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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惹事的样子，也渐渐地放下心来。
至于文三儿的嘴，车行里的老伙计们早有评价：这小子心里搁不下事儿，嘴里藏不住话，是叫花子养兔子——人穷嘴碎。从金鱼池到南横街不过四十分钟的路，徐金戈从文三儿嘴里知道了很多他需要的东西。
徐金戈临走时扔下十块钱，文三儿没见过出手如此大方的人，他当时被一口气噎住，差点儿背过气去：“大哥……这……这是给我的？您真是太客气啦，其实用不了这么多，要不您再拿回去五块？”
徐金戈冷冷地说：“文三儿啊，你知道这钱是什么意思吗？明说吧，就是买你小子这张嘴，把钱收起来，给我把嘴闭严喽，你要记着，从今往后不管在哪儿遇见我，都要像不认识一样，除非我找你，听见没有？”
文三儿忙不迭地收起了钱，把头点得像鸡叨米：“我记住了，我记住了，您放心，我不认识您，我压根儿就没见过您，我从来就没从您这儿拿过钱……”
“你怎么这么多废话，说着说着就说秃噜了嘴？什么钱不钱的？对了，你说那个陆中庸喜欢去的茶馆是什么字号？”
“广义轩，在西珠市口大街路北，门脸儿朝南，掌柜的叫……”
“行啦，行啦，我知道了，我看你话又多了。”
陆中庸有个习惯，他喜欢在茶馆里写稿子，环境越闹他越有灵感，反之，他一个字也写不出来。报社里专门给陆总编准备了一张巨大的樱桃木写字台，奇怪的是，陆中庸只要趴上去就会打瞌睡，这张写字台似乎具有催眠效果。
陆中庸近来心情不大好，他被吓着了，以至于夜里经常做噩梦。他所加入的“新民会”看起来是个亲日的民间团体，实际上被日本占领当局牢牢控制着，按日本宪兵队的要求，“新民会”的成员必须要监督举报市民中的反日言论及行动，还要定期写出书面汇报。这是件得罪人的事，陆中庸实在不愿意干，他是个胆小的文人，谁也不愿意招惹，他只想当日本人的顺民，并不想和自己的同胞过不去，可宪兵队也不是好糊弄的，若是不表示一下，日本人会怀疑你的合作诚意。事情是明摆着的，别人都在吃混合面，你陆中庸却有特殊配给，大米白面始终没断过，总不能便宜都让你占了，人家要你帮忙的时候自己却一毛不拔？这说不过去。
陆中庸在《京城晚报》时的一个同事经常在私下里议论时局，还偷听重庆方面的广播，有一次和陆中庸一起喝茶时还劝他不要为日本人做事，国民政府早晚还会打回来，到那时戴个汉奸帽子实在是不值得。陆中庸考虑很久，最后决定行使一下“新民会”会员的职责，他向日本宪兵队举报了这件事，这位同事当即被捕。陆中庸本以为此事就算过去了，谁知日本宪兵队竟通知他去审讯室和那位同事对质，因为他拒不承认自己的反日言论。当陆中庸在审讯室里见到这位老同事的时候，他被吓得差点儿昏过去，老同事的双腿已经被老虎凳压断，他浑身是血，面目血肉模糊不可辨认，一个光着膀子的日本宪兵正在专心致志地用老虎钳把他的牙一颗一颗地拔下来……这件事对陆中庸刺激极深，平心而论，他和那个同事无冤无仇，甚至还是朋友，他只是想讨好日本人，并不想要老同事的命，谁知后果竟如此严重。陆中庸本是个胆小的人，内心里从来没想过和杀人的事沾边儿，他算是明白了，日本人干事就是这么认真，谁哪怕是口头上反对他们而并无实际行动，也敢要了人的命。后来陆中庸听说这位同事被宪兵队枪毙了，他当天就发起了高烧，在床上整整躺了一个星期。
陆中庸知道有很多人恨他，把他叫做汉奸，他对此有不同的理解，什么叫汉奸？都说吴三桂是个大汉奸，那林则徐算不算？一个汉人却做了满人的大官，怎么没人说他是汉奸？甚至还被说成是民族英雄。照陆中庸看，这两人的区别在于时间上，吴三桂投靠满清早了些，老百姓的脑子还没转过弯来，他自然要多担些骂名，要是晚个几十年，吴三桂兴许就是国之栋梁。世上的事儿就是这样，人嘴两张皮，当然是怎么说怎么有理，陆中庸才不怕别人的闲言碎语，如今既然是日本人要建立大东亚共荣圈，那就不是一朝一夕的事，闹不好也像满清入中原似的，二三百年就下来了，中日成了一家人，到那时还有汉奸一说吗？再者说了，也不能排除有些人是出于嫉妒，“新民会”就这么好入？是个人就能参加？非也，日本人也要看看你的身份，是不是有头有脸儿，是不是栋梁之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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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义轩”茶馆是陆中庸常来的地方，茶馆的楚掌柜知道陆中庸是《新民日报》的总编，日本人的红人儿，是个惹不起的主儿，于是一心想巴结他，便把靠窗户的那张桌子定为陆总编的专座儿，不管有多少客人，只要陆总编不在，那座儿永远空着。
陆中庸这两天正为写一篇文章而苦恼，听说在日本的北海道最近挖掘出一座古墓，出土了几个中国南宋时期的蛐蛐儿罐儿，上面还有彩绘的春宫图。陆中庸灵感忽至，打算写一篇关于中日两国友谊的文章，题目也起好了，叫做《逝去的战争》，听起来很刺激，其实他所说的战争是指远在唐宋时期中国诗人和日本和尚之间的蟋蟀之战，陆中庸以此来论证中日两国的友谊交往源远流长。
陆总编最近脑子不大好使，总像是一盆儿糨子，才写了几行字就卡壳了，怎么也理不出头绪来，正在抓耳搔腮，忽然听见身后有人问：“对不起，敢问这位可是陆中庸先生？”
陆中庸转过身来，见是一位三十岁左右的男人，中等个子，穿着一身做工考究，剪裁得体的藏青色三件套西装，系银灰色领带，头戴蓝色呢制礼帽，此人看打扮就是个有身份的人，陆中庸连忙站起来，双手抱拳道：“在下陆中庸，先生是……”
那男人自我介绍：“鄙人徐东平，在南京政府财政部供职，此次来北平是因为公事。”
陆中庸打量着对方：“南京财政部，您是汪先生的人？”
“在汪先生手下混碗饭吃，惭愧了。”化名为徐东平的徐金戈恭敬地鞠了个躬。
“哪里，哪里，徐先生过谦了，汪兆铭先生是当今伟人，是中国的一面旗帜，没有汪先生的努力，就没有今天中日亲善的局面，鄙人对汪先生是仰慕已久啊。”
徐金戈做了个手势道：“陆先生请坐，恕我冒昧，刚才我听到茶房称您为陆总编，便猜到您就是大名鼎鼎的陆中庸先生，我经常读您的文章，和您神交已久，很佩服先生的学问和文采，愿意和您交个朋友，所以就忍不住贸然打扰了。”
陆中庸听得心里很是受用：“有朋自远方来，不亦悦乎？徐先生，我们已经是朋友了嘛，如有用得着陆某的地方，徐先生尽管吩咐。”
徐金戈招呼茶房撤去陆中庸的旧茶，换上最昂贵的武夷山“大红袍”，陆中庸道：“真不好意思，让徐先生破费了，改日我请您去‘全聚德’吃烤鸭。”
徐金戈说：“如今这年月，能享受一天是一天，以后怕是享受不到好日子了。”
“徐先生这话是怎么讲？似乎对时局很悲观呀。”
“陆先生，您难道不为时局担忧？别忘了，您和我这碗饭都是日本人给的，日本人要是不行了，我们也就完了。您听说了吗？俄国人已经逼近柏林了，如果不发生奇迹，希特勒先生恐怕是回天乏力。太平洋方面的战事也很糟糕，美国人的轰炸机已经直接轰炸东京了，据您看，日本人还能支撑多久？”
陆中庸淡淡一笑道：“此言差矣，徐先生大可不必悲观，您只看到了事物的一个方面，因此对时局的估计难免悲观，其实不然，对于中国来讲，眼下时局恰如在下的名字，中庸……”
“哦，愿闻其详。”
“事情是明摆着的，此次世界大战无非是两大阵营，同盟国对轴心国，这么说吧，不管欧洲和太平洋打得有多热闹，不管将来哪个阵营获胜，咱中国都是战胜国。您想想，重庆的蒋先生是同盟国一边的，而南京的汪先生则是轴心国一边的，他们两人都代表中国，都是政府，谁打赢了都是中国赢了，割地赔款的事断不会发生，胜者王侯败者寇，蒋汪两位先生各押各的宝，各下各的注，输了赢了是他们个人的事，可中国还是中国。汪先生的‘曲线救国’确是高招儿，蒋先生的‘抗战不到最后一刻，决不轻言牺牲’也是大有深意，就像大街上两个人打架，一个瘦小枯干，一个五大三粗，旁边还围着一群看热闹的。那瘦小枯干的主儿只要咬住牙坚持个两三回合，最好还被打得鼻青脸肿，这时就会有人看不下去了，您放心，好打抱不平的主儿什么时候都有，一旦有人挺身而出，得嘞，您就用不着打了，自然有人替您出气，关键是头几回合您得撑住，不然就没下面的戏了。这蒋委员长玩的就是这招儿，结果怎么样？美国人、英国人、俄国人都卷进来了，蒋委员长倒踏实了，他不着急了，和日本人干脆进入了‘相持阶段’。高啊，真是高，蒋汪两位先生都是高人，联手玩了个‘中庸之道’，一下子把两大阵营都搁进去啦……”
陆中庸的高论听得徐金戈一阵犯愣，这种理论他还是头一次听说，真不知陆中庸是怎么想出来的。真是匪夷所思，难怪陆中庸愿意当汉奸，闹了半天他有自己的一套歪理，甚至认为自己也是这场“过家家儿”游戏的参与者，也在“曲线救国”。徐金戈很想一枪崩了陆中庸，这种人留着除了给中国人丢脸，别的什么用也没有，若不是行动计划的需要，徐金戈早就出手杀了他。
徐金戈放声大笑起来：“高论，高论，陆先生关于时局的高论果然是有见地，徐某受益匪浅，佩服，佩服，您这个朋友我是交定了，陆先生，咱们说定了，今天晚上我来做东，您可不许跟我抢，说什么也得给我个面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