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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怎样烤面包。李德却常常怀疑她偷吃他的食品，动不动便是打骂。红军开始长征，使萧月华如释重负，从此她可以在休养连里跟女红军们高高兴兴生活在一起，再也用不着为那恼人的“涉外婚姻”而痛苦。可是，在黎平的逗留，李德的打骂又在她的皮肉上留下青紫块。
李德的脾气本来就乖戾暴躁，此刻没有萧劲光、周子昆、刘伯承可以训斥，只有萧月华这“无罪的羔羊”不得不受苦受难。她找博古诉苦，要求离婚，博古只能以“服从组织”来要求她忍气吞声（到延安后，萧月华终于和李德离婚。新中国成立后，她被授予大校军衔，正师长级待遇。一九八三年十一月一日因癌症病逝于广州）……幸好在黎平的逗留是短暂的。因为战事急。十二月二十日，中央红军离开黎平，分两路西进。新任总参谋长的刘伯承，被任命为先遣司令，一路斩关夺隘，成为全军开路先锋。出了黎平，红军便直扑乌江，进军遵义了……
第六部分：长征途中心慌意乱的王家烈
红军入黔的消息，如同一颗原子弹在贵州省会贵阳市爆炸。首当其冲的是身材魁梧、四十一岁的贵州军阀王家烈。他集贵州国民党省党部指导委员会主任、贵州省主席、国民革命军第二十五军军长于一身，握党、政、军大权于一手。贵州这地方，“山高皇帝远”。自从一九一二年唐继尧入黔、督黔以来，军阀割据，自成一统。
此后，虽然贵州军阀内斗颇烈，派系倾轧，但是总保持自己的独立性。一九三二年四月，王家烈在用武力征服了前任军阀毛光翔之后，成为“黔霸天”。王家烈乃贵州桐梓人氏，家贫，背盐出身，人称“王家烈背盐巴，气力大”。背盐巴是很苦的气力活，背着沉重的盐巴，拄着木棍走远路，据云青石铺的路上常有一个个凹坑，便是苦力们半途拄棍休息，久而久之，棍子在青石上凿出凹坑来的。
二十一岁那年，王家烈入贵州陆军步兵团，从一名小兵逐步提升为班长、排长、连长、营长、团长、旅长。至一九二六年，三十三岁的他，成为国民革命军二十五军二师师长。三年后成为副军长。王家烈总是一身戎装，系宽皮带，挂手枪。吃饭爱吃碗中米饭冒尖的“冒儿头”，爱吃麻辣豆腐。
王家烈能够成为贵州之主，得力于他的内助万氏夫人。万氏名淑芬，贵州铜仁人，名门之女。相传万宅门口，刻一副对联：“一门贰令尹，三代五公侯。”万淑芬自幼饱读诗书，虽是女流，却爱读兵书。王家烈驻铜仁时，不过是连长，托人向万家求婚。一九二六年，他终于与二十三岁的万淑芬结为伉俪。从此，万淑芬成为他的“军师”，屡屡给他设计妙策。万淑芬不仅写得一手好字，还写得一手好文章。许多以王家烈名义发表的文告、文章，皆出于万氏之手。万淑芬还有着“外交夫人”的美誉，善言辞，擅交际，常代表王家烈赴南京、去上海，拜谒蒋介石、宋美龄，八面玲珑，富有外交手腕，为王家烈上上下下打点。每当王家烈行军作战，万氏夫人总是乘轿随行，在军中为王家烈出谋划策。这时，她把头发高束，戴上帽子，穿一身西装，但不结领带，外人不知，会以为是一位男士。其实，她是一位小脚女人，平素穿着宽大而塞了棉絮的皮鞋。王家烈常说，西南六省之中，川、滇、湘、粤、桂五省构成一朵莲花，黔在中心，乃是莲花之蕊。言外之意，弦外之音，他要成为西南群龙之首。
蒋介石对于贵州军阀，是不给一文军饷的。但贵州军阀自有财源——鸦片税。贵州军阀主张，有土必种，无烟不富”，“只准吸烟，不准嫖赌”。那年月，鸦片遍布贵州，甚至鸦片成了通用的货币！红军进贵州，买东西时，要么付银元，要么付鸦片！深咖啡色，像山东阿胶模样的鸦片块，成了银元、金条的代用品。种鸦片要付“种植税”，运鸦片过关卡要收“通关税”，吸鸦片要收“烟灯税”，开烟馆每灯收税三枚银元，在家吸鸦片每灯收税一枚银元……贵州兵以“双枪”出名，个个面黄肌瘦，如同张贞那“战无不败的豆腐兵”。得知红军入黔，王家烈心慌意乱，不仅手下的“双枪兵”不经打，而且还分为四派：第二十五军副军长侯之担是一派，割据赤水、仁怀、习水、绥阳等县；副军长犹国才盘踞盘江八属；副军长蒋在珍割据正安沿河一带。虽说三位副军长口头上都称服从军长，实际上王家烈能直接调动的，只有他的嫡系何知重、柏辉章两个师。
蒋介石发来电报，要王家烈“严防赣匪入黔”，“黔军除巩固原防外……先择重要城镇，构筑碉堡，以防匪之突窜”。王家烈只得带着夫人万氏，驱车到贵阳东面平越县的马场坪，举行军事会议。王家烈手下的两员大将何知重、柏辉章，事先经万淑芬授计，对于委员长的命令反应冷淡。何知重冷笑道：“我还差士兵们一年多的军饷。如果蒋委员长给钱，我就打！”柏辉章则来软的，他说：“红军早已声言北上抗日，此次不过路过贵州而已，并没有直取贵阳的意思，何必跟他们硬拼？保住贵阳即可。”副军长侯之担的一席话，使满座皆惊。他说：“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这次红军由江西、湖南入黔，委员长早有明令，要我们阻击狠打，配合中央军消灭红军于黔中。我侯之担有四个旅共八团人，定当扼守黔北，决不许红军越过乌江、进入乌江以北一步！我愿立下军令状，与诸公共存亡！”王同星：《我所知道的王家烈》，《遵义文史资料》，第十四辑。既然侯之担如此表示效忠蒋委员长，王家烈也就顺水推舟，让侯之担去乌江抵挡红军。乌江，贵州最大的河流，又称黔江，流急浪高，一泻千里，比湘江要险峻得多。江宽约二百五十米，流速达每秒一米八，冰凉的水温在十摄氏度以下，两岸悬崖绝壁，侯之担声言：“乌江素称天险，红军远征，长途跋涉，疲惫之师，必难飞渡。红军或不至于冒险来攻乌江，可能另走其他路线。”侯汉佑：《侯之担部防守乌江的溃败》，《文史资料选辑》，第六十二辑。
第六部分：长征途中飞渡天险乌江
不料，红军行动神速，入黔之后势如破竹，连取剑河、黄平、台拱、余庆等十多座县城。一九三四年岁末之日，已到达乌江不远的瓮安县小镇猴场。猴场林木繁茂，乃猴子出没之地，故名猴场。在猴场，毛泽东被安排在一座漂亮的房子里，有一个很大的院子和三间朝南的屋子。这是长征以来从未有过的。这似乎在表明，毛泽东的地位已经明显上升，虽说他的职务依旧，未曾调整。当中央纵队抵达猴场时，先头部队在团长耿飚和政委杨成武的带领下，已经急行军前往乌江江边，着手抢渡乌江天险。
就在这节骨眼上，又发生新的风波：博古、李德对湘江之败，犹心有余悸。听说乌江比湘江险峻得多，主张不过乌江，再度提出与二、六军团会合。为了解决这番新的波动，一九三五年元旦，中共中央政治局在猴场开会，史称“猴场会议”。这一回，不费太多气力，就驳回了博古、李德的意见。会议通过了重要决定，重申了黎平会议的精神——《中央政治局关于渡江后新的行动方针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决定》一开头，就写得很明确：
由于我野战军即将通过乌江，跨进我们十二月十八日政治局会议所预定的新苏区根据地的遵义地带，开始彻底粉碎敌人五次“围剿”的最后阶段。因此，政治局关于在通过乌江以后的行动方针，特有以下新的决定……
新的决定共七条。内中有一条：“关于作战方针，以及作战时间与地点的选择，军委必须在政治局会议上作报告。”这一条，实际上就是宣告了“三人团”垄断军事指挥权的结束。毛泽东是政治局委员，“军委必须在政治局会议上作报告”，这就使毛泽东有了过问军事的机会和权力，虽说这时的军权尚未完全掌握在他手中。不过，红军已经在按照毛泽东的战略意图行动：渡乌江，取遵义，建立以遵义为中心的新根据地。红军前锋一到乌江边，就传来敌情报告：在三个渡口，即江界河渡口、袁家渡、孙家渡，都有侯之担部队驻守，而且还筑了碉堡。前两个渡口各有两团兵马，孙家渡则驻了一个团和一个机炮营。看来，侯之担摆开阵势，确实要跟红军干一仗！那时，渡乌江要靠“蜈蚣筏”。那是用竹木编成的长筏，在湍急的江水中似蜈蚣般游动，得了“蜈蚣筏”之名。“侯家军”早已把“蜈蚣筏”全都拴在北岸。侯之担十分得意，以为“官兵勤劳不懈，扼险固守，可保无虞”。红军抵达江边，总参谋长刘伯承亲自布置红军上山砍竹，又向老乡借门板、木头，自己动手扎“蜈蚣筏”。
元旦凌晨四时，十八名红军战士在江边喝下烧酒，跃入江中。这时，“侯家军”尚在睡梦之中。红军战士如水中蛟龙，只用了十多分钟，便泅过凉入骨髓的乌江，攀上对岸的峭壁。泅渡成功之后，“蜈蚣筏”开始强渡。“侯家军”发觉了，江面上响起哒哒的机枪声。
这时，泅渡过江的十八名战士发起了攻势。红军的迫击炮又隔江而轰。“蜈蚣筏”载着一连战士，顺利过了江。“双枪兵”实在不经打，才一个多小时，便留下几十具尸体，溃逃了！红军利用“蜈蚣筏”渡江，渡过了一团人，在对岸站稳了脚跟。
刘伯承急调工兵营来到江边，下达了架浮桥的命令。因为没有浮桥，大军难以迅速过江。“架桥的全部器材只有黄竹、门板、木材、绳索。我们用三层叠起的竹排做桥脚，每对桥脚中间铺上两根枕木。枕木上连接三四个桥桁，桥桁上铺门板，门板上又系横木，组成一节一节的门桥。”黄朝天：《乌江架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