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廷照会的前一天(6月5日),日本即以护送日使大鸟圭介返任为名,派遣海军陆战队400名随其赴朝了。
《孙子兵法》曰:兵者,诡道也。其实政治、外交又何尝不是诡道!日本谋占朝鲜,处心积虑已二十余年,计划、准备十分周密。东学党起事后,日参谋本部次长川上操六即授意日本浪人团体玄泽社,派内田良平等党徒赴朝鲜打入东学党内部,以同情起义者的姿态推波助澜,并企图将运动锋芒由“逐洋灭倭”引至以袁世凯为代表的清廷势力方面。袁对此有所觉察,而李鸿章犹认为“伊藤尚明大局,不致嗾使韩匪起事。来电似尚不知韩国有内匪也。……伊藤与我交好,并非虚伪64。”外交之诡道的表现是虚虚实实,真真假假,背后隐藏着的是尔虞我诈的利益争夺,办外交几十年的李鸿章怎会看不透?其实这里还有一段故事。李鸿章甲午兵败后失势,仅挂个总署大臣的名义略备顾问而已,居住在京城贤良寺,也是门庭冷落。闲下来常同在其幕中的曾国藩的孙女婿吴永聊天,曾话及曾国藩在办外交上对他的重要影响:
别人都晓得我前半部的功名事业是老师提挈的,似乎讲到洋务,老师还不如我内行。不知我办一辈子外交,没有闹出乱子,都是我老师一言指示之力。从前我老师从北洋调到南洋,我来接替北洋,当然要先去拜谒请教的。老师见面之后,不待开口,就先向我问话道:“少荃,你现在到了此地,是外交第一冲要的关键。我今国势消弱,外人正联手以谋我,小有错误,即贻误大局。你于洋人交涉,打配作何主意呢?”我答道:“门生只是为此,特来求教。”老师道:“你既来此,当然必有主意,且先说与我听。”我道:“门生也没打什么主意。我想,与洋人交涉,不管什么,我只同他打痞子腔(痞子腔盖皖中土语,即油腔滑调之意)。”老师乃以五指捋须,良久不语,慢慢才开口说:“呵,痞子腔,痞子腔,我不懂得如何打法,你试打与我听听?”我想不对,老师一定不以为然,急忙改口说:“门生信口胡说,错了,还求老师指教。”他又捋须不已,久久始以目视我曰:“依我看来,还是用一个诚字。诚能打动人,我想洋人亦同此人情。圣人说言忠信可行于蛮貊,这断不会有错的。我现在既没有实在力量,尽你如何虚强造作,他是看得明明白白,都是不中用的。不如老老实实,推诚相见,与他平情说理;虽不能占到便宜,也或不至过于吃亏。无论如何,我的信用身份,总是站得住的。脚踏实地,蹉跌亦不致于过远,想来比痞子腔总靠得住一点。”我碰了这钉子,受了这一番教训,脸上着实下不去。然回心细想,我老师的话实在有理,是颠扑不破的。我心中顿然有了把握,急忙应声回答说:“是,是,门生准定尊奉老师的训示办理。”后来办理交涉,不论英俄德法,我只捧着这个锦囊,用一个诚字,同他相对,果然没有差错,而且还有很大收效的时候。古人谓一言可以行之终身,真是有道理。要不是我老师的学问经济,如何能如此一语破的呢?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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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交“双簧”四(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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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在19世纪殖民主义大行其道的时候,同豺狼讲诚信可乎?曾、李均由进士而翰林,饱受儒家思想的熏陶,以诚信立身待人固然是君子所应为,但以此作为对待列强的法宝,未免迂阔。实际上李鸿章在外交上也并未完全遵循曾国藩的教诲,而是“与洋人交,略为参用痞子手段”;看他对待更为弱小的朝鲜的所为和对大行外交权术的袁世凯的倚重,就可知所谓“诚”字完全是迷惑列强的障眼法。但不知什么原因,李独对貌似谦恭,内藏诡诈的伊藤怀有好感。乙酉年天津谈判时,李落入伊藤的圈套而不自知,事后反而致函总署称赞伊藤是个人才,颇有惺惺相惜的意思。君子可以欺其方,东学党的起义已如火如荼,诡谲如伊藤者能不知道?个人的私交再好,在国家利益冲突面前也要让步。李鸿章一误再误,事后仍不醒悟,遂又有中俄密约的产生,贻害无穷。当然中国外交失败的责任也不应全由李鸿章来负,国家外强中干,办外交的人腰杆子想硬也硬不起来,外交斗争归根结底也是国家实力的较量。相反,袁世凯的头脑要清醒得多,他那套纵横捭阖的权术在朝鲜的外交战场上一直没落下风,但真到了兵戎相见之际,没有强有力的军事为后盾,他亦陷入困境,难有作为了。
6月9日,大鸟率四百名日军抵达仁川,翌日到达汉城;同时,派赴朝鲜平乱的聂士成、叶志超部清军也相继抵达距汉城一百五十余里的牙山。此时,东学党被政府军打败,又迫于清军大兵压境,内部产生了分裂,全?准遂与政府军议和,并于6月12日率起义军退出全州。由于动乱趋于平息,袁世凯电告李鸿章暂缓增兵,并会晤大鸟圭介,据袁发给北洋的电报,双方会谈情况如下:
凯谓,韩国乱事已渐平,我国兵拟早撤,以免暑雨。如果听到日本派遣大兵,自然也将增兵前来。因相互防备,必生嫌隙。倘若在韩西方人伺隙播弄,或西方人也派兵来候收渔利,不但韩国危急,对中国日本亦必有损。中日和睦,亚洲大局可保。倘若互生嫌隙,徒然自害。我辈奉使,应统筹全局以利国家,岂可效武夫庆幸多事?我深知必无利,故尚未调一兵来汉(城)。大鸟回答说甚是,我正好有相同见解。我国政府把韩国匪徒看的太重,(所以)才从速派遣大兵,我年逾六旬,岂能愿意生事?……我们二人就此约定,我除八百(士兵)外尽力阻止增兵,你也发电阻止中国增兵,我二人在这里必可推诚商办。66
袁所贯彻的是清廷和李鸿章的意图:韩乱将平,双方可依《天津条约》同时撤军,相安无事。大鸟则完全是虚以委蛇。早在5月,日军即已秘密动员。6月1日(旧历四月二十八日),日本政府在得知朝鲜正式向清廷请援的当日,即召开了内阁会议,并请日军参谋总长等军方要人参加,决定以保护使馆和侨民为名出兵朝鲜。其行动策略是:在外交上“尽可能居于被动者地位,事事使中国成为主动者”,“极力避免和第三国发生纠葛”;在军事上“力争居主动地位,一切要先发制人,以便处处陷中国于不利地位67。”会后即着手组成指挥战争的大本营。朝鲜国内局势稳定后,日本也根本不打算撤军,而是训令大鸟按原定计划继续增兵朝鲜。大鸟之所以与袁订约,为的是在朝日军人数还不足以形成对清军的压倒性优势之前,麻痹中国,延缓清廷的增兵速度,占据先机。在此次约定之后,日本仍源源不断向朝增兵,到六月底,在朝日军已有陆军万人,兵舰七艘,集中在仁川、汉城一带,构筑工事,准备作战。
日军在朝鲜站稳脚步之后,即按其既定方针,向清廷提出共管朝鲜的三端建议:(1)日、中共同会剿东学党;(2)日、中共同改革朝鲜内政和税务;(3)日、中共同训练朝鲜军队。三端之外还有两个附加条件,即无论清廷同意与否,日本决不撤军;清廷不同意共同改革朝鲜内政,日本将独力进行68。李鸿章则指示驻日公使汪凤藻,“韩贼已平,我军不必进剿,日军更无会剿之理。乙酉伊藤与我订约,事定撤回。又,日韩条约承认韩国自主,尤其没有干预内政之权,均难于条约之外另商办法”,拒绝了日本的建议69。李鸿章试图以公法和条约制约日本,孰不知日本对此有利于己则用,不利于己则废;翻手为云,覆手为雨,把两国间的条约视同无物。李鸿章见中日交涉撤军已不可能,遂转而求助于列强调停,迫日撤军。此后一段时间内朝鲜的局面是:日本积极备战增兵,中国则无所作为,坐待各国调停。事态的发展竟好像完全是按照日本的行动策略进行的,即外交上中国积极,日本消极;军事上中国消极,日本积极。如果说中国在军事上本来还有机会的话70,随着时间的流逝,甲午之战的败局也就是不可避免的了。
甲午战争失败的原因错综复杂,但外交上的失误绝对是重大起因之一71。清廷昧于潮流与时局,顽固坚持“天朝——四夷”的过时观念,固步自封,失误不断。在朝鲜问题上,不明公法,放弃宗主国之责任于前,不知变通于后,最终陷入了自己没有准备且不情愿进行的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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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交“双簧”四(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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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日本在朝鲜的行动步骤来看,清廷以往的失误被抓住作为其侵略行动的外交掩护十分明显。日本在诱使清廷出兵后,立即以保护使馆商民的名义出兵朝鲜,而后要求共同会剿东学党,再后提出日中共同改革韩国内政,其借口均出于《天津条约》的有关规定;在遭到清廷拒绝后,遂依仗优势兵力,强力迫使朝鲜“改革内政”,实即建立亲日政府,再以此政府之名义否认朝鲜为清属国,并请求日本代为驱逐在朝清军,其根据则是自《江华条约》起,日本就从未承认过朝为中国的藩属,而这恰恰是当年(1875年)中日交涉时清廷放弃宗主国责任,让日本钻了空子所致。其颟顸可叹,其惨败亦势所必至,理有固然。
在清廷军事观望,寄希望于列强的外交调停之际,身在一线的袁世凯已觉察到苗头不对。面对源源不断开到汉城的日军,他感到中日之较量将由外交转为军事,而他赤手空拳,单凭口舌已难有作为,遂于6月18日(旧历五月十五日)致电驻军牙山的叶志超:
日人跳梁,意在防我,强行以大兵入我藩国首都,终将相机狡猾图谋。我方如一振作,日方必自衰落。只是派兵的来意,在保局息事,殊无可奈何。麾下不妨先散播进军汉城的声势而不必马上开进,看其如何转变态度?
袁的意图是要叶虚张声势,作出欲进兵汉城的样子,使自己对日交涉有所倚恃,无奈叶怕刺激日本,并不响应。李鸿章一再指示袁与日使大鸟交涉,要求日本停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