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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历史之真相遂大白于天下，而袁世凯戴了近九十年的“卖国”帽子，是不是也可以摘下来了呢？
关于二十一条的大总统密谕1
（1915年5月14日）
立国今日，非自强无以图存；而强弱之分，悉由人事。日本前在闭关时代，其学术政治与中国无殊；自明治维新以来，上下一心，步武西法，乘时而动，发愤为雄。四十余年所惨淡经营者，无非求达其东亚大帝国之政略。当合并朝鲜之时，现在首相大隈重信已自命为将来中国之统监2。盖其兼营并进之图，远交近攻之策，处心积虑，殆非一朝。究其致强之由，则以国民教育为根本，而明耻教战即寓于教育之中。故人人以当兵为义务，以战死为殊荣。就其近年军事言之，征发陆军，可达百万，海军战舰，已逾六十万吨。席其方张之势，日思拓地殖民。彼为刀俎，我为鱼肉，实逼处此，岌岌可危，厝火积薪，早成险象。前清末造，政失其纲，泄沓成风，人无远虑。加以亲贵用事，贿赂公行，各私其家，何知为国？迨至武昌事起，举朝失措，列强响应，瓦解土崩。日本浪人，利用此机，秘计阴谋，无所不至。我人民之生命财产，间接直接而受损失者，不可胜计。苍赤3何辜，言之流涕。幸而天佑中国，祸乱削平，予得以衰病余生，底定全局，殊出强邻预料之外。回忆当日，万险环生，至今心悸。国事粗定，欧战发生，关系于均势者甚大。日本利欧洲列强之相持，乘中国新邦之初建，不顾公法，破坏我山东之中立。军队所至，四境骚然；官吏见侮之横，居民被祸之惨，笔不能罄，耳不忍闻。我国受兹痛苦，方以退兵为抗议，彼不之省，又提出酷烈要求之条款。其中最为难堪者，曰切实保全中国领土，曰各项要政聘用日人为有力顾问，曰必要地方合办警察，曰军械定数向日本采买，并合办（军）械厂，用其工料。此四者，直以亡韩4视我。如允其一，国即不国，牛马奴隶，万劫不复。予见此四条，曾向在京文武重要各员，誓以予一息尚存，决不承诺；即不幸交涉决裂，予但有一枪一弹，亦断无听从之理。具此决心，饬外交部人员坚持磋商。此外凡损失权利较重者，均须逐字斟酌，竭力挽回。乃（于是）日人利用我国乱党，各处滋扰，而又散布谣言，鼓惑各国，分遣大枝陆军，直趋奉天之沈阳、山东之济南，海军亦时在渤海出没游弋。因之举国恐惶，全球震动，不知其用意之所在。予以保全国家为责任，对外则力持定见，始终不移；对内则抚辑人民，勿令自扰。将及四月，持之益坚。彼遂以最后通牒迫我承认，然卒将最烈四端，或全行消灭，或脱离此案；其他较重之损失，亦因再三讨论得以减免，而统计已经损失权利颇多。疾首痛心，愤惭交集。往者已矣，来日方长。日本既有极大政略，谋定已久，此后但有进行，断无中止。兼弱攻昧，古有明训。我岂可以弱昧自居，甘为亡韩之续？处此竞争世界，公理强权，势相对待。人有强权之可恃，我无公理之可言。长此终古，何以为国？经此次交涉解决之后，凡百职司，痛定思痛，应如何刿5心神，力图振作？！倘仍复悠忽6，事过辄忘，恐大祸转瞬即至，天幸莫可屡邀，神州陆沉，不知死所。予老矣，救国舍身，天哀其志，或者稍缓须臾，不致亲见灭亡。顾此林林7之众，齿少于予者8，决不能免，而子孙更无论矣。予为此奇痛之言者，万不愿予言之竟中，诚以存亡呼吸，断非予一手足之力所可旋转。持危扶颠，端资群策。我国官吏，积习太深，不肖者竟敢假公济私，庸谨者亦多玩物丧志；敌国外患，漠不动心；文恬武嬉，几成风气；因循敷衍，病在不仁。发墨针肓9，期有起色。所望凡百职司，日以亡国灭种四字悬诸心目，激发天良，屏除私见，各尽职守，协力程10功。同官为僚，交相勖勉，苟利于国，死生以之。其有亲民之责者，尤当随时设法劝导人民，使蚩蚩者氓11，咸晓然于各国之大势，国民之义务。但能治人者事事以循名责实为归，受治者人人以视国如家为志，能由此道，则中国可强。我人民及身与子孙可免亡国之痛。此则予所独居深念寝馈不忘者。但坚忍始可图成，虚骄足以害事，京外各官，当规劝僚属，申儆人民，忍辱负重，求其在己。切勿妄逞意气，空言谩骂，非徒无益，反自招损。务各善体此意，努力为之。今之言革命者，动称排满。试思满洲以一二百万人入主中国，国祚尚近三百年，我汉族以四万万人，如不能久主其国，人必视我汉族为天生受（奴）役之性质，无人类自立之资格，讵非奇辱？我汉族皆神明之胄裔，诘以斯言，能甘心忍受否？其亡其亡，系于苞桑12，惟知亡庶可不亡。凡百职司，其密志之。此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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送“高帽”的学问三（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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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近代史上，袁世凯一生中最为人所诟病的主要是三件事：一是戊戌政变时，袁告发了康梁等的密谋，出卖了维新同志；一是帝制自为；一是为了换取日本对帝制的支持，出卖国家权益，接受了“二十一条”。前两者是事实，后者则不免令笔者怀疑。按照常理，没有哪一个人会甘愿把属于自己的东西白白地送给他人，也没有一个主权国家的领袖或元首会冒着千古骂名，甘心出卖国家的权益。况且，拆袁氏称帝的台，最厉害的当属日本人。
值得一提的是，日本在辛亥以后一直是鼓吹中国实行君主立宪制度最力的国家，袁如果真的与之作了交易，为何日本在它所希望的事情发生时，反而不合作了呢？而没有日本的支持，袁氏也照样称帝不误，似乎并没有在乎日本人的态度，那么他又有何必要“卖国”呢？凡此种种，不免使笔者想深入研究一下这段历史。
日本为何会提出“二十一条”？它与当时的政治情势和国际背景有何关系？这就要从日俄战争结束后，双方的重新勾结说起了。如前所述，日本作为后起的帝国主义国家，从地缘政治出发，早就把中国东北看作其“利益线”。为此，在沙俄拒绝退出东北时，日本甚至不惜出头同它打了一仗，付出了重大的代价和牺牲，所以它根本不满足于仅仅是接收沙俄在南满的权益。但它需要时间消化战果，恢复元气，也没有力量与主张东北门户开放的美国搞新的对抗，故尔在相当长的时间内，日本在东北地区保持低调。除去提出所谓“东北六案”作为未来攫取更多权益的借口外，日本把主要力量放在了消化战争中攫得的果实——朝鲜上。同时，为了抵制美国开放东北的要求，独占满蒙的权益，日本与俄国，这对昔日的冤家对头，竟然携起手来，相继签订了四次密约，就瓜分满蒙乃至中国权益问题作了全面、长远的交易。所以说，“二十一条”的提出，在日本是处心积虑，早有打算的。
1907年7月30日，日俄订立第一次密约，“互相尊重彼此在中国之权利，划分南北满界限；俄承认日本在朝鲜之地位，日承认俄在外蒙之利益13。”当时国际国内的背景是：中国为防日俄瓜分，在东北建省，移民实边，兴办实业，并力图实行开放政策，大力引入美英资本以遏制日俄。美国陆军部长塔夫脱访华，中美接近，而罗斯福总统积极回应了德皇威廉二世关于德美中三国结盟，抗衡日俄的建议。
1910年7月4日，日俄订立了第二次密约，“维持满洲现状，并相互协助，以增进彼此在满洲的利益（目的在对付美国）14。”当时的国内国际背景是：中国各省咨议局和立宪派人士纷纷赴京请愿，要求立刻召开国会，立宪运动进入高潮；美国提议满洲铁路中立，并准备投资与中国合建锦瑷（锦州—瑷珲）铁路；遭到日本和俄国的拒绝；日本于本年8月29日“合并”了朝鲜。日俄双方有了默契之后，即各自着手实行其计划。日本起初以全力吞食消化朝鲜，在南满则保持低调，但极力阻止中国引进美英资本、开放东三省的计划。俄国则将注意力集中于外蒙和新疆，1911年的武昌起义使清廷无遑外顾，被俄国看成实施其计划的极好机会。起义爆发十几天后（10月23日），俄国总理大臣科科弗采夫在同日本驻俄大使的谈话中提醒说：“根据1907年及1910年（日俄）两次秘密协约，日俄两国关于分割满洲和蒙古的问题已经预有设想。只要时机一到，两国即可根据1907年协约中规定的分界线分割满洲，并进一步商谈如何分割蒙古的问题15。”
为此，俄、日又在1912年7月8日第三次订立密约，瓜分东蒙（即内蒙呼和浩特以东）和西蒙（即内蒙西部及甘肃和新疆北部的蒙古族居住区），以东经116。27度为东西蒙分界线，东蒙归日本，西蒙归俄国16。在俄国看来，中国内部的革命或动乱，是混水摸鱼的好机会。“兼弱攻昧，取乱侮亡”，对中国人来说，是一再应验了的古训。国家为什么需要稳定，为什么对内乱要予以无情的镇压，就是因为周围有无数双虎视眈眈的眼睛在盯着你，你的内乱，就是强邻的机会。因此，辛亥革命固然有积极的意义，但负面的作用也不可否认，它为沙俄提供了一个下手分裂中国的机会。
1916年7月3日，袁世凯死后不久，俄、日又在彼得堡第四次订立密约。密约“承认双方重要利益须要在中国不落在任何第三国之政治势力之下”，如遇第三国危及两国任何一方在华“重要利益”而导致战争时，一方一经请求，缔约国即须援助，“且两缔约国在未得彼此同意之先，不得单独媾和17。”此项密约，将双方所谓“重要利益”的范围由满蒙延伸至中国全境，甚至结为盟国，不惜一战，其吞噬中国领土的野心，可见一斑。但一年后俄国爆发革命，此约遂不了了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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送“高帽”的学问三（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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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过头来看这段痛史。先是，日俄1907年订立了瓜分满蒙的秘密协议后，为了抵制日俄的阴谋，清廷先后作出了联美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