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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邦昌僭逆，不得已而自归。朝廷既不正其罪，又尊崇之，这是什么道理？”李纲语重心长，“陛下欲建中兴之业，而尊僭逆之臣，以此示四方，其谁不解体？！”
由此而联系起天子对伪命臣僚一律置而不问的作法，李纲更感到愤懑难捺：
“如此，何以励天下士大夫之节？”
高宗重用李纲的心情迫切，这使他最后接受了他的规劝，下诏处理了张邦昌和一些接受伪命之臣。不过，其时的不少宰执之臣如中书侍郎黄潜善等却站在邦昌的一边。在国家破败、宗庙涂炭的大是大非面前，竟还不乏为投降者开脱的人，其本身就说明帝国临时政府的立场并不坚定，至少还存在着事迫于危时采取变通从权政策的潜意识。实际上，当天子有意任用李纲之初，就有不少人持反对态度，这些人大都在一开始就力言和议而抵触抗金。例如御史中丞颜岐提出的理由是李纲素为金人所恶，不可大用。从原则上讲，这简直就是站在了敌人的立场上，若以通敌罪论处，都不算过分，但天子不过是将颜氏调离他任而已。
就在李纲大力整顿军政的同时，高宗仍不忘遣使赴金营求和，但天子诚恳的通好之请未被金人接受。在黄潜善、汪伯彦及殿中侍御史张浚的一力诋诃下，李纲也终未能安于其位，八月十八日被罢，在相仅七十五天。另外一件令亲者痛仇者快的事是太学生陈东竟因上疏言事而被杀。
陈东是宣和七年（公元1125年）伏阙上书，乞诛蔡京六贼的首脑人物，此后一直为国是上书直谏，拳拳报国之心，天下皆知。高宗闻知陈东之名，召赴行在。陈东来到后，立即上疏切言宰执黄潜善、汪伯彦不可任，李纲不可去，并请皇上驾还汴京，治军亲征，迎请二帝。陈东确实过于忠耿而至于天真了，在天子想来，敌强我弱，要寡人遽而亲征赴险，岂非以卵击石、羊入虎口？再有一个说不出口的微妙是：若二帝南还，则朕又将置于何处？所以深怨诟己的黄潜善密请诛杀陈东，正合天子的心意。高宗不能重责李纲、宗泽，却无妨杀一布衣。就这样，杰出的爱国之士陈东未死于夷狄铁蹄之下，却命丧于中兴君王高宗之手，死年四十二岁。同时被斩的还有一位抚州人欧阳澈，他同陈东一样因上书指斥用事者黄、汪之徒而遭致不幸。陈、欧两人被斩于市曹时，连行路之人都为之涕下。
天子和周围大臣的心态作为如此，帝国前途的基调已经初显端倪了，最能说明问题的事情是帝国的新君高宗就是不肯回銮东京。此时宗泽早已进驻汴梁，不断来疏恭请还驾，朝野人士亦纷纷上言还都，但高宗始终不为所动。天子一日不回首都，天子驻跸之地永远就是所谓的“行在”，中央政府就只能在天子行营办公，这对恢复帝国的行政及军事秩序是极为不利的。退一步说，即使担心东京易攻难守而暂避锋芒，也要立即定下“行在”之所，以便明出号令召集四方勤王之师。高宗即位以来态度暧昧绝不是不明白这个道理，而是另有想法。果然，当黄、汪及御前众臣提出要皇上巡幸东南时，高宗立即下诏同意。无疑，天子的意思就是以退避而望和了，所有的那些收复失地、邀还二帝的雄大誓言不过都是骗人的姿态而已。
李纲以为，即使车驾不还京都，行幸之所也应以关中为上，襄阳次之，而建康最下。皇上纵不能行上策，亦应去襄阳，以示不忘故都之心。李纲用历史教训作例子道：
“自古中兴之主，起于西北者则足以据中原而有东南，起于东南者则不能复中原而有西北。中原一失，东南不能必无其事，虽欲退保一地而不可得也。”
史实昭在，斑斑可证，这个道理确实不容置疑。而李纲提出的另一条理由更使天子无话可答：“陛下已降诏许留中原，人心为此悦服，奈何诏墨未干，遽失大信于天下？！”
尽管李纲暂时打消了天子退避东南的念头，但并不能从根子上抹去帝国君臣怯战怕事的普遍心态。当金兵于这年九月进犯河阳、汜水，有南侵之意时，高宗立即下诏择日巡幸淮甸，并命淮浙一带增修城堡，招抚民兵，以备皇驾。另外又发布诏书以示圣意坚决：銮驾暂往淮甸，捍御稍定即还京阙；有敢妄议惑众沮挠巡幸者，许告而罪之，不告者斩。十月初一，天子登舟赴扬州，同时下令：以勤王为名擅募民兵溃卒者，并令遣散；有擅募者，帅宪司按劾以闻。从这一天起，帝国的天子就永远告别了中原大地，并无情地抛弃了两河之地坚守国土、引颈南望的忠义之臣和黎民百姓。
也难怪后人为之感慨不已。假如天子不走，留在中原腹地明诏抗战，未必就不能扭转帝国的覆败之局。最低限度，也能与金人划河而治，保住黄河以南的土地。
确实，形势虽然很严峻，但毕竟金兵主力已退，正倾其全力收剿黄河东、北未下诸城，对黄河以南地区的正面压力已有所减轻。同时，河东、北真正失陷者也才十余郡，余皆固守不降，成为金廷的绝大负担。宗泽已在东京抚循军民、修治楼橹；并屡挫敌军的挑衅；沦陷区内奋起保家卫国的忠义民兵，多则数万，少则数千，结寨山泽伺机出击，也在很大程度上牵制了金军兵力。就是不少宣和以来苦于苛政铤而走险、啸聚山林的盗寇，也纷纷来归，至于“行在”者即有十余万人，若善用其力，也是一支不容低估的力量。
忠而有谋的李纲本已在各个方面开始了整顿，短短两个多月的时间里，举凡机构建置、募兵买马、军士训练、国赋税收等政治、军事、财政诸般措施，无不卓有成效。在李纲的倡议下，张所、傅亮、孙昭远分别受命置司河北东路、陕西路及京西北路，招谕山寨，养民为兵。一段时期内，三人政令之出，响应不绝，取得了极大的收益。如果李纲不去，使政令措施得以坚持，结果委实是很难预料的。
民心士气亦有可用者。张所部下的将领王彦，率七千人渡河而战，一举收复新乡，后突破金人重围，领七百部曲进入共城西山。部众皆面刺“赤心报国、誓杀金贼”八字，号称“八字军”，两河山寨民兵归之者达十余万人，所控区域绵亘数百里，成为金人的心腹之患。各地特别是河朔一带的守臣兵民，大都协心并力，率励不懈，急切盼望着恢复，更不乏宁死不屈效忠赴义者。设若天子志在雪耻复仇，进君子而退小人，不惑于求和自安而勇于激励天下之气，国事之败断不至手发展到卒无可为的程度。
但这毕竟是后来人的一厢情愿。我们这个堂堂帝国的颓势并非是一朝一夕酿就的，这个道理不言而喻。本朝从来都不乏懦弱的皇帝，高宗皇帝也不例外，他的突出之点在于，严酷的现实使他一步步学会和掌握了聪明天子们所必备的法宝，那就是只有首先保全自身，才能最后庇护国家臣民。帝国的中兴君主从父兄的悲惨遭遇中更加深切地体会出了这个道理。
四
整个建炎时期的四年，是帝国历史上最不平凡的一页，是一个彻底打破旧有格局，催生新兴之势的时代。历史的魔法以它惊人的创造力，看起来就好像是在刹那之间，就把大宋王朝的故事从东京汴梁转移到了钱塘临安。地理变迁虽然不是世事演化的惟一结果，但却是一切沧海桑田的最好表征。
建炎元年（公元1127年）四月张邦昌被废后，金人即有意南下，九月二十五日张邦昌被宋廷赐死，不过是金室再度进兵的借口。十月，当高宗南之扬州的消息传到北方后，金军左副元帅宗翰即受命于金太宗，开始规划约集诸路金兵南侵事宜。至十二月，果分中、东、西三路大举南下。中路由宗翰率军从大同府下太行；东路由右副元帅宗辅及宗弼领军，由燕京取道沧州攻山东，同时分兵趋淮南；西路则由娄室等率大军自河中府经同州进攻陕西。这一次南进的规模和范围都是前所未有的，三路大军先后渡河，京西、陕西、山东诸路为之震撼。
三路金兵中，娄室所部西路军最顺利，十二月自韩城履冰渡河，陷同、华二州，攻破关中门户潼关，继而于建炎二年（公元1128年）正月包围并击破永兴军所在地京兆府古城长安，此后一路南下，又陷均、房二州。娄室得势后，复又鼓噪西进，开始向熙河一带进犯。
中路、东路的金兵也势如破竹，建炎二年（公元1128年）正月，宗翰已破邓州、郑州；东路宗辅部也已攻陷潍州、青州，并分成二部，一部继续攻进山东诸郡伺机南下淮甸，一部由宗弼率领向中路军靠拢，试图对中原地区形成夹击之势。
第三部 半壁河山第6节 中原已经无望了
但独守东京的宗泽成功地遏制住了金军的势头。宗泽自去年六月出任东京留守后，一方面联络义兵扩大力量，另一方面抚慰军民整治战备，使东京汴梁成为了一个强固的军事要塞。在金人的大规模入侵中，各地州县纷纷陷落，惟有汴京两河一带岿然不动，百姓安堵如旧。在起初的一两个月里，宗泽数度击退金军的进攻，使金人在一段时间里不敢再犯汴梁，只得采取正面对峙、侧翼迂回的战术。建炎二年（公元1128年）二月份，宗翰屯兵西京洛阳，与东京遥遥相峙，而宗弼自郑州抵达白沙镇，离汴梁已不到百里之地。可金军先后数次的进攻全被众志成城的开封守军击溃，并因此遭受到重大的损失。宗泽声威日著，以至于金军士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