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劲光手下却只有七十个兵!萧劲光是这样回忆的:
第五部分:艰难岁月公审萧劲光引起的争执 2
我的主力部队已随三军团到福建去了,剩下一个独立师,在敌人进攻前的一个星期又调往峭石,归前总直接指挥。当时我手上只有一支七十人的教导队和一些地方游击队守黎川。在敌人进攻的前几天,中共又命令闽赣省委和省政府撤出黎川城。随即,顾作霖(省委书记)、邵式平(省政府主席)两同志率党政机关撤出了。为不致引起群众恐慌,只留一个合作社没撤。李泽才、张炜:《黎川事件的真相——访萧劲光同志》,《中共党史资料》第五期。
当蒋介石的三个师进攻黎川时,萧劲光只得率教导队撤出黎川县城,退到城外六十里的溪口。萧劲光有过多年战斗经验,又两度赴苏学习,他知道在敌我兵力悬殊的情况下,唯一的选择是撤退。消息传到瑞金,引起了博古和张闻天的愤懑。李德在《中国纪事》中写道:“萧劲光在黎川城不战而弃,带领他的独立部队仓皇撤退,而让地方部队听任命运的摆布。博古和洛甫把这种情况称之为过时了的济南战方法的回潮……”于是,黎川失守马上被扯到“罗明路线”上去,扯到毛泽东头上去。
李德支持博古、张闻天的观点,而毛泽东则支持萧劲光,以为在敌强我弱的形势下,萧劲光应当撤退,放弃黎川,诱敌深入,在闽西建宁、泰宁一带与敌周旋。萧劲光奉命“收复赤色黎川”。他组建了红七军团,任军团长兼政委。一九三三年十一月十一日,当前总得知敌一个主力师要赶往浒湾,便命萧劲光率部阻击,以待彭德怀的三军团赶到,向敌发起主攻。浒湾在黎川西北。萧劲光在浒湾跟敌人打了一天一夜。翌日傍晚,彭德怀率三军团赶到。这时,彭德怀患疟疾,冷透骨髓,只得由彭雪枫指挥。第三天,敌人在十几架飞机掩护下,出动了装甲车,冲破了红军的防线,打通了去浒湾的道路。浒湾失利,主要是三军团没有打好。彭德怀主动向前总说明了情况,申明“责任不在萧劲光”。可是,谴责的拳头,仍落到了萧劲光头上。萧劲光这样说及当时的情景:“浒湾失利后,博古同志他们想整彭德怀同志,但不敢动他,就把战斗失利的罪名强加在我的头上。他们下令撤了我的职,调往前总审查。”李德也力主对萧劲光实行惩罚,下令审判萧劲光。于是,萧劲光成了“军内的‘罗明路线’”的代表人物。前总主办的《铁拳》杂志出了《反萧劲光机会主义专号》,刊载顾作霖等批判萧劲光的文章。
一九三四年一月六日上午,瑞金最高临时军事裁判庭召开公审大会,萧劲光被押上法庭。法庭上一片紧张气氛。在书记宣读对萧劲光的控告书之后,萧劲光据理争辩:“我手上的兵都调走了,敌人是一个军三个师,我怎能守住黎川呢?再说上级也没有让我死守黎川。我到差不多被敌人包围的严重情况下,才带领七十余人的教导队撤出,这有什么错呢?”旁听的人知道真相,也不再喊口号了。可是,法庭根据李德的意见,仍坚持判处萧劲光五年徒刑,开除党籍、军籍。中央苏区的报纸刊登报道,说萧劲光“把赤色的黎川城,以及红军用血肉换来的一部分军用品送给敌人,做了敌人的内应”。萧劲光被关起来的时候,贺子珍来看他。贺子珍向他转告了毛泽东的话,使他在最困难的时候得到鼓舞。毛泽东说,你应该撤退,做得对!对你的处罚是完全错误的!毛泽东的意见,得到了王稼祥的支持。虽说王稼祥受伤,正在病中,但他是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兼总政治部主任,最高临时军事裁判法庭的判决书要他审批。王稼祥拒绝签字!李德坚持要判处萧劲光五年徒刑,找博古帮忙,以压倒毛泽东和王稼祥。博古借口工作忙,不再过问此事。
李德无奈。审判萧劲光之事,不了了之。萧劲光关了才一个月,就被调到红军大学去当教员。王稼祥原本跟王明、博古站在一起,自宁都会议以来,他跟毛泽东逐渐接近。他不仅帮助了萧劲光,而且还帮助了邓小平。邓小平被撤除了中共江西省委宣传部长的职务之后,也被关了禁闭。美国记者索尔兹伯里曾作了这样的描述:
一天,在被卫兵押回禁闭室的路上,他遇上了陆定一的妻子唐义贞。“我饿坏了,”邓小平对她说,“肚子根本吃不饱。”她可怜他,花一块银元买了两只鸡。做好后,她给卫兵捎了个信,要他们把邓小平带到她的住所吃饭。邓小平吃了一只,把另外一只拿回禁闭室。索尔兹伯里:《长征——前所未闻的故事》,第一百六十五页,解放军出版社一九八六年版。唐义贞是湖北武昌人,一九○九年七月出生在那里的一个中医之家。一九二六年六月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据陆定一回忆:“记得我们第一次在莫斯科见面时,她穿紫红色的金丝绒旗袍,温存、文雅,是一个典型的‘东方女性’。后来,在共同的战斗中进一步了解她。她是一位勇敢、坚强的女布尔什维克。是共同的理想和信念,使我们心心相印,使我们由同志、战友发展成夫妻……”陆定一和唐义贞于一九二九年冬在苏联结为秦晋之好。在陆定一回国后,唐义贞在苏联学习医务,一九三○年秋回到上海。一九三一年四月,当顾顺章叛变时,周恩来紧急转移,就借住在上海陆定一、唐义贞家。一九三一年冬,何叔衡和唐义贞装扮成父女俩,从上海经秘密交通线进入江西苏区。唐义贞在瑞金担任中央卫生部卫生材料厂厂长。她在邓小平最困难的时刻送给他两只鸡,邓小平在几十年后仍深深记得这件事。索尔兹伯里还写及:“正是在这个时刻,邓的夫人阿金(金维映)和邓离婚,改嫁给高大英俊、深思熟虑的罗迈。”据方志敏之弟方志纯回忆:
那时,“她,约莫二十几岁年纪,高挑挑的个子,清秀的脸庞,一对明眸闪烁着温情的光芒……听说她原来在上海,来到江西中央苏区后,与广大红军指战员一样,过着艰苦的生活,每天吃的是‘包子饭’——用席草编成草包蒸的饭,几分钱的菜金;冬天睡的是‘金丝被’——用稻草当垫被;夏天要与‘飞机’、‘坦克’作战——经受蚊子、臭虫的叮咬……”“她有文化,又有一张泼辣的嘴巴,无论开会作报告,还是个别促膝交谈,她的一番入情入理、生动活泼的话语,特别能打动人们的心弦。”方志纯:《忆阿金》,《江西党史研究》,一九八九年第一期。
索尔兹伯里说“阿金是广东人”,其实她是浙江省岱山县人,生于一九○四年,一九二六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时年二十二岁。一九二七年二月,她成为中共定海县三人领导小组成员,参加过领导定海、宁波的盐民运动。一九三○年,她在上海担任上海丝织业党团书记。一九三○年她进入中央苏区,担任中共于都、胜利县委书记,中共中央组织部组织科长。后来金维映参加了长征。一九三八年春去苏联学习、养病,一九四一年底病逝于莫斯科。
邓小平从禁闭室获释后,被派往中央苏区北部的乐安县南村当“巡视员”。那里是与白区交界之处。派遣者的本意,是因为那里生活艰苦,“流放”邓小平。不料,邓小平去那里才十天,就被急急调回来。起初,邓小平不明白内中的原因,后来才听说,因为那里靠近白区,生怕邓小平跑掉。
邓小平回到瑞金,没有人敢要他。倒是王稼祥敢于要他,对他说:“你到我这儿来吧!”王稼祥调邓小平到红军总政治部任秘书长。当了两三个月,上边有人说:“怎么能让邓小平当秘书长?”于是王稼祥把邓小平安排在红军机关报《红星》报当一名编辑……
第五部分:艰难岁月福州南较场升起“反叛”之旗 1
蒋介石虎视眈眈,在夺得了黎川城之后,正欲发动第五次“围剿”,一桩突然发生的事变,却打乱了他的阵脚。那是一九三三年十一月二十日,福州南较场的旗杆上,忽地升起一面新奇的旗帜——上红下蓝二横条,正中嵌一颗五角黄星。顿时,鞭炮声、鼓乐声大作,上千人在南较场上发出热烈的欢呼。一个新的政权“中华共和国”宣告成立。新奇的旗帜,出现在福州大街小巷,那便是“中华共和国”的国旗。
第一面“中华共和国”国旗,是在福州南较场上由蔡廷锴亲手升起的。蔡廷锴是国民党第十九路军军长兼副总指挥。他曾受过中共影响,参加过南昌起义,随后率部离去。一九三二年一月二十八日,当日军发动“一·二八”事变,突然从上海日租界向闸北中国驻军进攻时,蒋介石把十九路军视为异己,调往福建,攻打红军。蒋介石的如意算盘是让十九路军和红军两败俱伤,坐收渔翁之利。蔡廷锴和蒋光鼐无奈,只得率部进攻红军,与朱德、周恩来交手。蒋介石部队进攻黎川时,红军主力正在朱德、周恩来率领下跟十九路军作战。
前有红军,后是大海,十九路军打不过红军,又后退无路。这支队伍毕竟受过中共影响,又曾高举抗日的旗帜,终于下定决心,举行兵变,实行“联共反蒋抗日”,着手成立“中华共和国”。
蔡廷锴、蒋光鼐寻求与中共取得联系,希冀得到支持。他们物色到一个颇为恰当的人物,以设法打开中央苏区之门。此人名叫陈公培。在《红色的起点》一书中,曾写及他:“虽与陈公博只一字之差,两人其实毫无瓜葛。他是湖南长沙人,原名善基,又名伯璋、寿康,曾用名吴明、无名。陈公培是一九一九年去北京留法勤工俭学预备学校学习的。在一九二○年六月他经沪赴法。在上海,他与陈独秀见面,赞同陈独秀关于筹建中共的主张。七月,他前往法国……”
陈公培是旅法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