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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洋大办实业如此成功，既要归功于周学熙等人的努力，也离不开袁世凯对他们的信任和放手使用。所以领导人光知道人才重要不行，光爱惜人才也不行，更重要的在于知道如何放手使用，使人才得以施展其所长。袁世凯在这方面无疑是高手，他之任用严修、周学熙就是明证。
北洋新政的第三个突出方面在于军制的改革上面。即改传统的募兵制为现代的征兵制，并将军制统一，把直隶杂乱的兵制统一为北洋常备军。在袁世凯的改革之前，清廷一直实行募兵制，在这种军制下，当兵并非社会义务，而是为了“吃粮”，成为社会无业人员和无法依靠土地谋生的农民的一种谋生手段，其军事素质和战斗能力可想而知。北洋新政期间担任袁世凯军事顾问的日本军官坂西利八郎曾在中国呆了二十五年，讲一口流利的中文，是个中国通，他对晚清民初的中国士兵是这样评述的：
中国士兵的军饷普通是一个月六元钱，其中扣除伙食后也就仅能拿到一元或不到一元钱。有时还到不了这个数。作战时说是给增加军饷，但不仅增加不了，甚至连原来的饷也发不了。这样，当兵的慢慢也就学乖了。中国当兵的把军饷叫作“卖命钱”，士兵们经常是互相谈论着，“喂！你今天领到多少卖命钱？”“我们只拿到两毛钱！”到了战场上乒乓地放上两枪，“够上两毛钱啦！”大家就开始往回跑。这种情况到处都有。……战争对士兵来说一无所得，为这个战死太不值得，要是能得到五毛钱或一块钱才好。但轻易捞不到一块钱，也就是三五毛钱，那就只好给多少钱打多少钱的仗。38
坂西的话固然带有帝国主义分子的偏见，但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中国旧式军队的弊端：素质差、军饷低、战斗力低下。晚清军队在洋务运动过程中逐渐配备了洋枪洋炮，装备上并不差，但从甲午和庚子对列强的作战中，数量几倍于敌的中国军队往往一触即溃，再明显不过地说明了这一点。
庚子事变后，京畿成型的军队只剩下袁世凯的武卫右军一支，防务空虚，亟须重整军备，对此袁世凯责无旁贷，而清廷也对他寄予厚望。朝廷整军的最初目的是统一军制，“俾各省均归一律”，但袁世凯提出了更为重要的变革军制的建议，即学习列强，将募兵制改为征兵制，现役军队统一为常备军，并建立预备役制度（即续备军制和后备军制）。即“不由招募，计丁抽练，入伍当差，是为常备兵；在营三年，遣回作为续备兵，又四年作为后备兵，又五年出伍为平民，不予征调。”为此，他奏请在直隶设立军政司，以统筹军制改革事宜。军政司督办袁氏自兼，下设三处：兵备处（掌管后勤军备）、参谋处、教练处（负责编练新军），分别由其小站班底中的刘永庆（后为王士珍）、段祺瑞、冯国璋任总办。为解决练兵扩军当中军官不足的问题，袁世凯还奏请设立了北洋行营将弁学堂，以雷震春为总办。1902年正月，袁世凯分派王英楷、王士珍等前往直隶各州县，会同地方官精选壮丁六千人“分领训练，兵必合格，人必土著，按名注册，由地方官备案，以便稽考”，称之为“新练军”。此后，袁所部改称“北洋常备军”，编制为军、镇（师）、协（旅）、标（团）、营、队（连）、排、棚（班），基本上与国际上通行的军事编制相一致。常备兵服役三年后，转入预备役，成为续备兵，再三年，退为后备兵，续备兵和后备兵均为预备役人员，“平时各就其业，冬季调集操练一个月”，操练期间支付全额军饷。“续备、后备（之兵）无常饷，调操、出征给予薪粮、军械、子弹、衣履、战具，每兵必预先储备一份。……一有征发，立时齐集。平时抽练，可省饷2/3；战时征调，可骤增两倍之力。”“六七年后，续备、后备均已有人，则以五千人之饷，可养两万候调之兵。永无仓促招募、乌合成军之弊，于军政良有裨益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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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交“双簧”七（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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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备军每军二镇，每镇二协，每协二标，每标三营，每营四队，另加辅助部队骑兵二标、炮兵二标、工程兵、辎重兵各二标，总兵力达到一万九千余人。袁世凯并上奏朝廷，“俟饷项稍为宽裕，再添练两镇四协”；到了1904年时，北洋常备军的兵力增加到了二万五千人。
袁世凯扩练新军采用的是双管齐下的方针，即在扩军的同时，大办各类军校，以培养、储备将才，为更大规模的扩军作准备。1902年6月，首先在保定（天津没有收回时，直隶总督衙门设在保定）开办“行营将弁学堂”，抽调直隶淮练各军营哨级官弁为学员，同时也代为培训山东、山西、河南等省选送来的学员；每期八个月，总共办了三期，毕业学员五百四十五人。此外还办有短训班性质的北洋师范武备学堂、参谋学堂、测绘学堂，1903年秋全部并入北洋速成武备学堂。这是袁世凯制订的系统培养军事人才计划的产物（即建立由武备小学堂、中学堂、大学堂总计十二年的连续教育体制，系统培养将才），在条件尚不具备时，先“兴办小学，以为造端之基，并拟别设速成学堂一座，以为救时之用40。”学堂督办先为冯国璋，后为段祺瑞，截至1909年并入保定军官学堂时，速成学堂已培养出了二千多名军官，大都在北洋各镇担任军职，其中很多人后来成为北洋集团的高级将领，如王承斌、杨文恺、齐燮元、刘汝贤、孙岳、王为蔚、张砚田、李景林、张国威、张钫、李如璋、陈嘉谟、齐振林、陈光逵、李济臣、马湘、郑俊彦、张国溶、阎治堂、唐之道、魏益三等；蒋介石和张群也是由这里的留学生预备班选送到日本士官学校的。1903年11月，又开办了两所陆军小学堂，学制三年，每期招生一百名。1904年2月，又设立军医、马医、军械、经理等四所专门学堂，学制3—5年不等。1905年2月，又从北洋速成学堂中考取一百名学员，加习师范课程，毕业后派往华北、东北和西北各省陆军小学堂，充当师资。同年9月，又开办宪兵学堂，学制1年，次年毕业的学员，组编成为中国最早的宪兵队。
对于在职军官，袁世凯在天津设立了北洋讲武堂，所有带兵军官均须到此学习进修，三个月一期，每期学员一百八十名，共培训了七百四十名在职军官。1906年6月，袁又奏办了保定军官学堂（即预计开办的武备大学堂），分为速成、深造两科，速成科一年半毕业，深造科三年毕业，学员由各镇军官或武备学堂学生中考选，督办为段祺瑞。这些学堂大部分集中在保定，当时的保定成为全国最大的陆军训练中心。1903年4月，慈禧太后曾亲自到保定视察，袁世凯率领各校全体学生一千多人于道旁跪拜迎接。平时，袁世凯则派冯国璋、段祺瑞常川驻在保定，“督理北洋武备各学堂事宜”。
如果说袁世凯有拥兵坐大，成为势倾朝野的权臣的野心的话，那也是在北洋时期萌芽的。他在北洋有了相当的权势和财力，得以广泛网罗各方面的人才加入其新政事业。除去原有的小站班底外，他还聘用了日本顾问，并将李鸿章原来的幕府人员全部接收为己所用。这时候有个叫杨士骧的人对他产生了重要影响。杨士骧（1860—1909），字莲府，安徽泗县人，进士出身。是李鸿章晚年的亲信幕僚。庚子和议期间随同李氏办事，颇为得力，由李保荐为直隶通永道，次年擢升为直隶按察使。杨士骧为人“敏活机警，善揣摩人意41。”袁世凯接替李鸿章出长直隶后，杨向袁献策说：
曾文正（即曾国藩，文正是其谥号）首创湘军，其后能发扬光大者有两人，一为左湘阴（即左宗棠，湘阴为其籍贯，为尊称），一为李合肥（即李鸿章，合肥为其籍贯，为尊称）。湘阴好说大话而不务实，所以新疆回部平定后，迁徙调革，就不再能掌握兵权，致使纵横十八省的湘军，几乎成为祭祀上的摆设（告朔饩羊），仅仅剩下了一个名词了。合肥较能掌握淮军，连年频发事故，于是尚能维持因应于一时。如今公继之而起，如果能够尽竭全力，扩练新军，以掌握新军到底，则朝局的重心，隐隐（望北洋）如泰山北斗（“望岱”）了。他时（业绩）应与曾、李争一日之短长，南皮（即张之洞，南皮为其籍贯，是尊称）算得了什么呢！42
袁世凯自小就立有当大官，做大事的大志，杨士骧这番话正好搔到了他的痒处，于是视杨为知己，对杨“深依赖之”。他常对人说：“天下多不通之翰林，翰林真能通者，我眼中只有三个半人，张幼樵（即张佩纶，幼樵为其字）、徐菊人（即徐世昌，菊人为其字）、杨莲府算三个全人，张季直（即张謇，季直为其字）只能算是半个而已43。”此后，袁对杨器重之外，还极力保荐，在袁的提携下，杨短短几年之中，升迁迅速，由按察使而布政使而山东巡抚，直到1907年继袁世凯为直隶总督。从袁杨关系上，我们可以看出袁世凯用人的另一过人之处，即他并不在乎他人与自己关系的深浅远近，只要有能力，有真才实学，与之声气相通，则奖掖提携不余遗力，把官职权位看得如同金钱一样无足轻重，不过是用以笼络人才的工具而已。这真正是做大事业人所应具备的素质，看一个上司是否有为，值不值得部下跟从，只要观察他是否吝钱吝官，任人惟亲就可以了。凡吝惜名器金钱，好搞小圈子的领导者，绝无把事业做大的可能，原因即在于其本身器局窄小，心地偏狭，用人自然就难于惟能是举，五湖四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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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交“双簧”七（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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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世凯深解杨士骧话中的三昧，决心借练兵扩军这个大题目保住并扩充军权，确立自己的实力地位。但练兵扩军离不开钱，除去清廷下拨的专用经费外，袁还多方罗掘。通过大办实业，增加税赋，发行公债以充实地方财政外，据说袁世凯还得到了两笔意外之财。一笔出自李鸿章。19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