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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天双方不欢而散，原因是九渊一上来就抢了先手，直截了当地宣称自己的“易简工夫”要胜过朱熹的“支离事业”，这使得朱熹很不高兴。
但第二天朱熹在如何教人求学的问题上展开反击，他坚持认为只有居敬存心才能穷理致知，而致知问学又是涵养尊德的必要过程，二者不可偏废。他对陆九渊“先求本心，然后泛观博览”的教人方法很不以为然，认为过于简单。
九渊仍然也坚持己见，批评朱熹的方法过于支离。朱熹那些“正其衣冠，尊其瞻视”、“守口如瓶，防意如城”的所谓持敬工夫，在九渊看来当然是难以容忍，所以针对朱熹提出的“泛观为先”发出诘难道：
“尧舜之前，何书可读？！”
这话说得就近乎于强辩了，幸好下面的话为其兄九龄所止，否则两人的唇枪舌剑说不定就要闹出伤害感情的结果。
鹅湖之会虽然未能取得一致，但双方通过这场学术讨论多少还是有了一点融合。特别是九渊的哥哥九龄在思想上起了重大变化，自此以后幡然悔悟，转向著书讲学的求道方式，与朱熹取得了契同。朱熹虽然不能同意九渊的“求心”理论，但也对他的为人深表钦佩，一直希望两家能兼补所长，并且后来在某些方面也接受了九渊的理论。只有九渊终身未改其说，他甚至在后来公然宣称：“宇宙即是吾心，吾心即是宇宙”，把“心”的作用同样发挥到一个绝对的境地。九渊在学术上的从一不二，在某种角度上说也是使得自己的“心学”传人在后来与朱学一派发展成水火不容之势的原因之一。
朱、陆虽然分歧严重，但他们的大前提还是共同的，只不过是在具体的认识方法上存在着迥异的见解而已。真正与朱学既殊途又殊归的是陈亮的学说。
浙东婺州一带是南渡帝国的一个经济发达的地区，经济既能导致文化的昌盛，必然也影响着学术思想的内容。婺学有一个共同特色是主张经世致用，带有明显的事功色彩。南渡后最著名的学者先是唐仲友，后是吕祖谦，都无一例外地具有这样的特色。唐仲友与朱熹在学术上甚不相容，由此后来两人之间还发生了互相诉讼的事情；吕祖谦虽然也强调性命之学，对朱熹理学也有很大程度上的契合，但仍未放弃强调躬行实践的初衷，所以他既与张栻、朱熹私交极佳，又能与陆氏兄弟时相过从，同时也能与思想激进的婺州后进陈亮有着亲密的交往。这一切都反映出环境对学术思想所起的影响，确实是不容低估的。
但最能代表婺州事功特色的是陈亮的学说，他与吕祖谦的调和理论完全不同。陈亮从根子上反对性命之学，同时把致用的目标彻底地具林化，明确提出中兴复仇、致达王道霸业的目标。从来也没有人能够像他一样，将功利提到这样一个明确的高度。陈亮的哲学既是环境的影响，也是时势的反映，更是其坎坷境遇的产物。
淳熙四年（公元1177年），陈亮在家居十二年后入太学为诸生，这无疑又是叶衡帮助的结果。在这一年，陈亮于太学的一次试论中再度发表见解，以至于满学之士口语纷然，腾谤之言数月未已。第二年，陈亮再度上书孝宗畅言恢复，结果让锐意恢复的孝宗读后赫然震动，天子当即在朝会上传旨，要将陈亮所上书榜于朝堂，并欲召陈亮授以官职。
不幸的是，当朝宰臣中大多数人一下想不起来陈亮是谁，殿前独有一位叫曾觌的官员知道陈亮，主动提出前去宣召。这个偶然事件从某种程度上说改变了陈亮的一生。
曾觌这个人名声很臭，他早年以父荫补官，孝宗在藩邸时为内知客，因而在孝宗即位后为天子器重。曾觌与另一位经历相似的官员龙大渊恃宠娇纵，横行不法，在当时甚为正直之士所不齿。陈亮是何许人？以他的性格，甚至都不愿见到曾觌，如何又能在他的面前受诏接旨！所以陈亮在居处听到曾觌将到的消息后，立即翻墙而逃，给了曾觌一个绝妙的软钉子。曾觌当然十分怨恨，为此在朝间一力攻击陈亮。而一部分宰执怪罪陈亮出言不忌，也在天子面前谤沮不已。他们受命天子前去复考，陈亮的慷慨陈词尤使这些朝廷大员感到落落不合，遂使得授官之议被暂时搁置。
十天后，陈亮先后两次诣阙上书，反对坐守临安、偏安东南，并对献书数天后没有回应深表遗憾。在第二书中，陈亮把自己向汤思退等朝廷重臣的面进之言和盘托出，言下之意，对某些人的从中阻挠也表示了不满。陈亮的勇气和精神于此可见一斑。
第四部 拍遍栏干第7节 学神州毕竟，几番离合
孝宗仍然十分欣赏陈亮的切直，再度要授官陈亮。然而陈亮得知后不过是淡然一笑而已：
“我的目的是为社稷开数百年之基，岂是以此而博一官？”
陈亮当日便渡钱塘江而归。数罹祸患使陈亮愤懑难禁，归乡后常与同邑知己狂饮，以壶中之物洗浇胸中块垒，醉后拔剑起舞，少不了豪气干云，说出一些狂话来，有些人便把此事告到了刑部。刑部侍郎何澹在省试中黜其下第，陈亮对他曾有所不满而语出不逊，何澹便借此报复，又把他下到大理寺狱中，笞掠批杖以至体无完肤。幸亏天子依然有心袒护，否则这一次陈亮难免就要身遭不测。
出狱以后的陈亮再度归乡发愤读书，潜心思考，终于使自己的思想理论趋于成熟。淳熙九年（公元1182年）二月，陈亮出乡访问朱熹，两人在一起呆了十几天，彼此充分地交换了意见。此后的十年，他与朱熹书信往复，展开了激烈的辩论。这一次的争论虽然不像鹅湖之会那样面对面地进行，但它所涉及到的深度和广度，都无疑要超过鹅湖之辩许多。
一个基本问题始终贯穿在这场辩论中，这就是王霸和义利。陈亮认为，天理人欲不可分割，因此王道与霸业可以并用，义与利也可双行。无疑，这自然遭致朱熹的强烈反对。两人从三代以至汉唐，通过历史事实互为诘难，但谁也说服不了谁。在这个关键问题上，陈亮击到了朱学的要害，他的学说从根本上讲是针对当今的现实而发的，所以在“成人之道”的问题上，陈亮以“志在天下”反驳朱熹的“独善其身”，把自己的哲学发展成为天下生民计利的有为之论，当然比保守的朱熹高明得多。实际上，在陈亮的堂堂英气面前，朱熹根本就无力抵挡，他就像一个年长的禅师一样，故作高深地作着劝谕：
“奉告老兄，何必如此撺掇？闲汉在山里咬菜根，与人无相干涉，了却几卷残书，岂非一事？……名教中自有安身处。”
陈亮答道：“风不动则不入，蛇不动则不行，龙不动则不能变化，今之君子欲以安坐感动者，是真腐儒之谈！”
两相比照，优劣尽知。就连朱熹也不得不承认，陆九渊的近禅之学倒并不可忧，因为学者一旦无可摸索，自会弃去；惟有“浙学”专于功利，学者学之便可见效。他为之而感慨万端道：
“陈同甫之学已行到江西，而浙人信响已多。家家谈王霸，可畏！可畏！”
看来朱熹之学后来成为帝国恢复大业的一种拘碍势力同样不是一个偶然，它的核心就包含了反对进取的因素。他所力持的那种“先得吾身好，党类亦好，方能得吾君好，天下国家好”的理论，尽管是种地道的迂腐之谈，但无疑会被人拿去当作逃避的凭据。朱熹过分相信道德修养的力量，并不是他一家的发明，而是本朝以来甚至是有史以来中国这个礼义之邦的通病。它带来的无穷恶果是：天下生民肉体上的血泪痛苦既不能免，而道亦未必能行，心亦未必能安。也许它惟一的长处就是把伦理道德重新倡导起来，在一种虚幻的理想世界里麻醉自己也麻醉别人，从而维持着社会的长期稳定。但是代价太沉重了。
淳熙十一年（公元1184年），陈亮又遭受到一次冤狱，得脱后又为人聚凶徒击于路，卧床一月始告平复。淳熙十五年（公元1188年）二月，陈亮来到金陵、京口，观察沿江山川形势，其后来到临安，再度上书天子极倡恢复，一心内禅退位的孝宗没有加以理睬。陈亮义无反顾地倡言王霸义利、浑无顾忌地疾呼恢复，当然使许多人无法忍受，他们把陈亮视作狂徒，极尽排挤打击之能事。朱熹就认为他是祸由自取，乃平时自处法度之外、不闻礼法的结果，甚至来信要他痛自收敛，绌去王霸并用之说。在落魄境遇中，惟有辛弃疾不断来函抚慰劝励，赋壮词相寄，使得陈亮深为感动。这一年冬天，陈亮约请朱熹前往紫溪与辛弃疾相会，但朱熹负约未至。陈亮遂独与弃疾在江西信州的铅山山中重逢。铅山的主峰就是鹅湖，峰中的鹅湖寺也就是当年朱、陆辩论的所在，陈、辛两人也常常去那里小坐，但他们却不是相与争辩而只是互道衷情、共论时事。两人盘桓近十日后洒泪而别，这一场相逢成了他们不幸人生的惟一可堪慰藉之事。
辛弃疾此时已罢职闲居好几年了，无奈、愤懑、痛楚和不甘交织在他的心里，百转千回而不能已。“近来愁事天来大，谁解相怜？”当陈亮走后的第二天，对挚友的依依难舍之情使弃疾又去追赶陈亮，希望能再与他把酒起舞，倾吐心事。但追到鸬鹚亭时，雪深路滑，实在无法前进，弃疾只有无奈而止。夜宿于道旁孤馆，中宵闻笛，不能成眠，弃疾将一腔愁怅化作歌词，遥寄知己。词中有道：
佳人重约还轻别。
怅清江，天寒不渡，水深冰合。
路断车轮生四角，此地行人销骨。
问谁使君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