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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无休止的噩梦般的艰难挣扎，我们终于到达最外面的一道门，四肢感觉像灌了铅似的。早已守候在那儿的年轻军官帮我把她拉上去，我和老头子则推的推、抬的抬。我助老头子一臂之力登上去后，自己也跳了出来，然后一把从年轻人手中接过玛丽。外面天早已黑了。
回去时走了很长一段路，经过被飞碟压毁的房子，绕过茂密的灌木丛，这才踏上海滨公路。我们的车不见了，不过不要紧，我们已在匆忙间不知不觉躲入一只“泥龟”坦克。刚刚躲好，我们的头顶便爆发了空战。坦克指挥员按下按钮，隆隆地驶离海堤，不断后退，没入水中。十五分钟以后。我们进入了“富尔敦号”水下巡洋舰。
过了半个小时，我们在莫比尔基地登陆。我和老头子在“富尔敦”的军官公共休息室用过了咖啡和三明治，几名海军紧急服役妇女队的志愿军官已经把玛丽带到妇女生活区照料。我们离开时她看来已经完全恢复正常，加入到我们的行列。
我问她：“玛丽，你没事了吧？”
她冲我微微一笑。“当然了，亲爱的，为什么不呢？”
一艘小型指挥飞船和护卫队将我们带出此地。我本以为我们会回总部，或者华盛顿（可能性更大）。我没问老头子，他也没心情讲话。我只要握着玛丽的手就心满意足了。
飞行员飞了一个民用飞行器做不出来的高难动作——空中高速飞行，然后钻进山洞，陡然急停。就这样，我们进入了山里的一个机库。
“我们这是在哪儿？”我问。
老头子没有作答，走出飞船，我和玛丽急忙跟上。机库不大，只能容纳十几艘飞行器。有一座引人注目的发射平台，还有一台独立发射架。机库里只停了另外两艘飞船。警卫过来示意我们继续朝后走到一扇镶在原生岩石内的门，穿过这扇门后，我发现我们来到了一间候见室。一个看不见说话人的刺耳声音命令我们脱下本已所剩无几的衣装。我对自己全身赤裸并不介意，但实在不愿去掉枪械和电话。
我们继续向里走，碰见一个全身衣物只有一块下士臂章的年轻人，臂章上有三个Ｖ形加上十字彤图案。他把我们转给一个穿得更少的女孩，她的上尉臂章上只有两个Ｖ形。这两个人都很留意玛丽，两人都产生了典型的性反应。我想这位下士一定很乐意由上尉接手处理我们的事。
“你们的信息我们已经收到了。”上尉说，“斯蒂尔顿博士在等你们。”
“谢谢，女士。”老头子答道，“越快越好，请问在哪儿？”
“请稍候。”说完，她走到玛丽身边，把她的头发摸了一遍，“要知道，我们必须确保万无一失。”她语气中不无歉疚。不知她有没有发现玛丽的大部分头发都是假的，反正她什么都没说，玛丽更是毫无畏缩。检查完之后她说，“行了，我们走吧。”她本人的头发剪成灰色的波浪形，像男人一样短。
“好的。”老头子答道，“不，孩子，你只能走到这儿。”
“为什么？”我问。
“因为你上回差点把事情弄成一团糟，”他简短地回答，“现在给我闭嘴。”
上尉说：“军官餐厅就在左手第一条走廊，你为什么不上那儿等着？”
我听从了她的建议。路上我看见一扇门上端端正正地绘着巨大的红色骷髅，还印着“警告——此门内有活鼻涕虫”的字样，然后还有一行小字“有资格的人方可入内——使用‘Ａ’程序。”
我远远地避开这扇门。
军官餐厅和普通的俱乐部房间差不多，三四个男人和两个女人闲散地坐着。好像没人对我的到来感兴趣。于是我找了张空椅子坐下，觉着在这种地方待着挺不自在，正想喝一杯的当口，一个高大威猛型的男人坐到我身旁。他脖子上的链子除了挂着上校徽章外，还有一枚圣克里斯托夫勋章及军人佩带的身份识别牌。
“新来的？”他问。
我点头承认。“你是地方上的专家？”他又问。
“不知道什么才算‘专家’。我是特勤行动人员。”我答道。
“什么名字？别怪我这么多管闲事，”他抱歉地说，“我得声明一句，我分管这儿的安全工作。我叫凯利。”
我告诉他我的名字。他点了点头。“其实你们的人进来时，我看见了。从墙里传出的声音就是我的。现在，尼文斯先生，喝一杯怎么样？简报里谈了你刚才做的事，我觉得你应该喝一杯。”
我站了起来，问道：“哪怕要杀个什么人，我都得来一杯。”
“——不过在我看来，”过了一会儿凯利才说，“这儿不需要安全官员，就好比马不需要轮式溜冰鞋一样。信息应当透明化，一有结果就公诸于众。这跟和人类对手交战完全不一样。”
我评论说他的话听起来跟普通的戴金穗军帽的高级军官不大一样。他笑了笑，一点也没生气。“听我的，孩子，并不是所有的金穗帽都是大家想像的那副德性——他们只是看起来是那副德性而已。”
我则说，我印象中，空军上将雷克斯顿就是个精明人。
“你认识他？”上校问。 ‘
“只见过几面，并不是十分了解。但因为我在执行这项任务，和他打过不少交道，今天早些时候我还见到过他。”
“嗯——”上校沉吟着，“我从来没见过这位先生。你社交活动的层次比我高，先生。”
我跟他解释这纯粹出于偶然，但此后他开始对我另眼相看了。他向我介绍实验室的进展情况。“到目前为止，我们比魔鬼撒旦更了解那些令人作呕的鼻涕虫。然而怎样在不伤害到寄主的前提下消灭它们？我们仍然一筹莫展。”
“当然，”他又接着说，“如果我们一次能将它们中的一只引诱到一间小屋子里，用麻醉枪打翻，就可以救出寄主——不过这就像老话所说的捕鸟绝技：非常简单，悄悄溜到离鸟足够近的地方，在它尾巴上抹一撮泻盐就得。我本人并不是什么科学家，不过是警察的儿子，我自己现在也算是警察，只是身上的标签不同而已。但我和这儿的科学家谈了谈，我明白我们需要什么。这是一场生物战，认清了战争的实质就能赢得这场生物战。我们需要的是一种病菌，一种可以吞噬鼻涕虫而不会伤及寄主的病菌。听起来并不难，是吗？是，我们知道百余种可以杀死鼻涕虫的病菌——天花，斑疹伤寒、梅毒、昏睡性脑炎、奥伯迈耶病毒、黑死病，黄热病等等。但它们也能害死寄主。”
“他们就不能想个办法让所有的人都具有免疫力吗？”我问，“就拿伤寒症来说——人人都注射过伤寒预防针，而且几乎所有人都接种过天花疫苗。”
“毫无用处。如果寄主获得了免疫力，鼻涕虫也就不会感染上病毒。现在鼻涕虫已将寄生环境从表皮扩展到整个寄主。不，我们需要一种寄主能够感染并能杀死鼻涕虫的病毒，但这种病毒顶多只能让寄主轻度发烧，或是头疼得厉害。”
我刚要冒点肯定是天才的见解，老头子出现在门口。我说了声失陪，走上前去。
他问我：“凯利缠着你问什么？”
“他没缠着我问。”我答道。
“那是你一厢情愿，你不知道凯利是谁吗？”
“我应该知道吗？”
“应该。也许不应该，他从来不暴露自己的身份。那是Ｂ·Ｊ·凯利，当代最伟大的犯罪学家。”
“那个凯利？可他没有参军呀！”
“可能是保留军籍吧。不过单凭这个，你就可以想像得出这个实验室有多重要。跟我来。”
“玛丽呢？”
“你现在不能见她，她在休养。”
“她——受伤了吗？”
“我向你保证过，她不会受伤的。斯蒂尔顿是他这一行中最棒的。但我们还得再深入些，克服许多困难。在这方面总是不顺利。”
我思索了一下，问道：“你得到你想要的东西了吗？”
“可以说是，也可以说不是。我们收获很大，但并不彻底。”
“你想要什么？”
这地方建在地下。我们一直沿着漫无尽头的走廊走着。他带我走进一间空空的小办公室，我们坐了下来。老头子摸了一下桌上的通话器说：“私人会议。”
“好的，先生，”一个声音答道，“我们不录音。”天花板上的绿灯亮了。
“我当然不相信他们，”老头子抱怨着，“但这样可以防止除了凯利之外的其他任何人回放录音。孩子，现在我就告诉你你想知道的，我不太肯定你是不是有资格知道这事。你确实和这姑娘结了婚，但这并不意味着她的灵魂都归你所有了——而且，这东西来自她的心灵深处，深得连她自己都不知道这件东西的在在。”
我缄口不言，其实也没什么要说的。他又接着说，语气很忧虑，“也许——还是告诉你更好些，这样便于你理解。否则你会缠着她问个不休，我可不希望出现这一幕，决小希望。这样做只会让她昏过去。我看，光凭她自己是想不起她的过去的。斯蒂尔顿博士的手法很温和——但你却只会让她烦恼，让事情发展到不可收拾的地步。”
我深深吸了口气：“只能由你判断，我不能。”
“好吧，我也这么想。来吧，我会透露一些情况给你，并回答你的问题——一部分问题。作为交换条件，你必须保证你决不会再用这些事打扰你妻子。你缺乏问她的技巧。”
“好的，先生。我保证。”
“好吧，有那么一群人，你或许可以称之为信徒，他们名誉扫地，不受欢迎。”
“我知道——是惠特曼人。”
“啊？你怎么知道？玛丽说的吗？不，不可能，她自己都不知道。”
“不，不是从玛丽那里，是我自己想出来的。”
他以一种奇特的目光看着我，不无敬意。“也许我一直都小看了你，孩子。你说得对，惠特曼人。玛丽就是其中的一员，当时她还只是南极的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