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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情况处于闭塞状态的国人耳目为之一新。《海国图志》为中国人打开了认识世界的窗口。
对外开放魏源在《海国图志》中还提出了“通夷”——即对外开放、发展对外贸易的主张。这在当时是相当难能可贵的。
鸦片战争后，投降派把“夷变归咎于缴烟”。对此谬论，魏源予以严厉的驳斥。他在《海国图志。筹海篇》中指出：“激夷变绝不由缴烟，而在于停贸易。”
“观禁烟令初颁，各国遵令，即英国新至货船，亦遵例具结。”
英国之所以“连兵万里，构衅数年”，是因为旻宁下了停止中英贸易的禁令。
可以说，英国为了进行鸦片贩卖，牟取暴利，不论旻宁是否禁止对外贸易，它总要寻找借口，发动侵略战争。但就“激夷变”而论，却实由旻宁停止贸
易而促成。据此，他认为只要各国遵守初约，不进行鸦片贩卖，就不应当禁止各国的正当贸易，这就是魏源提出的“持鸦片初约以通市”，实行对外开放的进步主张。
魏源之所以能提出这一主张，是因为他已朦胧地感觉到了国际贸易的巨大作用，认识到正当公平的国际贸易对贸易各方都是不可缺少的。
魏源熟知英国是一个“务工勤商”的国家。其地虽“产大小麦，其谷不足食”，必由外国输入。纺织业发达，所用棉丝靠输入。“其国不止贸易一国一地，乃与万国通商也。”英华通商始于明朝，当时贸易额甚微。由于中国富庶，后来日益发展，道光年间，贸易日增。所以各夷常说“天下富庶无如中华。诸国所来船多不觉其多，所来少不觉其少，无卖不尽之货，又买不尽此地之货，为海内第一，是天下更无大于中华。”因此，当林则徐禁烟后，英领事“义律来文，有不讨别情，只求照例通商，……香港亦不敢索”。魏源深知英国是“以货财为命”的，所以他主张“持鸦片初约以通市”。
更重要的一点是，魏源认为开展正当的对外贸易，对中国的经济发展和国家富强是有利的。发展对外贸易的目的就是“自修自强”。魏源分析了中外贸易的历史和现状，认识到中国在正常的对外贸易中总是占优势。魏源在《海国图志》中，列举了道光十七年（1837）中国对英美及其他西方国家货物（不包括鸦片）
总出口额为35093000元，总进口额为20148000元，顺差金额14945000元。由此，他得出结论说：“使鸦片无毒，则外洋之银有入无出，中国银且日贱，利可胜数哉？”
魏源还进一步就如何保证正常的对外贸易提出了三点具体措施：一是“与夷约，果能以除鸦片之地，改种五谷者，许其多运洋米入口，并援例酌免其关税”
；二是“与夷约，果鸦片不至，则尽裁一切浮费”；三是同意英国增加茶丝进口税和棉米呢羽出口税，“以补鸦片旧额。此外，铅铁硝布等有益中国之货，亦可多运多销。”
师夷之长技以制夷魏源从自己的亲身经历中体验到，与世界先进国家相比，中国落后了。
在这种情况下，是放眼世界、学习外国先进技术、为我所用，还是徒守旧制、闭关自守、一概拒绝向外国学习呢？魏源主张取前者。他在《海国图志》中详细阐述了“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的思想。
向外国学习，学习什么？这要有一个取舍的标准。魏源严肃地批判了清政府在和国外互市中，只接受外国的“奇技淫巧”和“邪教毒烟”，“独于行军利器，则不一师其技，是肯受其害不肯受其益。”他认为凡是外国好的东西，诸如军事工业，兵船、火炮的制造，以及量天尺、千里镜、龙尾车、风锯、火轮机、自来火、自转碓、千斤秤之属，凡有益民用者都要学，也要学习养兵练兵之法，不好的东西如邪教毒烟等要予以摒弃。
怎样师夷之长技呢？魏源主张：（一）设粤东船厂和火器局。船厂主要造战舰和新式商船。火器局主要造战舰用的攻炮和城垒用的守炮，以及绿营所用的鸟铳、火箭、火药，也可以造民用的龙尾车、自转碓、风锯、水锯等生产工具。
（二）聘请弥利坚（美国）、法兰西、葡萄牙三国技术人员，在粤东船厂和火器局传授造兵舰火炮及民用生产工具的技术，“择内地巧匠、精兵以传习之。”
（三）准许福建、上海、宁波、天津等商民仿效粤东厂、局，建船厂、火器局，生产的商船和民用器物“或自用或出售者，听之”。
（四）开采银矿。他认为：货源莫如采用。除朝廷开银矿外，“沿海之银矿山，许民开采。”
（五）学习外国养兵练兵之法。他认为外国饷兵之厚、练兵之严、驭兵之纪律，为绿营水师对症之药。
魏源提倡学习外国先进技术，识见已自不凡；更难能可贵的是，他对于中国的历史文化、中国人的聪明才智绝不妄自菲薄。对学习和掌握西方的先进技术，发展生产，以臻富国强兵，充满必胜的信心。他说：“尽传外国之长技，为中国之长技，富国强兵，不在一举乎！”
《海国图志》是魏源思想发展的高峰，代表了当时思想界最进步的思想。
其影响所及，开资产阶级维新派的思想先河。资产阶级维新派王韬曾说，魏源“师长一说，实倡先声”。1854年，《海国图志》传到日本，对日本的明治维新起了很大作用。在鸦片战争后的中国，魏源不可能明确提出反帝反封建的革命任务，这就决定了他探索的富国强兵的道路行不通。他的政治思想也只能是归于幻灭的梦想。
16 黑暗中的光辉梦幻——《大同书》
公元1903年，在曾经盛产神话的南亚大陆印度，在大吉岭地区的一间普通客房里，诞生了一部中国近代史上最著名的空想社会主义著作。这就是近代启蒙思想家康有为著的《大同书》。
《大同书》的诞生近代的中国，倍受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封建主义的压迫，民族危机和社会危机空前严重。一些先进的仁人士子，为了救亡图存，光复华夏，进行了许多可歌可泣的奋斗和有益的探索。康有为的《大同书》正是这一努力与追求中的“历史备忘录”。
康有为出身于累世官僚地主之家，自幼受的是正统的封建教育。然而，在亡国危机的刺激下，他越来越怀疑那些“圣经贤传”，不断寻求拯救祖国的道路。
他游览过香港，参观过上海的租界，后来又到国外去考察。他是当时到过世界各地最多、接触各国人物风情也最多的中国人。他购买了许多当时翻译的各类外国书籍，特别是接触到了19世纪的欧洲空想社会主义著作，使他决心为中国设计一幅人类未来社会的远景——“大同”社会的蓝图，以鼓舞那些还在苦难中挣扎而士气殆尽的同胞们。
1884年，康有为着手编写《人类公理》一书，这就是后来驰名于世的《大同书》的初稿。书中，康有为揭露了封建社会的罪恶，歌颂了西方国家的先进，设计了一个“无有阶级，一切平等”的大同世界。书成之后，康有为认为中国实行“大同”尚非其时，迟迟不肯示人。直到1913年他才以《大同书》为名，在《不忍》杂志上发表甲、乙两部。全稿直到他死后八年，也就是1935年，才由他的弟子钱定安交中华书局出版。而康有为也由此而被世人称为“一佛出世”，“当代一人”，完全打动了他的学生和朋友。
大同之世“大同”，是儒家宣扬的理想社会。《礼记。礼运》说：“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在这样的社会里，老年人晚年有人照顾，壮年人有理想的工作，孩子有学习的机会，鳏寡孤独者，还有残疾之人都为社会所养。人人都生活得愉快幸福。康有为的《大同书》，虽然承袭了自孔子以来的中国大同思想，但并非孔子大同思想的简单翻版。孔子的大同思想着眼点是向后看，眼睛盯着唐虞三代，口口声声“吾从周”，认为古代是人类最理想的社会；康有为的《大同书》虽然承继了这份大同遗产，但他受西方进化论学说的影响，眼睛是向前看的。
他凝视前方，憧憬未来，向往着更高级的人类理想社会。
在《大同书》中，康有为提出了废除私有财产，实行财产公有的构想。
他认为：在农业上要实行“公农”，把天下所有的田地都归为公有，任何个人不得占有和买卖；在工业上，要实行“公工”，把天下所有的工厂、铁道、轮船都归为公有，私人不许独占；在商业上要实行“公商”，把天下的商业都归公，由政府商部统一管理经营，不准有私人商业。
《大同书》还对社会政府职责作了规定。社会政府部门主要职责是组织生产和分配成果。政府所属的农部、工部、商部必须按全体人口的需要和各地物产的丰歉，制定相应的计划进行生产、运输和消费。做到“地无遗利，农无误作，物无腐败，品无重复余赢”，即人民群众的需要和产品的供应要相等，既不虚耗人民的宝贵光阴，又不浪费社会的物质财富。
不仅如此，康有为还为未来社会的劳动者赋予了崇高的社会地位。既然未来的社会是建立在公有的基础上，一切社会财富是由工人劳动创造的，所以太平之世除了工人没有别的可崇尚的；太平之世除了工人所创造的新器外没有别的可尊高的；太平之世没有痛苦，所有的只是欢乐。所以说在野蛮的时代，工人最低贱，愿意干的最少，人们对工人也最薄；在太平之世，工人是最高贵的，愿意工作的人也最多，对待工人也最优厚。而且人们既是工人，又是“学人”。人们所追求的是“知识竞争”，在竞争中出现许多“聪明睿智之士”，他们拿最高的薪金，享受最高待遇和荣誉。太平之世，人人都想创新发明，人类的进化因此而永无止境。“大同之世”生产力高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