任务。紧急的需要是：
（1）制定妥善的复员计划，同时应当考虑到我们无疑地要在敌人的领土内保持相当数量的驻军。
（2）应当为本岛居民提供超过战时定量标准的粮食供应。
（3）应当重新开展出口贸易和恢复我们的商船队。
（4）应当普遍地将工业从战时生产转为平时生产，而且，最重要的是，（5）在过渡期间，应为身体健康、希望就业的人，尤其是退伍军人，提供就业机会。
关于战后数年内粮食和就业这两个最高目标所需要的任何决定，我们现在就必须作出，不论它是否会牵涉到立法手续，而且也不论它是否会引起争论。
2．与这些方面有关的各部和各委员会已经作了许多工作。我们必须注意：不要让这些紧急的实际任务被政党政治搅乱和掩盖起来，或者由于无尽无休地讨论关于建立新的世界秩序的长期计划，而被搁置起来。
3．事实上，存在着三个阶段，即：
（1）战争阶段，
（2）过渡阶段，以及
（3）和平与自由阶段。
本届政府和议会完全有资格为过渡期间作好一切必需的准备；如果发现我们没有尽到自己的责任，我们对此应该严肃负责。在过渡期间（一切准备工作到时将会完成），应当尽早地举行大选，以便选民对于我们战后和过渡时期以后的社会将要采取的形式，表示他们的意愿。
4．我们不知道，这次选举是否将根据现在组成联合政府的各个政党经过协议所提出的一个纲领来进行竞选，还是必须由下院的本届多数党领袖在选民的面前提出他们自己的纲领。不管采用哪种办法，很可能会宣布一个“四年计划”。这个“四年计划”，除了实行过渡时期中所必需的许多重大的行政措施外，同时也包括一系列关于发展和改革的巨大决定。无论从这个或那个角度来看，这些关于发展和改革的决定，将塑造我们战后和过渡时期以后的社会形式，因此，新议会是大有工作可做的。
5．同时，还有一些重要的政策，例如关于教育、社会保险，以及我们遭到毁坏的住宅和城市的重建问题等等，已经取得或将要取得相当广泛的大体上一致的意见。在目前的战争时期，应当对这些措施尽量做好准备工作，而且要通过任何必要的初步的法案，以便在过渡时期的最初阶段就能实行。
6．现在很难预料，在对德战争结束以后，对日战争究竟要持续多长时间。也许比较妥当的办法是，将过渡时期确定为击败德国以后的两年，或从1944年1月1日起以后的四年，以便据此进行工作，不论是哪一个时期先结束。
※ ※ ※
一个月以后，我决定任命一位建设大臣，他的办公地点将成为过渡时期各项计划的中心。伍尔顿勋爵领导粮食部的工作，曾获得人们广泛的满意和普遍的信任。无论从哪方面来说，他似乎具备能够协调和推动许多有关部门活动的才干和经验。他于11月12日就职。
第十章 与戴高乐将军的紧张关系
戴高乐运动的高潮——法兰西民族解放委员会的成立——对委员会的承认问题——罗斯福总统对局势的看法——我在7月13日写的备忘录——我企图说服总统给予有限的承认——他另提出一个合作方案——我们在魁北克关于形势的辩论——商定给予有限的承认——戴高乐和吉罗继续争夺权力——自由法国协商会议的组成——戴高乐成为法兰西民族委员会的唯一主席——在叙利亚发生了暴力行动——一年来与“自由法国”的关系令人失望。
在1943年的夏季，英国政府和戴高乐的关系恶化了。我们曾经作出很大的努力，想把在阿尔及尔的各党派的法国人团结起来，我并经常敦促美国人接受戴高乐将军作为我们双方设法促成的那种政治局面中的一个领导人物。在克拉克——达尔朗协定的签订和吉罗的出现以后，法国事务笼罩着一种紧张的气氛，在这种气氛中，戴高乐变得比以前更倔强了。他的地位，在最近的几个星期以来，已经得到了巩固。他在现被盟军控制的突尼斯有许多支持者。从法国首都传来的消息，以及秘密的中央委员会在当地的成立，都表明他享有广泛的威信和戴高乐运动的正在高涨。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吉罗同意和他的对手在北非会见。
5月30日，戴高乐到达了阿尔及尔，双方开始谈判，目的在于成立一个统一的临时委员会，以便管理“战斗法国”的事务，在谈判中，彼此言词尖锐，怒气冲冲。他们的争论围绕着三个主要问题：吉罗要掌握民政和军事方面的最高权力；
戴高乐决心要求正式确认“战斗法国”的主权——这个步骤势必要违反达尔朗和马克·克拉克将军在1942年11月缔结的协定的条文；以及关于现在北非担任重要职位的前维希政府行政官，尤其是诺盖、佩卢东和布瓦松等人的问题。布瓦松是其中的一个特殊目标。戴高乐一直没有原谅他1940年在达喀尔发生的事件。
这些激烈的讨论持续不断，使阿尔及尔的形势越发紧张。
6月3日下午，双方终于达成了协议，并成立了一个法兰西民族解放委员会，其中包括吉罗和戴高乐、卡特鲁将军和乔治将军，以及从伦敦来的戴高乐委员会的某些成员，这个委员会在戴高乐离开伦敦前来北非时，已经解散了。前维希政府任命的地方长官都不包括在新机构之内，这个新机构现在就成为“战斗法国”及其帝国的中央临时政府，直到战争结束时为止。
※ ※ ※
读者还会记得，当关于法国前途的会谈在进行时，我正和马歇尔将军在北非同艾森豪威尔将军举行会议。就在我离开北非以前，我曾邀请新委员会的委员们午餐。当我回到伦敦后，我接到了罗斯福总统一封忧心忡忡的电报。他在6月5日的电报中说，“我要告诉你我的想法：北非归根结蒂是在英美的军事统治下；根据这个理由，对于艾森豪威尔可以按照你我的意愿来使用。那位新娘显然忘记了，一场战争仍在那里进行着。我们只收听到新娘的宣传。我们英美的新闻机构干什么去啦？衷心祝愿你摆脱掉我们彼此都感到头痛的问题。”
我在给罗斯福总统的复电中说明了我对阿尔及尔的印象：
前海军人员致罗斯福总统 1943年6月6日
我们在星期五（6月4日）邀请法兰西委员会的全体成员午餐，每个人看来都是非常友好的。乔治将军是我在一个月以前设法从法国接来的。他是我的私人朋友，吉罗的一个重要的支持者。如果戴高乐确是粗暴无理，他将处在五对二的少数，也可能完全陷于孤立。因此，该委员会是一个拥有集体权力的机构，据我的意见，我们可以安然地同它一道工作。
2．我认为这个委员会的成立，使我和作为“战斗法国”领袖的戴高乐之间的正式联系已告结束，这种联系是从1940年和他来往的信件，以及后来的某些其他文件开始的。我建议在必要的情况下，把这些联系——财政的和其他方面的——转给整个委员会。虽然我认为委员会是接受武器和供应的一个可靠对象，但我感到，我们应当观察一下，他们怎样处理他们的事务和表现自己，然后再决定应当在什么程度上承认他们代表法国。麦克米伦和墨菲在一道工作，非常融洽，他们将不断地向掌握最高的和最后的权力的艾森豪威尔提出详细的报告。
3．如果布瓦松被解除职务，我将坚决反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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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他们激烈的争论并没有停止。戴高乐对于吉罗担任法国部队的最高统帅，不能接受。吉罗渴望保持北非法军的完整，并使他们不受“自由法国”的影响。戴高乐对于军事指挥问题的这种态度，加深了美国对他的厌恶和不信任。
罗斯福总统又打电报给我：
罗斯福总统致首相 1943年6月10日
我刚从墨菲那里收到下列电报：
“吉罗今天下午告诉我，戴高乐在今天早晨举行的法兰西委员会的会议上，最后公开表示他要担任国防长官，这个职位具有通常内阁机构中陆军部长的职权。他又要求指挥没有积极参加作战的法国部队，这又违背了他和艾森豪威尔、麦克米伦和我在谈到他的意图时所说的话。吉罗断然拒绝交出法国部队的指挥权。他坚持任命乔治将军为国防长官。卡特鲁提出一个对戴高乐的提议极其有利的妥协方案。吉罗告诉我，如果在这个问题上，委员会的票数胜过了他，他就坚决引退，并把由于戴高乐的野心而造成的不公正的局面，通告英美政府和法国人民。我已要求吉罗在有机会同委员会的其他几个委员讨论这个问题以前，暂不采取任何这种行动。”
麦克米伦以同样的内容向我作了报告。我只是迫切希望能够达成一个直截了当的协议。
首相致哈罗德·麦克米伦先生
（在阿尔及尔） 194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