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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时胞弟载涛来访，向载沣建议加强宫中保安，说：“皇帝年幼，宫中任何人只要有歹心，就可以害死他，那时不但我们家族的富贵不保，天下恐也因此而动荡不宁。因此，必须成立一支以皇族子弟为主的禁卫军，专责宫廷安全。请大哥裁决。”
载沣听弟弟说得有理有据，立刻就答应了，随即下令成立禁卫军，以胞弟载涛为统领，从其它新军中抽调训练有素的士官，皇族优先，满人次之。禁卫军成立起来后，载涛除对宫中保安尽职尽责外，还分出一部分兵力保卫摄政王的安全，在醇王府内外警戒巡逻。
载沣为人老实，谨慎胆小，对权力与争斗也不热衷，但自己的儿子是皇上，这个摄政王不想当也得当，只是常感力不从心、事事苦恼。如今见载涛挺能干，脑子活泛办法多，便欲倚重于他，勉力控固大清的阵脚。载涛就建议哥哥要稳固统治，须得掌控军权，不然，稍有异动，皇族的其他宗枝便可能乘乱夺权。载沣问：“用何法可以掌控军权呢？”
载涛说：“下诏以皇上为海陆军大元帅，皇帝年幼，这大元帅之权自然由摄政王代为行使。”
载沣心想不错，立刻下令拟诏，以皇上为海陆军大元帅。奕劻、张之洞却提出反对意见，说：“皇帝是君，大元帅是臣，君臣怎能混为一谈！”
五一 帝京走强人（3）
载沣无以应答，便以眼看载涛。载涛就咳漱一声，侃侃而谈，以德国皇帝就兼任三军统帅为由，据理力争，争论不决，载沣就裁定按载涛的意见办理，同时命将陆军部的军咨处独立出来，称军咨府，作为大元帅的参谋机关，以载涛、良弼为军咨府的事务大臣。如此一来，军事力量就等于全部掌控在载沣兄弟手中了。奕劻、张之洞等心中不满，却又无法阻止。
载涛这时又建议筹建海军。甲午之战后，大清的海军力量几乎全军覆没，虽还有零散的舰只，却已不相配套、难以成军了。载涛不甘心永作弱国，想着海军建了起来，或许有朝一日可与日本再较短长，便极力怂恿载沣，论说建海军的好处。载沣被他说得意动，就决定再建海军。
载沣还有个胞弟叫载洵，是个花花公子，游手好闲，能吃能睡，因而刚上二十岁就发福虚胖，他见哥哥载涛当了官好不威风，便寻到载沣，大吵大闹也要当官，听说筹建海军可以出洋，更是死缠活赖，非要做筹办海军大臣。
载沣知道这位弟弟不学无术，不是筹建海军的料，所以犹犹豫豫，迟迟不肯答应。载洵急了，赶到醇王府里吵闹不休，一日数遍，弄得载沣招架不住，最后叹了口气，咬咬牙，把筹办海军大臣的乌纱给了他，同时命海军界的元老萨镇冰也为筹办大臣，以助载洵。载洵兴高采烈，大夸哥哥有情有义，乐得一颠一颠上任去了。
载沣兄弟三个把海陆军的领导权全垄断了，朝中微言渐起。先是军机大臣奕劻、张之洞、那桐，肃亲王善耆等，后是铁良、载泽、良弼等。载沣心感不安，不知该如何应对，载涛就建议撤汉官以满人代替，用排汉转移朝野的注意力，争取铁良、良弼、善耆、载泽等满族亲贵的支持。载沣允诺。
张之洞隐闻排挤汉官的消息，忧心仲仲，上疏谏道：“欲御外侮，须先靖内乱，内乱之源，即是满汉不同法、满汉隔阂歧视，若朝廷能决心化除畛域之见，以满汉为一体，人心自定，乱党、莠民无可借口，立宪各事以此为基础，推行无碍，国方可大治。”
载沣见张之洞对排汉大表反对，就敷衍说：“我本无满汉之见，今后将融汇满汉蒙回各族，一视同仁，公其勿忧。”
载沣话是这样说，但在载涛、载洵等的推动下，却采取零敲碎打的办法，今天换一个汉官，明天再换一个汉官，逐渐以满族亲贵取代汉人。与此同时，载沣下令，命各省尽快将咨议局成立起来，为立宪做好准备，接着他将坚决反对立宪的陕甘总督升允开缺，以示立宪的决心。
一九零九年六月间，津浦铁路总办汉官李顺德因营私舞弊被革职，载沣又准备以满人继任，张之洞累谏不听，因而怒道：“如此行事，必将激起变乱，到时后悔莫及！”
载沣亦怒，说：“兵权在我手，谁敢倡乱？”
张之洞无言而退，退而长叹，说：“此亡国之音，不易今天被我听见。我唯愿早死，不愿见到国亡的那一刻。”于是以患病为由，上折请求开去本兼各职。载沣却坚决不许，只给假让其归家调养。不久张之洞病逝。
五二 桀骜不屈，重张旧时旗（1）
此时在日本东京，章太炎坐等陶成章从南洋携款归来，哪知日本警方忽以《民报》有激扬暗杀的文字、扰乱破坏治安为由，下令查封《民报》。
激扬暗杀的文字是陶成章进报社后多了起来的。陶比较偏向于以暗杀震慑清廷，唤起人民。满清的驻日公使便以此为由向日本政府提起抗议，要求其取缔《民报》。当时清政府正派唐绍仪为代表赴美，欲与美国结盟。日本深恐中美结盟于日本不利，便以各种办法阻扰，同时着意讨好清廷，断然下令查封《民报》。
东京警视厅的查封令送到了《民报》社。章太炎视《民报》如生命，如何能容许别人来查封，恼怒之下，一纸诉状便递到了东京地方法院，又聘宋教仁为翻译兼律师，诉警事厅侵反了言论自由的权利。
开庭之日，一切均按程序进行。原告章太炎激动殊甚，舒拳捋袖，张目质问日警方和审判长，说：“吾报扰乱治安，证据何在？我等既未买手枪，又没蓄刺客，一笔一墨，几句文字，如何扰乱？”
警方的代表瞑目不答，假装打盹。
章太炎大怒道：“汤武革命，顺天应人，乃吾国圣人之言，言论自由，出版自由，乃贵国的法律。吾报宣传的革命，乃是革中国满清之命，非革日本之命，这犯了日本的那条法律？我们的文章的确有煽惑性，但我们煽惑中国人反满，又怎么影响了日本的秩序和治安？”
警方的代表还是不说话，瞑目如睡。
这样的庭审进行了三次，判决就下来了：维持对《民报》查封的命令，同时处《民报》罚金一百一十五元。
章太炎气得大骂，却是无可奈何。《民报》此时穷得叮当响，哪有钱交罚金，日本人却不管这些，没钱就将章太炎抓起来做苦工，每做一天苦工，抵一元钱的罚金。可怜章太炎纵有万千道理，有雄辩滔滔，却派不上用场，一天的苦力只能抵得一元日币。
这时的黄兴正在宫崎家中躲债，他办“勤学舍”时借的高利贷到期了，但他无钱可还，债主逼得紧，就只好躲了起来。章太炎的学生鲁迅、许寿堂看老师受苦，就动用了他们出书的印刷费，将章太炎救了出来。章太炎情绪激动得厉害，大骂日本人不讲道理，又骂孙文不管《民报》的死活。
谭人凤这时从香港到了日本东京，遍寻黄兴不着，一问才知他躲债已将两月，谭人凤急道：“总部怎能没有了黄克强？”忙四处借钱，替黄兴还了一部分高利贷，黄兴这才从宫崎家出来了，一出来就找章太炎商量将《民报》转往美国出版，却因缺钱难以实施。章太炎怨恨交加，指责孙文抛弃了《民报》，黄兴婉劝。
便在这个时候，陶成章从南洋回来了，带着《孙文罪状》，怒气冲冲直接找黄兴，要求总部开会，革除孙文的总理职务，并改组同盟会。黄兴大惊，极力劝解陶成章，谭人凤也相帮黄兴，要陶成章打消此念，以和为贵，精诚团结。
陶成章冷笑道：“孙文岂是可团结之人！此人量小易盈，志大才劣，实为一奸恶小人。如今南洋的同志人声汹汹，皆欲罢黜孙文，为同盟会除害。”
原来陶成章与李燮和起草的《孙文罪状》洋洋数千言，列举罪状十二条，李燮和、魏兰、许雪秋等联络了一些流落南洋的各省同志，取得支持后。就以粤、湘、鄂、江、浙、闽、皖七省同志的名义，要求罢免孙文的总理职务，由陶成章到东京面见黄兴，将《孙文罪状》交同盟会总部，交涉罢免孙文、改组同盟会的要求。
《孙文罪状》中除罗列了孙文人品、领导方法等方面的问题外，最具杀伤力的是说孙文借革命之名骗钱，将华人华侨的捐款不尽用于革命，却私留存贮起来，供自己挥霍享受，估计孙文在外国银行的存款足有几十万之多。
当时孙文在新加坡，听说了自己留存捐款几十万的话，就大笑起来，说：“我若有几十万元存款，革命恐怕早该成功了。”
胡汉民、汪精卫看过“孙文罪状”，气愤不已，对孙文说：“先生对陶成章的污蔑应该还击，大力驳斥，不然被世人误会，影响先生自己的清誉，也影响革命党的名声，保皇党更会以此做把柄嘲笑我们。”
孙文笑道：“陶成章攻击我，乃欲以我得名，以我攫利，我岂能如他所愿。我孙文从广州首义失败以来，人人骂我为乱臣贼子、大逆不道，我被骂得多了，还怕多出一个陶成章来骂吗？”
胡汉民说：“虽然先生不在乎，但此事关乎革命党的形象，还是请先生出面澄清为好。”
孙文大怒，猛地站了起来，说：“我革命以来，起义及各项组织联络所费糜大，募捐赞助的款项常不敷用，只好从檀香山家兄处拿钱补足，如今家兄已因我而破产，迁居香港，寄人篱下，此事党内之人知之甚多。我若以革命赢利，家兄又怎能困顿至此？事实昭昭，我又何必费神解释！”
东京的黄兴此刻却极是忧虑不安，面对蓄势而来、满腹委屈又满腔愤怒的陶成章，百般劝解说服均告无效，遂与谭人凤、刘揆一联名发表致南洋同志的公开信，对“孙文罪状”所列各条逐条解释，为孙文辨诬。陶成章不虞有此，大怒道：“黄兴与孙文竟朋比为奸！”于是便将“孙文罪状”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