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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回国途中，草拟了一篇演说稿，准备回国后在议会中发表。我很了解，我必然会受到什么批评，而且我也知道，战争的节节胜利，只会使下院和新闻界的那些心怀不满的人们，感到可以更加随便地谈出他们的意见。
于是，9月21日，我在登岸后两天，在下院作了一个报告，占用的时间不少于两个半小时。为了避免议员们零零落落地走出去吃午餐，我要求休会一小时，议会同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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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种指责是，由于和意大利政府进行了徒劳无益的谈判，在对那不勒斯展开攻势时白费了好多时间。对于这一点，我知道我有很好的答复。
我知道有人说，在这些谈判中浪费了四十天的宝贵时间，结果使英美军队的鲜血毫无必要地洒在萨勒诺附近的土地上。这种批评事实上毫无根据，而另一方面又伤害了牺牲者家属的感情。我们在确定对意大利展开的主力进攻的时间时，丝毫没有考虑意大利政府的态度，而这个战役的临时日期，实际上早在同他们举行谈判以前，甚至在墨索里尼垮台以前，就已经决定了。这个日期是以我们从西西里岛南岸的海滩撤回登陆艇所需的时间为转移的。而直到8月的第一周为止，我们在那里实际参加作战的大部分军队，每天需要通过西西里岛南岸的海滩获得供应。这些登陆艇撤回以后，又必须返回非洲。其中一部分损坏了的登陆艇——为数不少——还需要进行修理，然后按极其严格和复杂的程序，重新装备它们的一切军需品等等，只有这样，才能谈得上进行另一次两栖作战行动。
我以为人们已经认识到，这些问题必须安排得非常周到。
每艘登陆艇或作战舰只，都是尽量根据事先可能作出的估计，按照严格的顺序来装载的，这样，该艇所载部队在登陆时，将会得到已经到岸的供应物资。每辆卡车装载的用品在运到时，恰好是每个部队所需要的。有些卡车涉水驶到船旁，然后又涉水驶回来。它们都严格地按照顺序装运，优先需要的用品放在最上面，这样就尽量避免发生随便装载的情况。而且也只有采用上述办法，才能在少数敌人拥有的强大的现代化炮火面前实行这种特殊的军事行动。登陆艇的具体情况及其准备工作，是唯一的、但却是决定性的限制因素。它与“将时间浪费在谈判方面”的说法，毫不相干，同时与“外交部由于担心这一条款或那一条款等等，而阻挠了将军们的行动”的论调，也毫不相干。在执行军事作战行动的过程中，从来没有片刻的停顿，其他一切工作也都必须与主要的军事运输相适应。
当我听到人们轻松地谈到把现代化部队随意送到岸上各处，仿佛他们是一捆捆的货物，扔到海滩上，就可以不再过问，我实在感到惊讶：人们对于现代化战争的条件，竟然还是这样的无知。……
如果我可以暂时离开正题的话，我要说，我在星期日早晨到达时从报上看到这类批评，我想起了一个水手的简单故事：这个水手曾经跳进一个船坞（我想大概是在普利茅斯），救起了一个溺水的小孩。大约一个星期以后，有个女人向这个水手打招呼，并且问他，“那天晚上从船坞里救起我孩子的是你吗？”水手谦虚地答道，“是我，太太。”那个女人说，“啊，我正找你哪。我孩子的帽子在哪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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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种指责关系到第二战场，共产党分子和其他一些人一直极力要求开辟这个战场。
现在我想向德国最高统帅部以及下院发表我的意见，我想既迷惑前者，又教育后者。
我把我们最初在非洲，接着在西西里岛、现在在意大利开辟的战场，称作第三战场。那个潜在的而且在迅速积聚力量的第二战场，虽还没有展开，但却正在这里严阵以待。谁也不能说——而且我也当然不会暗示——它将在什么时候开辟，然而，第二战场却是存在的，并且，它已经成为敌人的主要心事。它还没有开辟，或者说，还没有发挥作用，但是这个时刻是会来到的。时候一到，这个战场就要开辟，从西方展开的庞大攻势将会开始，与它配合的是从南面展开的进攻。
如果人们不了解集中在英国的美军，或正在这里进行准备的我们自己的强大远征军的具体情况与数量，不了解在各个战场上的敌军的部署，不能估计敌人的后备队和资源，以及敌人通过欧洲的巨大铁道系统，将大批部队从这一战场调到那一战场的能力，不了解我们的舰队和各种类型的登陆舰艇的情况与规模，那么，他们确实不可能对这种作战行动发表有益的意见。
［这时，我们两名共产党议员之一插话说：“这种说法对斯大林元帅也适用吗？”］在这一类的问题上，我们不应当听取英国共产党员的意见，因为我们知道他们一直袖手旁观。当我们处在生死存亡的时刻，他们并不关心我们的命运。我们听取的任何意见，将来自我们的朋友和同盟者，因为他们同我们一道，参与争取胜利的共同事业。下院可以绝对相信，英王陛下的现任政府，在这一类的问题上，绝不会被任何无知的鼓动或压力所动摇，或受到它的压制，不管那种鼓动做得是多么顺理成章，或施加那种压力的意图是多么善良。我们也不会由于压力和劝诱而违背我们自己更好的判断，去发动大规模的作战行动，以求在政治上取得一致意见，或博得任何方面的喝彩。对于大不列颠和美国来说，这场战争的最残酷的一部分战斗——请大家必须认清这一点——还在前头。下院和政府在这种严重的考验面前，绝不会退缩。为了共同的事业，我们也不惜一切牺牲。
最困难的问题是罗斯福总统和我作出的关于意大利的决定。如读者在前几章中所看到的，我曾竭力主张采取这个决定，其内容是与意大利国王和巴多格利奥元帅进行交涉，承认他们是共同的对德交战国，并给予这样的待遇。这一次，正如一年前关于达尔朗海军上将事件一样，又是那一类人激动起来了。可是在这个问题上，我却有更充足的理由。
我们可以稍稍衡量和鉴定一下意大利政府的所作所为，它的确是受到意大利国民的认可和赞许的。希特勒先生使我们确信，他认为意大利的行为是极其不忠而又卑鄙的——在这种问题上，他是一个高明的裁判。其他人可能认为，当以墨索里尼为首的法西斯党徒，为了物质利益而使用专横霸道的权力，袭击摇摇欲坠的法国，从而变为多年以来一直珍视意大利自由事业的英帝国的敌人时，它已经构成了背信弃义和忘恩负义的行为。这确是罪行。尽管这种罪行已无法挽回，尽管那些听任暴君破坏它们的权利与自由的民族，必然要为那些暴君所犯下的罪行受到严惩，然而我却不能不认为，意大利在这个关键时刻的行动是顺乎自然和合乎人情的，但愿这是一系列自行赎罪行动中的最初的行动。
意大利人民已经遭受了巨大的苦难。他们的子弟沦落在非洲和俄国，他们的士兵被遗弃在战场上，他们的财富被浪费掉，他们的帝国已经无可挽回地丧失了。现在，他们自己的美丽家园势必要变成德军后卫部队的战场。更加严重的灾难还在他们的前头。在希特勒的狂怒和报复下，他们还将遭到掠夺和恐怖统治，但是，由于英帝国和美国军队在意大利的进军，意大利人民将从他们的奴役和屈辱地位中得到拯救。
经过一定的时期以后，他们将在现代世界的自由的民主国家中，恢复他们的应有地位。
我谈到意大利的这种情况，不免要受到人们非常恰当的质问，“你这种论点也将适用于德国人民吗？”我说，“情况不同。”在我们的一生中，德国人曾经两次，加上我们的父辈则有三次，把世界投入了他们旨在扩张与侵略的战争。他们极其恶毒地把军人和奴隶的特质结合起来。他们自己不珍视自由，而看到了别人的自由则极其憎恨。他们一旦强大起来，就要寻找牺牲品；他们以铁的纪律追随那个领导他们找寻牺牲品的人物。德国的核心是普鲁士。那里是一再发生瘟疫的策源地，但是，我们不是在同这样的民族作战。我们作战的对象是暴政，我们要保存自己，免于毁灭。我深信，在四分之一世纪中，由于条顿民族的追求霸权，英、美、俄三国人民曾两次遭受不可估量的消耗、危险和生命牺牲，因此他们这一次一定要采取步骤，使普鲁士或整个德国无力再怀着积蓄已久的复仇心理和长期策划的计谋来袭击他们。纳粹暴政和普鲁士军国主义是德国生活中的两大因素，我们必须彻底予以摧毁。如果欧洲和全世界要免于更可怕的第三次战争，那么上述两个因素必须连根铲除。
伯克①曾经说过，“我不知道怎样起草一份控告一个民族的诉状”，关于他的这种说法是否正确所引起的争论，在我看来，都是乏味而迂腐的空谈。现在我们需要对两个明显的和具体的目标开火，即纳粹暴政和普鲁士军国主义。让我们把每支枪瞄准它们，动员每个愿意战斗的人去攻打它们。我们不应该毫无必要地增加我们的繁重任务，或加重我们的士兵的负担。对于那些遭受威胁利诱的卫星国家，如果它们能够帮助缩短战争，或许可以让它们将功折罪。但是，必须扑灭使我们遭受一切祸患的孪生根源——纳粹暴政和普鲁士军国主义。除非我们达到了这个目的，否则，不论需要作出多大的牺牲，我们都在所不惜；即便需要赴汤蹈火，我们也在所不辞。我还要再说一句：我现在到了晚年，对国家大事已能产生一些影响，因此我愿意表明，如果没有必要，我一天也不会延长这场战争；而且我希望，当英国人民由于胜利的召唤而要分担规划世界前途的重大责任时，我们将拿出我们在生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