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顺便我想再谈谈美国的私人土地问题。前面我提到过，这里不大会有什么强闯强占的民事纠纷，这大概和美国的历史也有关系。美国曾经是一块新大陆，除了人口非常稀少的印地安人，（他们也是在很久以前从欧亚大陆穿过白令海峡来到北美的），就是从法国，西班牙，英国等地过来的移民，曾经是各自代表了一个欧洲国家在那里抢地盘。不仅他们之间争夺领土的战争不断，平民之间也是土地争端纷起的。你从大量的美国西部电影中可以看到，美国是经历过一个“谁掏枪掏得快就是谁厉害”的野蛮时代的。正是因为这方面的问题很多，所以也就很快产生解决这些问题的法律。现在美国的邻居们一般都是友好相处的，因为如果有关于土地的任何疑问，地方上都有一个丈量公司，根据每个人手中都有的，在政府已经备案的地产图，丈量公司的技术员会依照现代测量技术，清清楚楚地标出地界，根本没什么可争的。在地皮紧张的大城市，就有非常严格的有关建房的法律细节规定，发生问题之后都是在法庭上找得到“条文”的。这些都是题外话了。
但是，美国的权利法案的作者，写下第三和第四修正案的时候，它的意义并不仅是确立土地的私有权和维护平民之间的地界，你可以很清楚地看到，它是对政府权力的一种限制。它的目的不是把邻居挡在外面，而是要把警察挡在外面。宪法第三修正案的来由你一定也早就知道了，它是美国人当初饱受英皇军队无理占用民房之苦，绝对不会忘掉要写上去的一条，尽管这一条修正案二百年来在法庭上应用的次数屈指可数。而宪法第四修正案，就象我前面提到的言论自由一样，它的严格执行不是一件很简单的事情。因此，我想在下面，再向你介绍一个有关这条法案的著名案例。
事情发生在1967年，你也知道，这是美国民权运动高涨，各种思潮搅得美国所有的年轻人都非常激动的年代。再加上越战所带来的困惑，彻底解决种族隔离的民权法刚刚通过，整个美国社会都弥漫着一种骚动不安的气氛，年轻人普遍的吸毒也是从这个时候开始的。
案件一方的主角是一对夫妻，玛格丽特·麦克苏利和阿兰·麦克苏利。他们都是当时被时代所裹挟，对各种思潮都有兴趣，有社会主义倾向，并且以民权运动为职业的年轻人。
玛格丽特是南方人，出生在肯塔基州，一直受的是南方的传统教育，但是却对政治有些兴趣。她离开大学就嫁了一个军人，有了两个儿子。后来，她随着丈夫的部队调防，搬到了首都华盛顿。当她的丈夫决定学医的时候，她开始寻找一个秘书之类的工作，以便挣些钱支付丈夫的学费。但是很快她的婚姻和工作都起了变化，她离了婚，也厌倦了在国会的秘书工作，最后由她的朋友介绍，认识了一个叫杜尔·皮尔森的华盛顿专栏作家。此人当时是美国比较出风头的记者之一，他的文章对政府官员的公私缺点都不放过，由于他有广大的读者，他成了使一些人感到害怕的人物，尤其在国会，颇有一些议员见了他很头痛。可是又拿他没有什么办法。
1962年，玛格利特成了皮尔森所雇的四个秘书之一，那年她26岁。恰逢婚姻结束，她的社会和政治教育却开始了。皮尔森不仅是一个专揭丑闻的人，他还积极发起发起和参与一些运动，玛格利特最终也被他引进了一些民权运动，这些运动已经使得美国在当时动荡起来。她当时特别有兴趣的是帮助黑人的一个学生非暴力平权组织，她对他们充满同情。皮尔森还把她介绍进了华盛顿的上层圈子。她不断地参加他周围的社交活动，在那里她认识了不少国会议员，甚至于副总统。她不仅为皮尔森的私人文件打字，也为他的日记打字，她很快就成了这个近70岁的专栏作家的女朋友。她当时被他的权威所吸引，也对自己的角色感到很得意。两年以后，她跟着皮尔森去参加了64年的民主党大会，遇到许多处于同一“运动”中的黑人，才发现他们自己的奢华社会和民权运动中的黑人根本风马牛不相关，她第一次开始认真审视自己和自己在生活中究竟干了些什么。最后，她决定离开，自愿去了密西西比。1966年，她又回到华盛顿，只是这次她再也没有去找皮尔森，而是另外找了个工作。就在那里，她遇到了阿兰·麦克苏利。他是在华盛顿郊区长大的，也是在很年轻的时候就结婚并且离了婚。他对政治一直很有兴趣，他们两人有不少共同语言，很快恋爱了。
此后，他们觉得他们工作中遇到的计划，都是安排白人帮助贫穷的黑人，实际上完全可以安排一些黑人去帮助他们，同时，也安排白人去帮助一些贫穷的白人。所以，他们开始离开上层的城市工作，转向阿巴拉其山脉。阿兰在那里找到一个“自愿者组织”里的职位，专门训练帮助山区穷人的义务社会工作者。这个组织准备在肯塔基州的派克郡设立一个新的办公室，就把他给派去了。
派克郡是肯塔基州最大的一个郡，几乎和罗得岛的面积相等，但是，当时它的人口只有八千。约有一半多一点的人住在它唯一的小城里，其余都散在阿巴拉其的深山老林里。许多人都应该需要帮助，因为尽管这里矿产丰富，但是在60年代末期，仍然有四分之一的成年人没有文化，半数的家庭还属于穷人之列。可是，你觉着他们需要外界的帮助是一回事，而他们自己有没有这种愿望又是另一回事。这些家庭在这里生活了几乎两个世纪了，很少有人出远门，他们几乎可以一直这样在自己的封闭社会里待下去，他们对于外界的一切都深深地感到疑虑和恐惧。
当阿兰和玛格丽特在67年4月1日搬到这里的时候，他们从一个叫杰姆斯·康普顿的当地人那里租了一幢房子。他们很快就结婚了。玛格丽特在南方联合教育基金会里找到一个工作，这是1938年就成立的一个民权组织，在那里她研究当地的煤矿工业对山区生活的影响。在此期间，他们曾经到著名的音乐城纳许维尔和一些大学去参加民权运动的会议，那里有激进的提倡“黑权”的黑人领袖的讲话，此后，有些大学还发生了骚乱。他们为此很长时间中断了工作。他回来以后不仅教他的学生如何组织农业工人，还对他们大发激进言论，谈论有关彻底的政治和社会改革。也不知是因为他过于激进，还是他的长期离职，不到一个月，阿兰就被“自愿者组织”解雇了。
接下来，阿兰就帮助玛格丽特的工作。但是这里始终存在这样一个问题，对于那些搞民权运动的人认为一定要给予当地人的“帮助”，那些没有受过太多教育的贫穷的人们，是否真的对此感兴趣呢？今天在美国以外的地方，都似乎觉得这是一个历来“超现代”的国家，其实并不是如此。我前面说过，美国南方和北方的面貌有很大的区别，既使在今天，你都可以找到一些非常保守的南方小城镇，更不用说三十年以前了。那些“新潮”和“前卫”的民权运动者们，他们的言行和这些他们想要帮助的人格格不入，前者往往只注意到了自己“助人为乐”的一番好意，而根本没有想过，他们所代表的文化，是多么难以被对方的文化所接受，甚至在一定的情况下，会引起对方多大的反感和憎恶。对于后者来说，他们只是跑来毁坏这里传统的道德，信念，以及安宁生活的家伙。
玛格丽特几乎已经感到绝望了，她认为这是一场和贫穷的战斗，但是刚刚在这个地方碰到一点皮毛，已经眼看着要败下阵来。她在南方长大，因此比阿兰更清楚他们和当地人有着多大的隔阂。后来她说：“我知道那些人不要我们在那里，也根本不想听我们在说什么。我甚至都担心过，就算阿兰没那么激进，他们都想在山里杀了我们。”当地人则对于他们为那里的宁静生活有可能带来的破坏，越来越害怕，他们建议房东把他们赶走。房东于是找了一个借口，要求他们搬家。他们在搬走之前，坚持要房东康普顿去看一下那幢房子，以便确认他们承租期间没有什么损坏。正是这一看，看出了一场大风波。
房子几乎已经搬空了，只剩下一些和他们的工作有关的东西，其中有不少左倾激进的书籍，小册子，照片，胶片盘，大量的信件，等等。这些东西和这种工作气氛，都是住在山里头的康普顿从来没有看到过的，可以说是把他吓了一跳。他打电话告诉了他的朋友，这个朋友是当地老百姓自己选的四年一期的“地方治安警察”。他在电话里说，这儿有个共产党的老窝，你们真该去查一查。
八月初，康普顿的“警察”朋友就叫他去地方法院开会。这位“治安警察”同时还打电话通知了两名地方检查官和联邦调查局地方机构的一名官员。这种会议通常是讨论和解决地方上的一些日常问题的。后来主持会议的是其中一个叫托马斯·雷特力夫的检查官。他在会议上提出要对麦克苏利夫妇“采取行动”。他要求联邦调查局地方机构的官员帮忙，但是被拒绝了，联邦调查局的官员知道这种行动没有法律依据。于是检查官只好自己找出肯塔基州的法律，设法寻找法律依据。结果，他们找出了半个世纪以前，在一次大战刚刚打完时，该州通过的一个修订法，里面有一条“颠覆罪”，定罪的话可以判21年徒刑以及一万美元罚款。这个修订法从20年代通过后，就再也没有人想到过要去改动它。就根据这样一个1920年通过的法，他们开出了对阿兰的逮捕状和对他们家的搜查状。搜查范围写的是：“颠覆材料，或印刷机，或其它印刷和传布颠覆材料的机器。”
此刻，麦克苏利夫妇刚刚搬了家，满屋子都是没打开的箱子和纸盒，书和纸满地都是，还有他们与工作有关的书信。他们还习惯保存他们来往信件和各种文字材料，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