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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序幕，标志着战时的盟友已成为彼此激烈竞争和对抗的对手。所谓“冷战”，是指虽然没有实际的战争，却呈现出严重对立的紧张状态。
演说中，英国首相丘吉尔针对战后美苏之间出现的紧张局势，发表了他的看法。他恭维美国“此刻正高踞于世界权力的顶峰”，“拥有最大的力量”，“对未来负有令人敬畏的责任”，建议“英语世界”和“英语民族的联合”，建立“以英联邦与帝国为一方和以美利坚合众国为另一方的特殊关系”。他随即又把话锋一转，声称：“不久刚被盟国的胜利所照亮的大地，已经笼罩上了阴影”，“从波罗的海的斯德丁（什切青）到亚得里亚海边的的里雅斯特，一幅横贯欧亚大陆的铁幕已经降落下来。在这条线的后面，坐落着中欧和东欧古国的都城。华沙、柏林、布拉格、维也纳……所有这些名城及其居民无一不处在苏联的势力范围之内……”丘吉尔的演讲实际上是呼吁美英建立反共军事同盟，以对付以苏联为首的“铁幕”后的国家。丘吉尔的直言不讳说出了杜鲁门一直憋在心里，想说而又不敢说和不便说的话。
到了1947年，苏美之间的摩擦更为频繁，斗争更为激烈。美苏对立已发展成了以美国为中心的资本主义国家和以苏联为中心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国家相对立的局面。1947年3月12日，美国总统杜鲁门在对国会提出的咨文中论述了美国的对外方针，认为：“美国外交政策的首要目标之一，就是创造各种条件，以使我们和其他国家能够促成一种不受强制行径支配的生活方式……”他攻击苏联和东欧国家是“极权政体”，要求世界人民在所谓“自由”和“极权”两种生活方式中进行选择。这就是战后历史上著名的“杜鲁门主义”。“杜鲁门主义”的出笼，标志着美国政府把“遏制”苏联的“冷战”正式作为国策，吹响了东西方冷战的号角。
随着“冷战”局势的形成和中国革命形势的发展，整个世界的政治格局发生了重大变化，国际关系的变化令人眼花缭乱。虽然第二次世界大战已经结束，但是扩展到世界规模的冷战给东亚各国及国际关系都带来了重大影响，东亚仍持续地动荡不安。由于中国国民党政府日益衰败，美国要在亚洲保持军事力量，只有把日本抓在手中。于是战败国日本也理所当然地成为了两大集团斗争的前沿地区。为了使日本能对共产主义“发挥防浪堤的作用”，在1947年底，美国开始重新估价日本的地位和作用，修订对日政策。
1．40年代，亚细亚（8）
二战刚结束时，为了消除苏联染指战后日本体制的威胁、抑制日本国内共产党势力的增长和渗透，美国对日本实行限制和削弱政策，强制性地改变了日本的战前体制，实行了“民主化”改革，以求达到永久控制的目的。但是，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力量日益强大，尤其是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引起了美国等资本主义国家的极大仇视和恐慌。为阻止共产主义浪潮的扩展，美国迅速改变了对日政策，转向扶日反共，并免除了日本的战争赔款，这对日本战后经济的迅速恢复和崛起起了决定性的作用。1950年元旦，麦克阿瑟在新年文告中强调，日本的新宪法并不否定日本的自卫权，这是为美国重新武装日本制造舆论。
由此可见，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和平并没有立即来到东亚；相反，对立关系却不断加深。日益加深的冷战体制和南北朝鲜的对立将朝鲜半岛推向不断冲突，最终导致了朝鲜战争（1950～1953年）的爆发。以朝鲜战争为发端，东亚的冷战与对立更加激烈了。朝鲜战争并非局限于朝鲜半岛，给中国和日本也带来了很大的影响。
对中国而言，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刚刚建国就参加的战争，也有很多的牺牲者，其中包括很多东北的朝鲜族人。另外，战争使得海峡两岸的对立关系进一步尖锐化。
战争对日本的影响呈现在多个方面。首先，因向美军提供军需，日本的经济受到刺激，摆脱了不景气状况。有人将这种现象称为“朝鲜特需”。其次，在朝鲜战争爆发13天后，麦克阿瑟便以加强日本防御为借口，命令日本政府新建一支拥有75 000人的被称为警察预备队的军队。到1952年，警察预备队扩充到11万人。二战后，日本前侵略军的编制被保留最完整的日本海军，改头换面以“海上保安厅”的名义恢复编制，成员为8 000人，并在海上保安厅下成立海上警备队。随后，又把海上警备队和警察预备队统一起来，设立了保安厅。这样，到1954年，日本通过《防卫厅组织法》和《自卫队法》，将保安厅改为防卫厅，建立起了陆、海、空三军组成的自卫队，日本终于得以重新武装。
虽然，客观地讲，美国对日本的重新武装，其直接目的并不是复活日本的军国主义，但不可否认的是，它确实使日本的军国主义分子得到了极大的心理安慰。这是因为：在舆论上，朝鲜战争的目的，与日本在亚洲“反共防共”的一贯政策一致，在一定程度上肯定了日本军国主义者打着“反共”的旗号发动的对亚洲特别是对中国的侵略战争。这也就是战后50年来日本始终否认侵略，不肯悔罪的重要原因。
◆ 美日媾和
基于冷战的需要，美国企图把中国和苏联排除在外，实现与日本的单独媾和，而日本政府也表示了迎合这一企图的意向。1950年9月，杜鲁门将对日媾和的“七原则”送交远东委员会各成员国，其中明确表示了媾和实现后美军仍将留在日本的意图。1951年元旦，麦克阿瑟在新年致词中强调，应早日实现媾和。1月25日，美国国务院顾问杜勒斯为媾和的预备性交涉访问了日本。同年6月，杜勒斯又赴伦敦同英国政府会谈，并于7月12日公布了《美英联合对日和约草案》。7月20日，美国通知各有关国家：于9月4日在旧金山召开对日和会。
然而，根据《波茨坦公告》等国际协议，对日和约应由有关国家共同商讨制订。在1945年12月召开的莫斯科外长会议上，也确定了美、苏、中、英四国一致对日进行全面签订和约的方针。因此，美国的一意孤行引起了有关国家的强烈不满。1950年8月，中国政府总理周恩来发表声明，强调没有中国参加的对日和约是非法的、无效的。1951年2月在柏林召开的世界和平理事会通过决议，也反对单独对日签约。同时，日本国内各界人士也对此表示抗议。
但是，所有这些均未能改变美国的既定方针。1951年9月4日，对日和会在旧金山如期召开，包括日本在内的52个国家受到邀请。但是，中国、朝鲜、韩国、蒙古、越南被排斥在外，印度、缅甸、南斯拉夫因反对美国的方案而拒绝出席。9月8日，除苏联、波兰、捷克斯洛伐克外，49个国家的代表在对日和约上签了字。这个没有中国、苏联等主要对日交战国签字的和约，由前言和27条正文组成，主要内容是：日本承认朝鲜独立；放弃对台湾、澎湖列岛、千岛群岛、库页岛南部以及附近岛屿的权利；琉球群岛和小笠原群岛通过联合国交美国“托管”；盟国可与日本缔结双边协定，在日本驻军；放弃对日赔偿要求；承认日本对其领土、领海的主权；日本可自愿加入集体安全协定，等等。同一天，日美两国代表又签订了《日美安全保障条约》，承认美国在日本有驻兵权，日本对此负有合作的义务等。这个条约以日美不平等的军事同盟为内容，确定了日本和美国在政治上、军事上的从属关系。在上述两个条约签订后，盟军总司令部宣布结束对日占领并自行解散，盟国管制日本委员会和远东委员会也随之宣告撤销。这象征着日本已重新回到由美国主导的西方国际社会，但与中国及韩国的关系并没有改善。
旧金山和会的召开，正处在朝鲜战争打成僵持、两大阵营关系紧张到了极点的时刻，也正是一手包揽对日和约起草工作的美国最需要日本，而日本也具有最大的讨价还价优势的时刻。可以设想，在二战后的冷战气氛下，急于把日本纳入自己战略轨道的美国，对日本军国主义是怎样地宽容。
1．40年代，亚细亚（9）
首先，在反抗日本法西斯作战中历时最长、贡献最大、损失最重的中国被排斥在和会之外。至于日本应该怎样和中国缔结和约，美国主张日本应在会外与中国单独缔约，并强调“应由日本去决定”。这种把中国排除在对日和约谈判之外的做法，使中国在对日和约问题上失去了主动权。随后，日本一方面紧紧跟随美国长期奉行的敌视新中国的政策，把对中国的侵略和战败国的地位抛到了脑后；另一方面又使日本在台湾问题上可以待价而沽。台湾当局为了保住所谓的正统地位，在草拟的对日和约当中大作让步。在这样情况下，日本军国主义死灰复燃也就不难理解了。
其次，和约单方面废止了拆迁军工设施用于战争赔款的赔偿计划，只规定以日本的制造能力和技术服务等方式对东南亚几个国家作赔偿。二战后，拆迁日本的军事工业作为战争赔偿，其意义并不仅仅是为了铲除日本军国主义的经济基础，同时也是对日本军国主义发动侵略战争的罪行进行应有的惩处。日本应该对其在二战中所犯下的罪行付出应有的经济代价。只有这样，日本才能吸取历史的教训。然而，不幸的是，由于朝鲜战争的爆发和由此而导致的国际形势的变化，日本在经济上迅速强大起来。一方面日本大发战争财，其经济得到了迅速的恢复。另一方面，对日作战的主要国家基于不同的原因，先后放弃了对日战争赔款的要求，使日本在没有履行其在物质上和道义上对被其侵略的国家进行赔偿的情况下，就迅速地走上了经济复兴的道路。没有受到对其军国主义的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