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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官给出这些指示以后，这个案子就正式交给陪审团了。对于陪审团的研议时间，专家的猜测都在十天半月不等。在这段时间里，已经没有律师什么事儿了。如果陪审团对于法官最后的指示不清楚，或者对法律上还有什么问题，法官会给他们法律上的指导。除此之外，法官也丝毫不能再给这个案子任何影响了。对法官来说，案子已完全交出去了。由于大家对于研议时间的估计比较长，因此法庭几乎是空的，就连从不离开的高德曼的家属都不在场，法庭上只有辛普森和他的一名不太唱主角的律师在陪伴着他。
可是，就在不到四小时的时候，这十二名陪审员表示他们已经作出裁决，然后，神情严肃地进入法庭，把装着裁决的密封信封交给了伊藤法官。辛普森面容凝重地盯着他们看，他当然也想看出一点蛛丝马迹来。但是，他们之中只有两个人向他这个方向投了一眼，其他人的眼光都避着他。一般分析，陪审员避开被告的目光，十之八九不妙，所以，当辛普森离开法庭的时候，看上去脸色阴沉。法官决定第二天早上十点钟拆封宣布。
当天晚上，全美国的人都在猜，什么是陪审团的裁决。所有的情况细节都被专家搬出来分析了又分析，但是，依然莫衷一是。
尽管你已经知道了结果，我还是决定把宣布裁决留到下次再写，回想宣布时全美国的激动，至今还觉得很有意思。可是，我要再想想，对于辛普森案，我到底还要告诉些你什么。
祝 好！
林达
第十三封信
卢兄：你好！
我记得就是在辛普森案裁决宣布的那天晚上，我开始给你写这个案子的。我现在还记得周围所有的人在那天经历的冲击。洛杉矶的上午十点，是美国东海岸的下午一点，所以，那天我和周围的朋友都度过了一个非常心神不宁的上午。我曾经经历过一次美国大选，人们等待新总统的选举结果都远没有这样紧张的气氛。新闻界事后报道说，在宣布前后的这十分钟里，全美国的人几乎停止了一切活动，不工作，不上课，不打电话，不上厕所，人人都在听辛普森的判决。在亚特兰大的哈茨夫国际机场，由于大家都看电视，使达美航空公司的数班飞机延迟登机，一名不识时务的工作人员在宣判的关键时刻催大家登机，结果一百多名旅客一起大吼，叫她“闭嘴”。在迈阿密的银行里，出纳员停止点钞，排队的长龙突然消失，大家都去看电视了。纽约证券交易所虽然没有停止交易，但在一点钟之后变得非常缓慢，到一点十分，在显示股价的标示板上，多打出了一行字“辛普森被判所有罪名无罪”，之后，交易才恢复正常。平时充满交易员震耳欲聋喊叫声的芝加哥期货交易所，在宣判的那几分钟完全鸦雀无声。首都联邦政府的高级官员，平时你很难让他们承认，有什么事情会比他们手头的公事更重要，但是这一天，一度各机关部门几乎停摆，从白宫到国会和联邦各部门，原定下午一点钟举行的许多有关国家政策的简报，听证和记者会，不是延期就是取消，只为了等待辛普森的审判。人们用各种方法获得消息。首都的自行车邮递员利用无线电从公司调度那里获得结果，一路喊叫着告诉行人。
这在美国是异乎寻常的一刻，令美国人自己都无法想象。最千差万别，最各行其是的美国人，居然同一个时刻，全国一致，千千万万的人在不同的地方做着一件完全相同的事情，“所有的例行事物都被巨大的好奇心所吞没”。
尽管我和许多美国人一样，想到过会是这样的结果，但是我也和他们一样，久久无法从巨大的震动中回复常态。这一宣判，包含的内容太多太多。
审判刚刚结束，检辩双方和当事人双方的家属立即分别举行了记者招待会。辛普森的儿子读了他父亲的一份声明，他表示“将以抓到杀害妮可和高德曼的凶手为此生最重要的目标”。检方和被害人家属在电视镜头面前，几乎可以用“悲壮”二字来形容。检方的律师们动情地与被害者家属拥抱，互相表示感激和安慰。看着这个律师团所表现出来的“团队精神”，确实非常令人感动。尽管他们是在一个“关键大赛”中踢输了的“球队”，但是你看到他们依然团结，互相分担失望和痛苦，领队的女检查官克拉克高度赞扬和感谢了他的同事。在这一年中，他们都付出了极大的代价，克拉克本人还因为夜以日继的工作，失去了她对自己孩子的监护权。老高德曼最后一次声音颤抖的讲话，振荡在美国的每一个角落：“1994年6月13日是我一生中最可怕的恶梦降临的一天，今天是第二个恶梦。今天，并不是检察官输掉了这个官司，今天失败的是这个国家。正义和公道没有得到伸张。”
辩方律师在最后结辩时的“种族策略”，已经使得这个案子在社会上的影响不可能不带有强烈的种族色彩。许多相信辛普森无罪的黑人高兴地庆祝“正义和公道得到了伸张”，在电视台的街头采访中，许多白人表示失望。但是，这种分野并不是绝对的。略为理智的人，都是根据他们的分析和直觉，在对这个案子作他们自己的判断，而不是根据自己的种族归属。事实上，不管是黑人还是白人还是其他种族，都依然对这个问题有不同的结论。大多数美国人在判决出来之后，都还是认为辛普森是杀了人的。问题是，不管辛普森是有罪还是无罪，这样一个事实总是无可置疑地摆在所有的人面前：在美国，这两个被害人被以十分残忍的方式杀害了，妮可的头颅几乎被割了下来，但是凶手并没有归案。也就是说，不管辛普森是否寻到了他的“正义和公道”，被害人的正义和公道肯定尚未得到伸张。
因此，整个美国几乎都无法从一个精神重负中解脱出来。因为实际上，大家都背着很沉重的“追求正义”的负担。人们无法接受这个事实，“世纪大审判”审了一年，结果嫌疑犯被宣布无罪了，凶手却还是没有结果，甚至于现在连嫌疑犯都没有了。所有的人中，最感到不堪重负的就是法律工作者了。因为他们比任何人都更清楚美国司法制度的机制，更清楚维持这个制度的理由以及为此支付的代价。他们比别人经历更大的精神矛盾和冲击，这是因为，那些沉痛的代价通常是经过他们的双手，亲手支付出去的。在法庭宣判后不久，一向给人以冷静镇定印象的伊藤法官，在他的办公室里和他当警官的妻子忍不住失声痛哭，互相安慰，过了很久才平静下来，回到法庭与辩方律师握手。这时，检察官已经早就离开了。那段时间，我们每天通过“法庭”频道收看审判情况，“法庭”频道的几个年轻人，非常出色地为这个案子作过大量转播，采访，评价等工作，宣判后，他们也显然心情沉重。问到他们的感想，其中一个年轻人说，我在这个法庭守了9个月了，我不知道我以后是否还会做这个工作，但是我知道，经过这次审判以后，我不会再和以前完全一样，美国也不会再和以前完全一样了。
在社会上大量认为辛普森有罪的人们，都希望找出这场对他们看来不可思议的谬误的罪责承担者。因此，各种批评接踵而至。有的指责陪审员的情绪被辩方律师的“种族煽动”所左右，忘却了自己神圣的职责，因为陪审团中有9名是黑人。也有的估计他们是在这个案子中被隔离得太久了，急着回家，因而根本没有认真研议，草草就作出了判决。在这里以“技术型”著称的华裔则嫌陪审员的文化水平太低。在陪审团中间，只有3名大学以上学历的。他们说，要是那12名陪审员都是博士或硕士学位的“老中”，辛普森还会有救吗？……在种种说法中，“种族主义情绪导致误判”和“辛普森金钱买正义”是最多的两项指责，甚至欧洲和其他国家，都纷纷传来类似的批评。
写到这里，我想先告诉你几个很有意思的情况。
你在最近的信中曾经问过我，你觉得辛普森有罪吗？在这一年里，美国所有的人都在问别人或被别人问这个问题。在该案审判的不同阶段，在时而检方占上风，时而又是辩方占上风的时候，这个问题曾被一遍遍地提出来。后来，尤其在辛普森案判决之后，我突然发现，另一个问题或许更有意义。于是，我开始问我身边所有的朋友，我先问他们，你觉得辛普森有罪吗？他们中的大多数回答说，他们认为辛普森有罪，然后我再问他们，如果你是陪审员，你会判他罪名成立吗？对于这个问题，有些人答得有点犹豫，有些人则非常坚决，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人都回答说：不会！
在辛普森判决之后，报纸上一直大量报导，大部分的黑人认为他是无罪的，大部分的白人认为他是有罪的。接着新闻媒体又做了这样的民意测验，他们问，你觉得辛普森是受到了公正的审判吗？绝大多数的人，不论他是黑人还是白人，不论他觉得辛普森是罪有还是没罪，都回答说，是的，我认为他受到了公正的审判。
还有，在整个审理过程中，辛普森的“梦幻律师团”意见不和的消息不时见报。最初呼声最高的夏皮罗律师明显从主角的地位退了下来，而且到后来，他和另外两名律师，看上去几乎很少交谈。在判决之后，夏皮罗发表谈话说，“过去我的立场始终是相同的，那就是，种族意识将不是，而且应该不是此案的一个组成部分。但是，我们不仅打出了种族牌，而且把它当做王牌来打。”谈到卡可伦把佛曼比作希特勒，夏皮罗说，“我非常生气。我认为，纳粹大屠杀是现代文明中最残暴的人类事件。而纳粹大屠杀是希特勒干的事。在我看来，把佛曼这个人和这样一个凶恶的人相比，是错误的。”他谈到，卡可伦这个提法事先并没有和他商量，，他今后也不会再和卡可伦进行这样的合作。
这一切都说明了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