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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交“双簧”二（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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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释猜疑”。“如果殿下开诚布公，从衰靡中振作起来，乾纲独断，可疑者黜退之，可信者任用之，使人人各尽其所长，上下之间的猜疑，（就会）涣然冰释。”暗示国王应摆脱王妃控制，自理朝政。
（6）“节财用”。“宜先修明内政，开财富之源……等到国家财政充裕，然后一件件事有序地做下去，直到国家富强。如果不度量财赋的多少，而只追求外观的奢侈宏大，将使没有成效的糜费日益增多，财用枯竭而贫弱日趋严重。”讽劝国王改掉铺张浪费、浮华不实的习惯，办事量力而行。
（7）“慎听闻”。“听者必须先审其言能否贴近事理，继之察其言是否属实，只要有人欺骗隐瞒，则明令摈斥放逐到远方，以清理进言之路。”
（8）“明赏罚”。“赏罚严明则政令通行，人心也会翕然归服”，暗示国王疏远鱼允中、金允植，重用亲俄派为用人不当，赏罚不明。
（9）“亲中国”。“所谓亲密者，并非外表的虚文假套，（双方）必须以诚相待，两国一心，没有办不好的事情。况且有中国的声援，外侮不作，正可以励精图治，力谋富强，难道有什么不利于朝鲜的吗？”
（10）“审外交”。“应责成外署，认真周旋，外则尽到礼节，内则示以信用，方可以长久敦睦友好，各自相安。……如果事无巨细，必由诸大臣公议处理，则何至于有阴谋，何至于有隐祸，何至于有甲申之变？”意在告诫国王，外交事务应由外署专责办理，事情无论大小，交由相关部门和大臣们公议，然后再做决定，睦邻友好可以长久保持，阴谋隐患也无从产生。
在袁世凯，这些无疑都是针对朝鲜内政外交中现有的弊病而发，算得上是耳提面命，苦口婆心；在国王看来则是无孔不入，箝制、欺负人太甚。清廷传统的宗藩观念和体制与近代国际关系及民族主义潮流实在是方枘圆凿，格格不入，其实自甲申起，朝鲜与大清国就已是同床异梦了。
10月7日（旧历九月十日），袁世凯再以其所作的《朝鲜大局论》呈示朝鲜国王，内容是分析阐述朝鲜对清廷向背之利害关系。文章首先论述朝鲜国小民贫，非托庇强国不足以自存：朝鲜，“万国中最贫弱之国也”，“当此强邻逼处之时，（韩）人却致力于偷安，权衡比较起来，（朝鲜）不仅孱弱得徒有其形，不能自主，而且没有强国的庇荫，根本难以自存，这是自然的道理。”
其次论朝鲜不能依附东西方列强之原因：“英、法灭亡他人的国家，觊觎他人的土地，犹如引虎入室”；“德国兵虽强，美国虽富，然而不喜欢生事，不愿为他人帮忙，（依附于它们）自保有余，远大志向则未可与议”；“求俄国……那可真是开门揖盗，不知存亡的办法啊”；“求日本……这是更为糟糕的论调了”。
然后论述朝鲜依附中国的必然性：“朝鲜本来附属于中国，现今想要背离（中国）转而依附他人，就好像小孩子离开父母而求他人照顾一样”。袁世凯接下来列举朝鲜依附于中国的六点有利之处：
（1）“中韩水陆毗连，……朝发夕至，缓急能通，其势可恃。”
（2）“中国视天下为一家，待藩封如一体”，“有变乱立予削平，命将出师不索要兵费，不责成供给，……其德可恃。”
（3）“中国以大国爱护小国，仁至义尽。不把其国变为郡县，不在其土地上收租敛税，只期望唇齿相依，人民相安”，所以朝鲜可以“永保无疆，其心可恃”。
（4）“中国抚恤朝鲜已数百年，上上下下依恋（中国），臣民愿意从属（中国）。若率由旧章，诚心服事，则朝野相安，政令易行，其恩泽可恃。”
（5）“强邻环伺，其欲望虎视耽耽，如果看到中韩团结，就无隙可乘，……其威望可恃。”
（6）“中国信任而不疑心韩国，韩国恃中国得以巩固，内乱不作，外侮也没什么可怕。及时修明刑律政治，任用贤能，励精图治，富强会慢慢到来，……其机会可恃。”
然后，袁又指出背离中国的四点害处：
（1）“不思旧好而结新交，是亲近者暂被疏远，疏远则必生疑心。疏远者（指列强）韩欲亲近，亲近者（指中国）则会愈发猜忌，疑忌互生，祸乱转眼就会到来。”
（2）“背离中国求自主，势必引欧洲以为后援”，“欧洲疑忌成性，以吞噬他人为计，……得到机会而入，必会先夺朝鲜的兵权，而后占据其要害地区。”
（3）“中国贴近朝鲜，一时为他人所占有，必不甘心，水陆并进，捷足先登，弹指一顾之间，大兵压境。纵使欧洲有救援之师，而已经急迫得来不及等待，朝鲜就已灭亡。”
（4）“倘若一意背离中华，则君臣百姓上下交相疑惑，人心离叛，等不到中国兴师问罪，而内乱就已经爆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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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交“双簧”三（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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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的结论是，朝鲜欲求“至近、至大、至仁、至公之国以庇荫之，除了中国还能有谁呢31？！”
在强大压力下，国王李熙不得不以屈求伸，10月10日致信袁世凯，承认“有年少浅识之徒，虚诳放肆”，而袁的文章令他“不胜感佩，……怎敢不洗心革面，图维新政”云云。年底，李熙致函清朝礼部，就密函事件感谢“天朝宽恕”，持续数月的风波至此平息。
我们说甲申后，甲午前这十年间，清廷之朝鲜政策基本上就是李鸿章与袁世凯的政策，根据就在这里。在政治上，壬午以前，清廷对朝政策是放任不管；甲申以后则一变而为全面控制，看了袁的上述论说，也基本上可以知道其大概了。
下面来看外交方面的干涉与监控。联俄风波甫定，外交风波又起。翌年5月，朝鲜政府任命闵泳骏为驻日公使，朴定阳为驻美公使，沈相孚（后改为赵臣熙）为驻英、法、德、俄、义（大利）五国公使。作为试探，8月先派闵泳骏赴任，但迟至9月13日，始致书清廷告之此事，由此引发了持续数年之久的外交风波。
事件大致过程是：清廷认为朝鲜先斩后奏，擅派使节的做法，不合附属国外交事务要经请示批准的宗藩体制，9月23日谕令：“朝鲜派使西方国家，必须先行请示，等待批准后再前往，方合乎属邦体制”；李鸿章则致函朝鲜国王，嘱令该国外交，应遵行附属国的旧章。袁亦连续致函责问朝政府。朝方则虚以委蛇，一方面表示遵循旧章，一方面又声称互派使节乃建交时约定，“近日各国请之愈切”，故不得不派赴云云，同时仍为朴定阳出使美国作积极的准备。10月，迫于清廷压力，朝鲜不得不走走形式，咨请清廷礼部批准外派使节；清廷则只同意以属国体制派使，且只能派三等公使，不能使用“全权”字样。对此，朝鲜国王李熙11月初致函北洋，解释派任全权公使的初衷，是以“小国之上卿，位当大国下卿之意也。而且敝邦偏小，久已为各国所轻侮，如派使不足以壮观瞻，尤恐怕愈见轻侮，玷辱天朝，因而酌派全权公使，分别驻扎，虽然表达的是小邦敦睦之谊，也宣传了天朝怀柔远方之德。”并强调“全权公使”这一称号“已于派定之后，即下令外署通知照会各国使节先行报其政府，以备接待。如果此时忽然改派，深恐见疑于诸国，失信于天下，益开启各国轻侮之心，而加重强邻窥伺之意。”请求“仍准许派驻全权公使，……待报聘事情完毕，或调回，或以参赞等官员代理，以便节省经费”云云32。李鸿章请示清廷后回函同意朴定阳此次以“全权公使”身份赴美，但附加了“三端”，即三条外事纪律：
一、韩使初至各国，应先赴中国使馆报到，请由中国钦差携同赴外交部，以后就不再有什么要求。
二、遇有聚会公宴，酬酢交际，韩使应跟随于中国钦差之后。
三、一切交涉大事关系紧要者，韩使应先密商于中国钦差，核准请示。这全都是属邦份内应行的体制，与各国没有关系，各国不能过问。33
朝鲜打擦边球，而且赢得了第一个回合的胜利。国王一面表示“恪遵体制，恭谨行事”，一面会见袁世凯，“极力称赞准许派出全权公使，感激天朝恩德上宪教诲，殷勤款待，礼意有加。闵妃派其家族长幼诸闵，也殷勤致谢。凯则加意抚摩，酬酢而归34”。
孰不料这只是个障眼法，朝驻日公使、驻美公使赴任后均未首先拜会清廷驻日、美之公使，朴定阳更是单独谒见美国总统，呈递国书。李鸿章接到驻美公使张荫桓的报告后，责成袁世凯查问，朝方则答复如下：
此次派使西方国家，议准三端中，先拜谒华使并请携带前往（呈递国书）一端，太有失韩国国体，而且恐怕各国拒绝国书，不以平等相待，则贻羞非浅，所以朴公使因（维护）国体以至于违反原定章程。而出使五国的赵公使还在香港，如到了西方国家，也势难遵守，请婉言恳请北洋大臣俯准，删去第一端，以顾全韩国国体。
袁此时已看出韩国是故伎重施，但韩使已在海外，颇觉无可奈何，遂复电北洋：“伏查韩国谬妄狡黠，因此可知朴（定阳）违章，必有授意，现今受到查问时才提出此种请求。如果不允许，也必会悍然行事，反复筹思，难以理喻。”清廷恼羞成怒，断然拒绝：“三端既经议定，岂容轻易更张？著即电知该国王，恪遵前议办理35。”但生米已做成了熟饭，李、袁遂压朝政府撤回并惩处朴定阳，否则不再批准朝鲜外派使节。两国在外交上控制与反控制的斗争亦进入第三个阶段。朝鲜方面对清廷压力采取了如下应对措施：
一是推，即把责任推到列强和朴定阳身上。朝君臣认为“清廷素来畏惧洋人，我派遣使节结好洋人，清廷也必会畏惧我。北洋电报必是虚声恫吓，计划断无可虑，……从速派使结好西洋，清廷无可奈何36”。从这一判断出发，朝鲜一开始就把派使、违反“三端”等事说成是被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