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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大长见识。
就在向忠发和李震瀛结束了欧洲之行时，他们又应邀前往莫斯科，出席重要的会议——一九二八年二月九日至二十五日的共产国际执委第九次全会在那里举行。斯大林和布哈林出席了会议，着重讨论了中国革命问题。那时，共产国际内部对于中国革命有两派不同的意见：一派是瞿秋白的“后台”——罗明纳
兹，他以为中国革命已经到了“中国共产党立即行动夺取政权，实现一省数省乃至全国胜利的时候了”！正因为这样，他主张不断地在中国组织暴动。瞿秋白忠实地执行了这位共产国际驻华全权代表的指示。另一派则以米夫为首，他们激烈地批评罗明纳兹关于中国革命性质和中国社会性质的分析。米夫在《中国革命的争论问题》《布尔什维克》，一九二八年，第四期。一文中，批评罗明纳兹：“中国资产阶级不算作一种政治力量，这样他就犯了一个错误，轻视中国目前革命斗争的一切困难。”罗明纳兹反唇相讥，嘲笑米夫右倾。
瞿秋白组织的一系列暴动的失败，特别是广州暴动的失败，使罗明纳兹面临被“查办”的危险。虽然他在一九二七年底已回到莫斯科，但还一再鼓吹他的主张。不过斯大林和共产国际政治书记处第一书记布哈林都否定了罗明纳兹，批评了他的极“左”主张。斯大林、布哈林会见了向忠发、李震瀛，以联共代表团和中共代表团的名义，联合起草了《关于中国问题决议案》，由共产国际执委第九次全会通过。这个决议案否定了罗明纳兹关于中国革命的“左”的主张。这下子，猛然抬高了向忠发的声望。因为跟斯大林、布哈林共同起草关于中国革命的文件，在当时可是一件了不起的事！
罗明纳兹从此一蹶不振，不久被调离共产国际，前往高加索。一九三○年十二月，他在高加索被指控组织“反党集团”。一九三五年，被联共（布）中央开除出党、三十六岁的他自杀身亡。
第一部分：毛泽东之前向忠发当上总书记 1
上海天蟾舞台，坐落在最繁华的市中心，是个热闹的地方。看戏的、演戏的，终日进进出出。一位四十二岁的“老板”，租下了紧挨天蟾舞台的两间房。看来，这位“老板”手里很有钱——他的“太太”是那样年轻，只有二十岁。那年月，“老夫少妻”是有钱的象征。“老板”是做湖南土布土纱的生意，挂起“福兴字庄”的招牌。然而，外人莫知，每当夜深人静，这对“夫妻”却分床而眠……这位手头阔绰的“老板”，便是熊瑾玎，又名熊楚雄，湖南长沙人，中共地下党员。一九一八年八月，他在长沙参加了毛泽东创建的新民学会，一九二七年十月加入中国共产党。他以“老板”身份，在这人头攒动的地方，为中共中央机关建立秘密机关。那位“太太”，是奉中共组织之命为他做掩护工作的，并非真是他的妻子。“太太”叫朱端绶，也是长沙人。虽说她比“老板”小二十二岁，入党却比他早两年——一九二五年入党。这对假夫妻主持的秘密机关，是当年中共最重要的机关。李维汉在《回忆与研究》中，曾这样忆及：
开会的地方在上海四马路（今福州路——引者注）天蟾舞台后面楼上的两间房子里。这个秘密机关是一九二七年冬或一九二八年初建立作为中央常委开会的地方。房子是租赁来的，由熊瑾玎、朱端绶夫妇（后来弄假成真，他俩结为夫妇，历经风雨而情深意切，直至一九七三年熊瑾玎去世，长达四十五个春秋）住守（熊瑾玎任中央会计）。那时，开会的同志从天蟾舞台西侧云南路的一个楼梯上去，就可以直接到开会的房间。房间内朝西的窗下有一张小桌子，开会时，小平就在小桌子上记录。这个机关从建立起一直到一九三一年冬六届四中全会以后，都没有遭到破坏。……一九五二年毛泽东在杭州主持起草宪法时，通知小平和我到他那里去。路过上海时，小平和我去看过那个老地方，那时房间结构和形式如旧，里面设了一个卫生站。
来自莫斯科的秘密文件，通过地下交通线，传到了上海这个秘密机关。
就在这个时候，中共失去了一位重要的人物罗亦农。他在八七会议上当选为临时中央政治局委员时，得票数仅比瞿秋白少一票。罗亦农是湖南湘潭县人。一九二○年，他才十八岁，便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被派往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一九二一年转入中国共产党。在苏俄学习了五年，回国后任中共江浙区委书记，并参加领导了上海工人的三次武装起义。此后又担任中共江西省委书记、湖北省委书记。八七会议之后，在一九二七年十一月，他被增补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罗亦农虽说也非常年轻，却比瞿秋白冷静。正因为这样，在“暴动热”之中，作为中共长江局书记的他却阻止进行武汉暴动，明确指出：“目前绝非继续暴动时期。”据罗亦农之子罗西北罗西北曾为全国政协委员，笔者于一九九一年七月二日在北京采访了他。告诉笔者，罗亦农是在上海被叛徒何芝华出卖的。当时，蒋介石悬赏五万
大洋，捉拿“匪首”罗亦农。在上海法租界“坐机关”的何芝华看中了这笔巨赏，打算用这笔赏金出国，便出卖了罗亦农。这样，一九二八年四月十五日，罗亦农在上海被捕。六天之后，他就死于刑场，当时他只有二十六岁！罗亦农本是中共很有作为的年轻领袖，很可惜英年早逝。他的遗孀李文宜后来随瞿秋白夫人杨之华一起赴苏。就在罗亦农就义后一个星期——四月二十八日，中共政治局的三常委瞿秋白、李维汉、周恩来，以及邓中夏、项英聚集在上海天蟾舞台后的小屋里。他们逐字逐句地研读着由斯大林、布哈林、向忠发、李震瀛共同起草的《关于中国问题决议案》。他们立即认识到，莫斯科的指令批评了罗明纳兹—瞿秋白的“左”倾盲动错误。从现存的中共中央第十二次政治局会议记录上，可以见到这样的
反响：“国际决议显然同（十一月）扩大会议决议有几点不同！”“国际决议”指出：“中国工农广大的革命运动之第一个浪潮……已经过去。”眼下，中共应“准备革命之新的浪潮之高潮”，“党的工作之中心，是在争取几千百万的工农群众”。 共产国际的决议，明确地反对无准备无组织的城乡暴动。这就是说，那一系列头脑发热的暴动计划，应紧急刹车！瞿秋白意识到自己犯了严重错误。于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在两天之后——四月三十日，发布了《中国共产党中央政治局关于共产国际议决案的通告》，表示：“接受这一议决案之一般方针，并且认为在最短期内，于本党第六次代表大会之前，必须切实执行这议决案必要的具体步骤。”以瞿秋白为首的中央政治局，作了这样的检讨：
中央政治局认为自己过去的工作，正是一面与机会主义余毒奋斗，一面即尽自己的力量指正党内各地所表现出来的盲动主义。这种盲动主义的倾向，不但表现于无产阶级的工商业中心玩弄暴动，而且反映着小资产阶级式的农民原始暴动的情绪，如杀烧主义，忽视城市工人阶级的倾向等等。《布尔什维克》，一九二八年，第四期。
第一部分：毛泽东之前向忠发当上总书记 2
就在发布通告的当天，瞿秋白从上海消失了。他怀着沉重的心情踏上远途，前往苏联参加中共“六大”的筹备工作。
周恩来和邓颖超，则是五月一日一起离沪赴莫斯科。此后，在五月上旬、中旬，中共中央许多负责人纷纷经沪前往苏联。
五月九日，中共中央在国内指定三人李维汉、任弼时、罗登贤临时主持留守工作。 对于中国共产党来说，“六大”在国外召开，是特殊的例外：“一大”、“二大”、“四大”在上海召开，“三大”在广州召开，“五大”在武汉召开。“六大”改在莫斯科召开，是由于国内一片白色恐怖，弄得不好，便有可能在开全国代表大会时代表们会被一网打尽，于是“六大”不得不在当时的“红色堡垒”苏联召开。一百多名中共代表陆续来到了苏联。
中共“六大”自一九二八年六月十八日至七月十一日，在莫斯科郊区兹维尼果德镇银光别墅（原先的一座贵族庄园），开了差不多一个月。由于制止了“左”倾盲动错误，这时的中共党员增至四万多人。大会之前，六月十二日，斯大林接见了中共主要负责人。斯大林的谈话，为中共“六大”定下了基调，即批判瞿秋白的“左”倾盲动错误——一年前的中共“五大”，则是批判陈独秀的右倾投降主义。
陈独秀和瞿秋白都是知识分子，一个右，一个“左”，都被视为知识分子的“动摇性”。共产国际再一次强调，必须由工人成分的人物担当中共领袖，于是选中了向忠发——这除了向忠发是位老工人，还由于他跟共产国际，跟斯大林、布哈林有了密切的接触。向忠发就这样当选为中央政治局主席和中央常委主席！中共“六大”选出的政治局委员有向忠发、苏兆征、项英、周恩来、蔡和森、瞿秋白、张国焘。前五人为常委。这样，瞿秋白被排除在常委之外。政治局候补委员为李立三、关向应、罗登贤、彭湃、杨殷、徐锡根、卢福坦。
项英之所以能进入政治局，是因为他当年是织布工人的身份。他原名项德隆，一九二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是京汉铁路二七大罢工的领导人之一，从事工人运动。他担任过上海总工会党团书记、全国总工会副委员长、中共中央职工运动委员会书记。进入政治局候补委员的罗登贤，也是从事工人运动的，曾参与领导了省港大罢工。杨殷则是一九二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领导了粤汉铁路总工会、广九铁路总工会、广三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