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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信，不是写给彭德怀的，却是写给古柏的。古柏是江西寻乌人，一九二五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担任过中共寻乌县委书记。一九三○年五月，毛泽东到寻乌作调查时，跟古柏结下很深的友谊，于是调他担任红四军前委秘书长，即相当于毛泽东的秘书据笔者对古柏夫人曾碧漪的采访（一九九一年七月十日于北京），当红一方面军成立时，古柏又成为红一方面军总前委秘书长。
那封毛泽东致古柏的信，全文如下：
古柏同志：
据目前各方形势的转变，及某方来信，我们的计划要赶快实现，我们决定捕杀军队CP（共产党的英文开头字母——引者注）与地方CP，同时并进，并于捕杀后，即以我们的布置出击，仅限三日内将赣西及省行委任务完成，于拷问段、李、王等中坚干部时，须特别注意勒令招出朱、彭、黄、滕系红军中AB团主犯，并已与某方白军接洽等罪状，送来我处，以便早日捕杀，迅速完成我们的计划，此信要十分秘密，除曾、李、陈三人，任何人不准告知。
毛泽东
显而易见，这是一封绝密之信。信中提及的“朱、彭、黄、滕”，即朱德、彭德怀、黄公略、滕代远。至于“AB团”，乃是“Anti·Bolshevik”的缩写，英文原意是“反对布尔什维克”。朱、彭、黄、滕怎么会成了“AB团主犯”？！怎么要“早日捕杀”？！除了那封毛泽东密信，还附有上万字的《告同志和民众书》，开头的第一句话便触目惊心：“党内大难到了！！！彭德怀叛变投敌！！！”虽说彭德怀有着“李逵”之称，连他自己也承认“有些类似李逵”，此时倒粗中有细。他问周高潮这信是谁送来的，周高潮说：“是一个普通农民青年。”彭德怀要周高潮把送信人找来，周高潮出去半天也没找来。
彭德怀以为，此信肯定是伪造的，毛泽东绝不会写这样的密信。彭德怀谈及此事，曾说：当时我的脑中回想着毛泽东同志建设工农革命军，建设井冈山根据地，传达“六大”会议，争取袁、王联盟，严肃批评乱杀两个群众事；关于当时不应该留五军守井冈山的自我批评；特别是古田会议决议，这一切都是正确的方针、政策和政治家风度。毛泽东同志决不是一个阴谋家，而是一个无产阶级政治家。这封信是伪造的，这是分裂红军、分裂党的险恶阴谋。《彭德怀自述》，第一百六十四页，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一年版。翌日晨，彭德怀召开紧急会议，说了自己的看法。人们仔细看那封信，发觉信末写着“10/12”，毛泽东从无这样的写作习惯。滕代远同意彭德怀的分析，说道：“好危险呵，这是一个大阴谋！”当时彭德怀的三军团指挥部在东山坝，毛泽东的总前委在黄陂，这“黄陂”不是湖北省的黄陂县，是江西宜黄县和宁都之间的小镇。附近还有白陂、东陂、礼陂等小镇。两者相距六七十里。彭德怀当即代表三军团起草一简短宣言，派人急送毛泽东。宣言表示：“一、三军团在总前委领导下团结一致，拥护毛泽东同志，拥护总前委领导！”就在这时，朱德那里也收到同样内容的毛泽东的“亲笔信”。李井泉曾这样回忆事情的经过：那时，东固来了个刘副官。到了黄陂，用毛泽东同志的名义写了封信，偷偷地放在朱总司令那里。信的内容是说朱总司令怎么不好，落款是用英文签的名。这下就露了马脚。朱总司令一看，就说毛泽东同志写信从来不用英文签名，这是个阴谋。于是，把这封信公开了。那个刘副官放下这封信之后就逃走了。李井泉：《第一次反“围剿”前后的点滴回忆》，《回忆中央苏区》，江西人民出版社一九八六年版。就这样，一场离间毛泽东和朱、彭、黄、滕的阴谋被识破了。红军的一次大破裂危机，安然渡过了。是谁伪造毛泽东的亲笔信呢？是谁制造这起阴谋呢？经过详细的调查，这才逐渐查清其中错综复杂的内幕：“AB团”是一个反共的秘密组织，一九二七年一月在南昌成立。那是国民党的右派组织。最初，因“A”代表省级组织，“B”代表县级组织，所以取名“AB团”。那是北伐军攻克南昌之初，蒋介石派出他的亲信段锡朋、郑异为“中央特派员”，前来负责国民党江西党务。段、郑两人均为江西籍。后来又加派了洪轨前来南昌。于是，段、郑、洪在南昌秘密成立了“AB团”，以反对中共和国民党左派为目的。三十一岁的段锡朋，颇有来历：他是江西永新人，从江西高等师范学校毕业后，入北京大学政法科，曾是五四运动领导者之一，担任全国学生联合会会长。一九二○年起，他先后赴美国哥伦比亚大学、英国伦敦大学、法国巴黎大学、德国柏林大学学习。一九二四年回国，出任武昌大学、广东大学教授。他来到南昌后，出任中国国民党江西党务指导委员，是“AB团”的创建人。“AB团”在江西为害三个来月，被中共和国民党左派视为眼中钉。中共江西区委决定对“AB团”采取行动。一九二七年四月二日，在中共江西区委领导之下，江西工会、农会、学联和朱德手下的军官教导团，突然冲往南昌百花洲，包围了那里的国民党江西省党部，逮捕了“AB团”骨干三十多人。段锡朋连夜从南昌逃往南京。这样，“AB团”作鸟兽散，从此销声匿迹。
段锡朋后来成为国民党中央常委、中央大学校长，一九四八年病死于上海。
第三部分：驰骋赣南伪造毛泽东亲笔信差一点惹起大祸 2
本来，在“AB团”总部被捣毁之后，“AB团”也就画上了句号。可是，在一九三○年三月至四月间，在江西莲花钱山，发现了所谓“改组派AB团”。接着，五月，又在安福西区、纯化兴国破获“他们一些下级的零碎组织”。八月，中共赣西南特委又称，“破获他们大批组织”。中共赣西南特委在一九三○年六月二十五日发出了《反“改组派AB团”宣传大纲》，提出“改组派AB团”是“红旗下的奸细”，必须对他们“实行赤色恐怖”。九月二十四日，中共赣西南特委又发出《紧急通告第二十号——动员党员群众彻底肃清“AB团”》，指出“‘AB团’在赣西南有了数年的历史，他们诡计百出的混入我党及各政权机关，希图暴动起来，夺取政权……”这样，肃清“AB团”的声势越来越大。十月，红军攻下赣西南重镇吉安时，在城里发现几年前的“AB团”旗帜、印章，更使“AB团”问题引起注意。
中共赣西南特委把形势估计得非常严重。那里的团特委发行科朱家浩“因工作消极，言论行动表现不好”，首先被怀疑为“AB团”分子。于是，对他实行逼供：
特委即把他拿起审讯，在初坚决不肯承认，我们采用软硬兼施的办法严审他，才供出来，红旗社、列宁青年社、赣西南政府都有“AB团”的小组，组织赣西南“AB团”的总团长是谢兆元，当即把谢兆元及总团部的一切人员全部捉拿、严加审问，所有混入在党团特委和赣西南政府的“AB团”分子全部破获，并将各县区的组织统统供报出来了……（中共赣西南特委《紧急通告第二十号》）如此“软硬兼施”、“严加审问”，使朱家浩乱供，使谢兆元乱供，使一大批被“捉拿”的人乱供，造成了“AB团”满天飞的局面！
中共赣西南特委把这逼供的结果写成报告，送给毛泽东，把毛泽东也弄糊涂了，以为那里的领导机关真的“多数为‘AB团’所充塞”，必须“来一番根本改造”，以“挽救这一危机”（《毛泽东致中共中央的信》，一九三○年十月十四日）。并把情况上报中共中央。周以栗也被弄糊涂了，以为“赣西南党团的最高机关”“充满了‘AB团’”（《周以栗致湘东特委的信》，一九三○年十月十九日）。
十二月七日，总前委派出了李韶九作为特派员，前去吉安东固领导肃反。
李韶九此人，原在程潜的第六军五十四团四连担任指导员。八一南昌起义时，他成了俘虏，加入了朱德部队。当朱德部队在东江失利后，他又重新回到国民党部队。半年后，再度加入红军，来回摇晃于红白之间。
李韶九一到东固，在他看来，简直遍地是“AB团”。在十二月七日到达，至十二月十日晚，短短四天之间，他竟在那里的中共江西省行委、省苏维埃政府和中共赣西南特委三个机关中，逮捕了一百二十名“AB团”嫌疑犯，而且把其中五十多人处决晓农：《李韶九与AB团》，《江西党史研究》，一九八九年第六期。用今日的语言来说，李韶九此人搞的，乃是“肃反扩大化”！李韶九又把怀疑的目光投向驻扎在吉安富田的红二十军，逮捕了二十军政治部主任谢汉昌，说他是“AB团分子”。谢汉昌又乱供二十军一七四团政委刘敌是“AB团分子”。不过，刘敌和李韶九都是湖南嘉禾县人，看在同乡的面上，李韶九找刘敌谈话，指出他是“AB团分子”，却没有逮捕他。
李韶九押着谢汉昌离开富田去东固时，十二月二日，刘敌便召集第一营的干部说：“李韶九是反革命，把我们的政治部主任谢汉昌捉起来了，以后还要抓我们。”于是，刘敌率一营去东固抓李韶九。李韶九逃掉了。刘敌释放了谢汉昌，释放了一大批被抓的所谓“AB团分子”，其中包括江西省行委的段良弼等。这一事变震惊了苏区，史称“富田事变”。事情闹大了。段良弼、谢汉昌等以为李韶九是红一方面军总前委派来的，便带着红二十军过了赣江，到永新、永阳一带，脱离红一方面军总前委的领导。事情越闹越大。段良弼、谢汉昌他们要制造红一方面军总前委书记毛泽东和朱、彭、黄、滕的矛盾，造成分裂，于是想出了伪造毛泽东信件的计策。内中有个名叫丛永中的，平日喜欢模仿“毛体”，此时派上了特殊的用场：伪造毛泽东亲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