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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得到盟军总部的同意后，中国代表裘劭恒和刘子键（向检察官的秘书）、以及高文彬、张培季、周锡卿、刘继盛（稍后来东京的翻译组人员）等人一起开始在那些被查封的日本陆军省档案库的资料中，搜寻证据。日本十几年的档案资料，包括文件、作战命令、来往电报等等，难以数计。要从字里行间发掘罪行证据，工作强度之大难以形容。这就像大海捞针，他们必须小心翼翼，不放过任何蛛丝马迹，尽可能从损毁的公文档案中拼凑被告犯罪的全景图。
代表们先是摘抄、翻译、整理出原始材料，然后根据这些材料进行讨论分析，拟出发言材料，为此他们夜以继日。有些罪行，日本档案资料没有记载，只能通过实地调查取得实证。
代表们经过一段时间的紧张工作，在日本找到了大量可以证明首要战犯罪行的有力证据，这是那些侵华战犯始料不及的。其中有日本外务省密档中的御前会议、内阁会议、五相（首相、陆相、海相、外相、藏相）会议的纪录，伪“满洲国”密电，以及日本政府元老西园寺的日记等重要材料。他们还查出了《东京日日新闻》报纸于1937年12月，分别以“百人斩大接战”、“一百人斩超纪录”为标题，报道日军向井敏明和野田毅两少尉在南京进行杀人竞赛的消息。在大量的事实和人证物证面前，日本战犯们的罪行昭然若揭。
除了高强度地搜集证据资料，中国代表团成员还在一起研究对付日本战犯和辩护律师的策略，模拟可能会在法庭上出现的辩论场面。
为了防范日本侍者的窃听，中国的这些法官和检察官们在互相交谈中，对受审的日本战犯分别编号，并多冠以“绰号”，如：以“土老二”来称土肥原；以“坂老四”来称坂垣征四郎。由此可见，为了在法庭上赢得主动，中国代表们花费了大量心血。
5．铁证（3）
◆ 狡辩
随着审判的继续，有关各国的检察官也相继进行了举证陈述，历数了日本进行侵略战争的各个阶段上日本战犯的犯罪事实。其中菲律宾代表的发言，控诉了日本侵略军在占领菲律宾时期残害131 000多名菲律宾人和美国人的罪行，特别是日军制造的马尼拉大屠杀等惨案，同样激起世人的无比愤慨。在庄严的国际法庭上和确凿的铁证面前，日本战犯的罪责是根本推卸不掉的。
但在庭审中，被告和他们的辩护团总是试图把罪责推到中国人身上。战犯们不仅不甘心认罪并且还百般抵赖，更让人无法忍受的是辩护律师所采取的拖延战术。这些美国律师在辩护中或诡辩狡赖，或横生枝节，故意拖延审判时间，以便寻机为一些没有直接危害美国利益的战犯开脱。梅汝璈法官在《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一书中，以十分气愤的笔调记述了某些辩护律师的这种荒唐行径并予以严正的批判：
“辩护律师的无理取闹简直让人不可思议，甚至在1946年5月14日的审判中，被告辩护方居然提出申请取消起诉书中第39项所指控的罪行，即日本军队偷袭珍珠港美国舰队，杀害美国海军上将季德及大批美国海军军官和水手的罪行。战犯的美国律师布列克莱强辩说：‘如果说海军上将季德在珍珠港被炸死是谋杀案的话，那么我们就得知道在长崎动手投掷原子弹的那个人的名字，我们就得知道制订这一作战计划的参谋总长，我们就得知道对这一切负责的总司令。’这无疑是指美国总统杜鲁门。因为按照美国宪法，总统是负责指挥全国军队的最高司令官，在广岛和长崎投掷原子弹实际上也确实是由杜鲁门决定的。这位美国律师在审判战争罪犯的法庭上竟把自己祖国的总统与被告相提并论，实在令人惊异。”
1946年8月2日，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应国际检察处的请求传唤了一名日本教育家前田出庭作证，目的是要证明日本军国主义者曾经通过各级学校教育向日本青少年灌输对外侵略的思想。证人前田作了正面陈述之后，辩护方的美国律师克莱曼便开始对他进行反诘。克莱曼问前田：“你说日本学校的校长在课程问题上都受着陆军军官的指挥。请你告诉我，难道在日本的小学课程里不教日本语文吗？”这个问题引起了在场听众的笑声。卫勃庭长当即说：“真是没有道理！难道在日本学校里能不教授日本语文吗？”
克莱曼颇有绅士风度地摇摇头解释道：“如果法庭方便的话，我现在倒想竭力求得早在两个月前便引起法庭注意的那个问题的答案，即：日本学校的课程究竟是些什么？但是，如果法庭不方便的话，我也可以放弃不提。”庭长回答：“我们不希望听取这个问题。”于是克莱曼不紧不慢地说：“好。那我就改提下面一个问题：学生们上不上数学课呢？”
卫勃庭长实在是忍无可忍，制止道：“这扯得也太远了。克莱曼律师，你应该很清楚，你是站在国际军事法庭的面前，而这个法庭是审判前日本帝国的领导分子对人类所犯下的滔天罪行的！”不料克莱曼却辩解说：“如果您同意的话，我认为，弄清楚日本学生的课程问题对审理日本的军国主义教育很重要。”庭长卫勃无奈地随口说道：“那就请继续发问吧。”克莱曼便继续向证人发问：“在这些学校里，有音乐、图画、手工、日本历史等课目吗？”这个问题引来了更大的笑声。庭长向证人说道：“证人，你不必回答这种问题。”克莱曼感觉到他精心准备的一连串所谓“问题”已经无法再继续提下去，便垂头丧气地对高坐在审判台上的法官们说：“我再也没有问题了。”
辩护团律师的放肆行为虽然经常遭到法庭的制止和驳斥，但是毕竟起到了拖延审判的作用，达到了他们的某些目的。他们之所以敢于这样做，当然是有原因的。梅汝璈法官认为，这首先是因为当时美苏两国的关系越来越紧张，“柏林封锁”的危机似乎看不到解决的前景，双方剑拔弩张，各不相让，仿佛第三次世界大战迫在眉睫。在这种情况下，被告与辩护律师都抱有幻想，以为国际阵营组合一旦发生变化，日本必然能够受到美国的重视，而战犯们或许还可以受到美军重用。其次则是因为东京审判的法庭采用了英美法系中规定的“国家律师制”，律师在法庭上享有与检察官同等的权利，而检察官也因此被称为“检方律师”。
正是由于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辩护律师有权直接质询证人，所以那些趾高气扬、有恃无恐的美国律师才会无孔不入、无隙不乘地信口雌黄，甚至能从询问证人是否犯过罪、是否系精神病人，一直问到是否患有性病，而其惟一的目的就在于使检察方面提供的证人名誉扫地，无法正常地向法庭陈述证言。这种做法不仅浪费了时间、拖延了进度，而且给了被告们以歪曲事实、颠倒是非的机会，他们利用这难得的机会“慷慨”而冗长地陈述，在法庭上公开宣传日本帝国主义当年推行侵略扩张政策的种种荒谬“理论”。
梅汝璈早年留学美国攻读法学4年并以优异的成绩毕业，对英美法系的程序规定再熟悉不过了，被告律师的捣乱本来也是意料之中的事情。但是，对于法庭上发生的情况，梅汝璈仍然愤恨难忍。在法庭休庭的日子里，梅汝璈回国述职，他特意在国内买了一尊瓷质的大肚弥勒佛带回日本，为的是在经过了五六个小时的庭审回到帝国饭店时，弥勒佛的笑脸能使自己的怒气稍稍平息一点。“我就不信，孙悟空能跳出如来佛的手心。天网恢恢，正义永在！”梅汝璈常常这样自言自语激励自己。
6．中国人手中的王牌：“皇帝”溥仪（1）
◆ 一个划时代的日子
田中隆吉作为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检察方手中的第一张牌，在伪满阶段的审理中引起很大的震动。到了1946年8月，中国人亮出了自己手中最精彩的一张王牌，这张王牌就是伪“满洲国”皇帝溥仪。
1945年8月，当溥仪听到日本宣布投降的消息后，草草地宣读了一个“退位诏书”。1945年8月19日，溥仪乘飞机在沈阳降落，准备换乘日本政府为他提供的飞机逃往日本，恰好被刚刚占领沈阳机场的苏联伞兵部队抓获。这是极具戏剧性的一幕。随后，溥仪被苏军押往苏联赤塔。
一个月后，溥仪等人被转送到苏联伯力看守所。对于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检察方面来说，举证日本阴谋分裂中国的罪行，再也没有比溥仪更有力的人选了。溥仪对日本人又怕又恨，他既是中国最后王朝覆灭的见证者，又是日本军国主义手中玩弄的傀儡。
为了进一步证明日本侵略中国东北的真相，搞清伪满等问题，国际检察局通过苏联在东京法庭的检察官，将伪满洲国傀儡皇帝溥仪传唤到庭，当面作证。
溥仪从苏联红军的俘虏营中押解到东京后，中国检察官和国际检察局的美国检察人员一起，两次找溥仪谈话核实情况。当时的溥仪与电视剧中中年的溥仪比较像，一与人见面就主动握手，口称“同志”。溥仪当时胆小，对被押解到国际法庭作证忐忑不安，特别害怕见到中国人。为了取消其顾虑，中国检察官向溥仪说明，他是作为证人来东京的，鼓励他大胆地、实事求是地出庭作证。
1946年8月16日，溥仪第一次出现在法庭上。日本的《朝日新闻》把溥仪的出庭说成是东京审判中“一个划时代的日子”，一个曾经的清朝末代皇帝要在军事审判中出庭作证，这在审判史上是空前的。溥仪的出现，在东京引起轰动。
由于溥仪出庭的消息事先就传开了，人们争着来看，所以这天的法庭便显得极为拥挤：前台为贵宾保留的座位平常总是稀疏冷落的，今天却已人满为患，而坐在第一排的又几乎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