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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乱掘和炭坑的荒废，包括战时强制上工的朝鲜人和中国人在内的熟练矿工，有13。4万人（约占全部矿工的34％）都因战争结束而离开了矿山。因此，煤炭产业陷于瘫痪状态，出炭能力极为低下。例如，1945年4月，每一矿工每月出煤8。8吨，到了同年10月，降低到2。2吨。生产总量，也由战时最高的5 630万吨（1940年）降为2 230万吨。煤炭的生产量大降，影响了各种产业的煤炭、钢材的供给。因此，钢铁业只能取得1/5的煤炭供给，其他化学业是1/2，纤维业是1/10，电力业是1/5等。情况非常严峻，不但影响整体产业的生产重新开展，而且也促使基础部门进一步崩溃。
3．再度崛起（2）
钢铁业，钢材不足的情况也是一样。这是因为大部分的工厂都停产，1946年的平均作业率为：钢铁高炉2。5％、钢铁平炉8。2％。工人失业率为44％，在职人员只剩128万人，其中普通钢58万人（终战时雇用总数的33％），特殊钢70万人（67％）。当时钢铁的需求量约为200万吨，生产只能提供47万吨，亦即只有1/5的市场供应量。最严重的是煤炭的供给不足，1946年37座高炉中，只有八幡的3座能够投入生产。
针对以上两个行业的深刻问题，吉田茂内阁于1946年12月27日，特别通过了《煤炭增产非常对策》和《1946年度第四季度基础物资需求策略及实施要领》。政府的具体做法有四条：（1）把所有资材的库存拍卖给业者；（2）指定煤炭、钢铁为主要生产资材，禁止黑市买卖，实施配给制；（3）进行库存调查，全面盘活库存材料以挽救危机；（4）把1947年度的出炭目标，定为3 000万吨。
“重点生产”计划实施以后，煤炭和钢铁生产迅速恢复，并为整个工业生产的发展提供了必要的能源基础，带动了整个工业生产的发展，日本的工业生产迅速恢复到战前的60％；“重点生产”计划的实施还带动了电力部门和输送部门的活力，进而影响了一般产业，取得了预期的效果，从而使日本经济摆脱了生产萎缩的危机，走上了良性循环的轨道。
1947年5月底片山内阁成立，把吉田内阁的重点生产作了角度修正，推出食粮增产与出口贸易的振兴政策。食粮增产与出口贸易，成为钢铁与煤炭业之后的重点生产指定产业，通过出口贸易，以确保资材的进口。这样，日本经济在短短的3年内就恢复到接近于战前水平，并走上了扩大再生产的轨道。
与此同时，日本政府还实施了“价差补给”的物价政策和“复兴融资”的金融手段，配合“美国援助”，补充了产业政策。所谓“价差补给”，就是为了促进基础生产，广泛地采用价格差距的补给金制度。因为当时的消费物质，由于军需改为民需，形成绝对的生产不足，消费物质的价格高涨，生产财反而跌价。生产物质更由于设备的老朽与破损，生产性普遍降低。为了促进原材料的扩大再生产，才实行了基础生产物质的补贴金制度。从补贴金额来看，1947年166亿日元，1948年536亿日元。重点放在钢铁与煤炭行业，补助金的比重，约为价格的一半以上。“复兴融资”是指复兴金融金库的融资而言，该银行成立于重点生产方式开始实施的1947年，1949年停止银行业务。两年之间，日本产业金融的1/4，设备资金融资总额的3/4，都由此金库融资。煤炭产业约占复兴融资总额的36％，475亿日元，受到最大的优遇。煤炭产业设备资金的98。1％，都依赖复兴金融金库的融资。并且，所有的基础产业的周转资金，亦靠此金库的巨额融资。复兴融资的主要资金来源是发行复兴债，发行额达1 680亿日元，由日银来承担所发行的复兴债。而所谓的“美国援助”，直到1951年，才宣告终止。6年美援总额合计是21。18亿美元。
◆ “特需繁荣”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和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使美国陷入日益不安状态。在这种情况下，美国为了增强与东亚日益强盛的社会主义阵营相抗衡的力量，开始进一步促进并支持日本经济的稳定和独立。
为此，在1949年2月，另一位对日本有重要影响的人物———底特律银行总裁约瑟夫·道奇作为麦克阿瑟的经济顾问抵达东京。道奇根据美国政府“稳定日本经济九原则”，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其要点是：（1）平衡财政预算，扭转财政连年支大于收的局面；（2）取消国内重要物资的差价补贴和进出口补贴，堵塞发行公债和向日本银行借贷的漏洞；（3）停止复兴金融金库的活动和复兴金融债券的发行，设立美援对等基金特别会计项目；（4）确定1美元相当于360日元的单一汇率制。这一系列具体方案，简称“道奇路线”。此路线实施后，很快取得了明显效果，它对抑制通货膨胀，实现财政收支平衡，使日本经济与世界经济挂钩，起了积极作用，虽然它同时也具有造成部分货物滞销、中小企业破产和工人大批失业等的“稳定危机”的负效应。
1950年6月爆发的朝鲜战争，是日本经济得以迅速发展的重要契机。由于美军的“特需”，日本的出口急剧扩大，失业人数明显减少，国民生产总值直线上升，外汇储备迅速增加。日本产业所受影响之大，实非笔墨所能形容。
朝鲜战争把整个日本产业都带进了战争景气之中，不但使各种产业的生产量扩大，而且也使低生产率、高成本的重工业品得到发展，增加了出口量。1949年，日本的出口总额为5。1亿美元，1950年增加为8。2亿美元，1951年为13。55亿美元。其中特需占极大分量，约占日本国民所得4。35兆日元的一成，亦即5 000亿日元。
“美军特需”，包括美军的军需品、兵器的修理、基地的扩大建设及韩国的救济物资等，例如卡车、火车头等机械类，钢材、铜制品、水泥等建设资材，衣料、防寒等纺织品。上述物资在朝鲜战争爆发前，大概有1 500亿日元的滞销品。朝鲜战争发生后，滞销品一扫而空，更以纤维品及金属类为中心，价格急速上升，在半年之间，上升率竟达90％。由于生产的扩大，矿工业生产在1950年10月突破战前的水准，翌年3月便超过30％，飞跃上升。这样，不但使企业利润、生产量及销售量急剧上升，而且出口商品的出口价格也随之上涨，连带地促使进口商品的涨价率增加，工资的上升率也步步提高。
3．再度崛起（3）
朝鲜战争带来的“特需繁荣”，一方面使产业的利润增大，另一方面亦使投资活动更加活跃。前者，除了食品工业的利益率增加之外，和直接特需有关的纺织工业等消费品的利润，也有增无减。利润增加的总额，约从1 300亿日元增加为3 100亿日元；后者，产业的设备投资总额，亦从1 091亿日元增加到4 389亿日元，增加了约3倍。从产业类别来看，则以钢铁、煤炭、纤维、化学肥料、机械工业、运输、电力等设备投资的增加，最为显著。
“美军特需”就像一贴日本经济的“回生药”一样，直接把日本的生产部门搞活了，间接又扩大了日本的出口贸易。同时，日银的产业资金供给所发生的作用，也不容忽视。1950年，日银提供给产业的资金总额竟达7 666亿日元，与前一年相比，剧增了30％。产业企业内部保留的利益，也激增为1 174亿日元，一跃而为2倍以上。产业资金的大部分，是金融市场的外部资金，1950年的外部资金供给额为6 495亿日元，与前年度的1 162亿日元相比，大幅增加了。除了日银的产业资金供给之外，都市银行也是重要的资金供给来源。从全国银行的贷款额来看，1950年的总贷款额为4 077亿日元，约为整个产业资金的53％，即占产业企业外部资金总额的60％。而都市银行的贷款额，超过民间储蓄，约为1 000亿日元，这个超过额，便由日银利用追加信用来弥补。换句话说，日银的信用膨胀率相当高，否则；都市银行贷给产业的资金不会这么多。日银的信用膨胀便意味着通货的增加发行，一方面创造了大量的产业资金，另一方面也造成通货膨胀所引起的物价飞涨。
朝鲜战争发生的第二年，亦即1951年，由于日本工矿业生产及重工业生产的突飞猛进，促使国民经济的积蓄，突破了战前的水准。结果，一举提前完成了战后的经济复兴。其最大的特征有四个：第一，日本各企业的规模和朝鲜战争发生前相比，显著地扩大，企业的资本调动力，也大大地提高。结果，国民收入和国民储蓄额的增加，便超过了战前的水准。第二，由于朝鲜战争特需的持续与国内外市场的扩大，日本不但恢复了国民的消费水准，也扩大了产业的生产规模。第三，巨额的特需金额增加了外汇收入，使日本外汇储备丰富起来。第四，美国的对日援助也随着朝鲜战争的进行而更为增加，因此，扩大再生产所必要的原材料以及合理化的先进技术，也就比较容易取得。并且，进口机械所需的大量资金，在一定范围内也能确保。
虽然“特需繁荣”本身持续的时间并不长，但由此带动的“消费繁荣”和“投资繁荣”却持续了相当长一段时间，对国际收支的影响，则更加明显。在战争期间，美国每年向日本发出几十亿美元的军事订单，把日本作为其生产军需品的兵工厂和后勤供应基地，这极大地刺激了日本国内经济的发展。同时，由于美国忙于战争，其出口能力有所下降，这也为日本商品打入世界市场提供了良机。
◆ “倍增计划”
1949年日本的经常项目收支是3。6亿美元的赤字，完全靠美国5。32亿美元的援助，才使国际收支平衡。1951年，日本的国际收支，即使不依赖美国的经济援助，也已解除了赤字，因为一年之间，已增加了5。7亿美元的外汇储备。可是，1951年，不把美援计算在内，日本经常收支也有1。6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