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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美国，反核的情绪越来越强烈，持有这一类观点的人非常多。尤其是在新一代的美国年轻人中间，你很难找到一个为自己国家所拥有的最先进核武器和核威力感到自豪的。
瓦德·莫蓝在读大学的时候选修过不少物理方面的课程，但是他放弃了当物理学家的念头。他参加空军，开着运输机飞行在美越之间。在此期间，他有机会看到了氢弹，它只不过六到八英尺长，一英尺半的直径，这么小的摸样，却有一千倍于广岛原子弹的威力，这个概念使他深感可怕。他想：这玩意儿可是很容易被误用滥用的。他又想起了自己小时候对氢弹的兴趣。他不仅要知道这国家干吗要造这玩意儿，还想知道是怎么造出来的。知其然，必须知其所以然，这是他的思维习惯。所以，当他参加反核活动的同时，他很自然地把精力都投入了研究核技术之中。
他和“进步”杂志一拍即合是很自然的，他们都质疑政府对核技术保密的合理合法性。他们认为保密的目的，只是为了把美国人民排除在对核武器的讨论之外。所以，他揭开核秘密的行程就这样开始了。从他探索的整个过程来看，一方面，当然，他是个很聪明的家伙；另一方面，我们也看到，美国对于这方面的工厂，设施等等的保密，实际上是漏洞非常多的。不管怎么说，他越来越接近了关键的概念。最终，据他所说，他发现这早已不是什么秘密。任何一个人，只要具备基本的物理知识，再加上时间和坚持，都可以找到氢弹的秘密。
瓦德·莫蓝坚持说，他所有的材料来自公开发表的资料，以及他和一些原子能工作者的谈话，他只是自己动脑筋把所有的材料拼凑起来，破了这个迷。他还认为，他所介绍的氢弹制造原理根本不会带来什么威胁：“这距离画出一张氢弹蓝图来还有很远呢。”再说，大多数国家不论财力或技术力量，都还不到造氢弹的水平。最后，他还解释，他所介绍的东西早已散见在各种公开读物上，他所做的事，只不过是把它们拼凑在一起。
在文章发表之前，一个警惕的教授把它送到了美国能源部。当时能源部负责防御计划的付部长是塞威尔，核武器保密就归他管。这是他第一次从“外面”拿到这样的氢弹资料。他拿给有关当局的最高层领导看了之后，他们一致认为，不仅文章中的一些资料是应该保密的，那份杂志的发行也是有害的。他们把这事儿转到了司法部，要求他们把“进步”给停了。
司法部一听就头皮发麻了，他们当然知道，这种事在美国可是麻烦大了：在宪法第一修正案之下，政府怎么能就说“停”就“停了”一份新闻刊物呢？我前面就说过了，这个国家，除了宪法，谁说了也不算。更何况，你一定也记得，为了纽约时报要发表美国五角大楼的越南战争秘密文件，前几年刚打过一场官司。由于输了这场官司，一些政府官员至今还觉得灰头土脸，十分窝囊。
对于新闻制度，寻找以前的案例的话，你可以找到一些对已经发表的不当新闻的惩罚规则。但是，对于美国人来讲，宪法第一修正案对新闻制度最根本的一点，就是预先不能限制。可是，如今是事关比原子弹还要命的氢弹，是一个谁也没有遇到过的新问题。司法部长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压力，只有硬着头皮上。这个案件已经把美国的言论自由问题推向了核时代。一开始，“进步”杂志的编辑就知道情况不妙，政府已经全力以赴，一个小小杂志，力量对比相差太悬殊了。
1979年3月2日，美国能源部副部长塞威尔领着能源部和司法部的官员，来到了“进步”杂志社。编辑坚持说，文章的来源是公开的读物。他们要知道，这篇文章到底哪部分应该保密？塞威尔说，回答你这个问题的答案都是保密的。但是能源部提出可以帮他们重写，然后再让他们发表。考虑了几天之后，他们通过律师回答，他们不打算修改，他们有宪法第一修正案所保护的权利，有权按原样发表。
三百年前，这里的新闻预检制已经被废除了。宪法第一修正案起草出来之后，有过关于新闻自由和侵犯隐私权之间的争论，但是，有关禁止预检却很少有人提出过疑议，所以这类的官司也很少，最高法院判决的第一个此类重要案子是在1931年的“尼尔案件”，最高法院在该案中指出：“（新闻自由）的主要意图就是防止对出版物的预先限制。”也就是说，即使是对于滥用新闻出版自由的人，也只能在事后，即出版之后适当惩罚，而不能预先阻止他出版。在1964年的沙利文案中，最高法院又作出了深刻承诺：“公众辩论的发行应该是无禁区的，坚定蓬勃的，以及完全开放的。”有关新闻和国家安全，美国的开国者之一，托马斯·杰弗逊认为：“最终的安全是在新闻自由之中。”我想，他的意思是说，当一切都是公开的，一切都在全民的监督之下，就不再有阴谋，就可以最大限度地减少腐败，可能发生的错误决策将会尽早地被纠正，这样的国家，它的安全才是有保证的。这样的观点，在美国很早就被大家所接受。但是，杰弗逊的时代还没有氢弹。
因此，“进步”杂志案作为一个前所未有的“核时代案件”，它不仅是在向第一修正案的基本信念挑战，而且，还提出了这样的问题：新闻界在决定公众辩论所采取的形式时，是否也是“无禁区”的。
“进步”的编辑克诺尔对这样的问题是一个持绝对肯定观点的人。有人问他，如果有个喝醉了的海军官员，把他第二天要出发攻打黎巴嫩的保密消息讲给你听了，你也发表吗？他回答说，政府如果不向国会宣布就打算去参与战争，我当然要发表。另一个问题，如果你知道一个美国在国外的情报人员的名字，你也发表吗？他说，那得看他在干什么了，如果这家伙以美国的名义，用着纳税人的钱，却在人家那里挖民主的墙脚，我当然要让每一个人都知道。那么，如果这将危及他的生命呢？克诺尔回答说，这是他的工作，情报人员当然有被人家杀了的思想准备，这就和工伤的性质是一样的。
问题的关键不在于某一个编辑想发什么和不想什么消息，也不在于应该和不应该发什么消息，关键在于，他认为发表的决定权应该在他的手里，而不是在美国政府手里。美国最高法院的多数大法官，一直不同意这种绝对主义的观点，主要的疑点就是国家安全。但是，他们似乎也只是提出这个两难问题，并没有能够解决。
正因为新闻自由的主要原则在美国深入人心，所以，我提到过，政府和新闻界之间的官司很少。从前面提到的1931年“尼尔案件”到这个“进步”杂志案之间，美国政府与新闻界只打过四场官司。美国政府也在尽量避免这种事情，但是，一旦出现这样的罕见情况，也就是说，到了美国政府迫不得已非要去惹这个麻烦不可的时候，案子总是十分急迫，法律程序的通过也比一般情况要快得多，也就常常会留下一大堆值得争议的问题。
我们前面已经提到过“五角大楼”案件，这是由于“纽约时报”和“华盛顿邮报”要公布一批有关美国卷入越战的五角大楼秘密文件而发生的。在这个案件中，短短的几星期里，各级法院就产生了种种不同意见。一个首席法官甚至由于进程过快而拒绝对案件引起的一些问题作出判断。最后，法院是以6票比3票的结果，反对美国政府限制这两家报纸发表这些秘密文件。这是对这个具体案件的判决，并不能解决所有的有关国家安全与新闻自由关系的问题。参照这个案件，也不能使“进步”杂志案的答案就更清楚。
在“五角大楼”案中，有两位最高法院的大法官提出，他们认为，在如下情况下，也许政府可以以国家安全为由，预先限制新闻发表，即政府必须证明“这种发表将无可避免地，直接地，立刻地导致危害，这种危害必须类似威胁已经发航的运输船的安全。”可是，谁又能说得上，对于热核武器该怎么定义“直接和立刻”的危害呢？说到底，以往的规则都无法解决核时代的案件。
另一方面，“进步”杂志则辩称，在科学的领域，哪怕是热核科学的领域，所谓国家安全与新闻自由的“两难问题”更为简单。他们认为，整个旧的安全概念在此领域都行不通。他们引用了爱因斯坦的一段话：“通过原子能的释放，我们这一代给这个世界带来了自人类历史发明火以来最具变革性的力量。这个宇宙的基本能量，已经不再适合可以被抛弃的狭窄民族主义的概念。因为，现在已经谈不上保密，也谈不上防卫了。这一切都已经无法控制，除非能够唤醒人类的良知和坚韧。”
“进步”杂志还找了一些权威的核科学家支持他们。不少专家并不同意他们发表文章的理由，他们觉得讨论核武器的伦理问题，并不一定要提供制造它的技术资料，甚至他们也看不上瓦德·莫蓝的科学知识，他们之所以支持杂志社，是因为觉得文章的内容已经算不上是秘密，发表并不会有什么害处。
但是，美国政府出动了国务院，能源部，防卫部和主要的核武器设计实验室的专家，他们宣布，如果该文章出版，“会有损美国的安全，会帮助外国发展热核武器，会增加热核战争的危险。”尽管美国政府上一次打输了“五角大楼”的官司。但是他们觉得，这一次可不是上一次，他们手里还有一个绝招——在1954年，美国国会曾经通过了一个“原子能条例”。这是处理非正常情况的非常规条例，是美国极少几个特别授权美国政府可以进行新闻预禁的法规之一。
该条例规定，美国政府可以起诉并要求法院禁止任何人揭示“限定资料”。“限定资料”包括核武器的设计，工厂，设备，或特殊核材料的生产……。但是，不包括已经解密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