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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清季中日韩关系史料》第1506、1537页。
46朝鲜新军分前、后、左、右四营。其中前、后两营由日人教练，左、右两营由清军教练。当时四营均已由开化派政府掌握。
47《清季中日韩关系史料》第1534页。
48沈祖宪、吴罜生：《容庵弟子记》卷一。
49《清季中日韩关系史料》第1527、1534页。
50沈祖宪、吴罜生：《容庵弟子记》卷一。
51同上。
52又据金玉均《甲申日记》所记，“袁世凯今请陛谒，率兵士六百名而入阙，分二队三百名从东、西门入来”，则清军实际参战人数为六百人。《中日战争》（二），第494页。
53“传统帝国主义”即前面所引用蒋廷黻先生所说意义上的“帝国主义”
54在被矫诏入宫杀害的大臣中，有四人掌握军权，即：督办海防总管闵泳穆、前营使韩圭稷、左营使李祖渊、后营使尹泰骏。开化派旋即以朴泳孝为前后营使，徐光范为左右营使，控制了新军。
55沈祖宪、吴罜生：《容庵弟子记》卷一。
56《李鸿章全集·电稿一》，上海人民出版社版，第353—354页。
57胡思敬《大盗窃国记》云：“时法事未结；朝旨戒用兵；命吴大翨东渡；主和解。大翨中途与幕客罗丰禄谋；欲诛世凯以谢日人；丰禄力谏。”
58同注56，第369页。
59沈祖宪、吴罜生：《容庵弟子记》卷一。
60吴大翨、续昌等到达汉城时，“吴兆有等跪迎江干，星使未降舆（连轿子也没有下）”，而袁“单骑至南门外揖迓道左，星使降舆寒暄”，故吴兆有“甚愤，并衔及公。”参见《容庵弟子记》卷一。
61即袁保龄（1841—1889），字子久。袁世凯堂叔，时以候补道员督办旅顺海防工程兼水陆军防务总办，极受李鸿章信任。
62参见庄练《中国近代史上的关键人物》（下），中华书局版，第102页。
63同注59。
64庄练：《中国近代史上的关键人物》（下），中华书局版，第99页。
65同上，第103页。
66清代称呼府（州）的佐官——同知为司马，袁当时的官位即五品候补同知，故称其为司马。
67庄练：《中国近代史上的关键人物》（下），中华书局版，第100—101页。
68《北洋军阀史料·袁世凯卷》（一）；第98页
…
初露峥嵘五（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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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9为处理外交事务，清政府于1861年1月设立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简称译署或总署。
70《李鸿章全集》第十七卷，3349页。
71《李鸿章全集》卷二十，第2800页。
72吴长庆于袁世凯是于其有恩的父执，于庆军诸将领是跟随了多年的老统帅，故在其麾下，双方能相安无事。有一种看法认为，袁早已轻视吴，而其飞扬跋扈的作风也引起吴的不满（庄练之《中国近代史上的关键人物》和李宗一的《袁世凯传》均持此论），不确。这多半是吴兆有等人事后中伤袁世凯或耳食之言，否则，无法解释吴长庆在离朝之前为何向北洋力荐重用袁世凯的事实。
73《容庵弟子记》初版于民国二年（1913年），时袁世凯仍在位，其中所记应为袁所亲述并经其认可，且沈祖宪追随袁数十年，自朝鲜时期即在袁幕中作文案，所记多亲闻亲见。
74《容庵弟子记》载，“吴兆有营距宫近，当王未回宫时，兵多入宫掠物。”又载，政变后传闻日本将派兵赴朝问罪，袁与吴、张会商分兵守汉江，“二将畏缩不敢任”。
75刘体仁：《异辞录》，山西古籍出版社版，第130页。
76郭廷以：《近代中国史事日志》（上），中华书局版，第762—764页。
77《容庵弟子记》卷一。
78金允植：《云养集·送慰庭归河南》卷三。
79李宗一：《袁世凯传》，中华书局版，第27页。
80张幼樵，即张佩纶，当时是风头正健的清流派成员，名噪一时；中法战争时特派为福建军务会办大臣，在马江战役中惊慌失措，逃跑偾事，致使南洋水师全军覆没，被撤职充军。李鸿章欣赏其文才，招致于幕府，后来还把女儿嫁给了他。他也是后来著名女作家张爱玲的祖父。
81《容庵弟子记》卷一。
82同上。袁世凯返津前，其堂叔袁保龄写信嘱其面见李鸿章时“千万勿谈孝亭一字短处”。参见《中国近代史上的关键人物》（下），中华书局版，第99页。
83吴兆有“恐公回营，弱其权力，重馈其乡人周提督盛传，属谮之李相。吴兆有继摭词禀讦之。李相廉，得其情，滋不悦。未几，撤其差回籍，呕血暴死。”《容庵弟子记》卷一。
84参见《中朝关系通史》，吉林人民出版社版，第546—547页。
85同上，第546页。
86参见《李鸿章全集·译署函稿》卷十七；郭廷以：《近代中国史事日志》（上），中华书局版，第767—768页；《中朝关系通史》，吉林人民出版社版，第547页。
87《中朝关系通史》，吉林人民出版社版，第540页。
88同上；第542页。
89同上，第548页。
90《李鸿章全集·电稿一》，上海人民出版社版，第447、471页。
91《李鸿章全集·译署函稿》卷十六，第3304、3309页。
92同上。
93同上，第3314页。
94同上，第3315页。
95同上，第3320页。
96同上，第3323页。
97同上，第3320页。
98同上，第3320页。
99参见李宗一《袁世凯传》，中华书局版，第28页。
100梁启超：《饮冰室专集之二十一·日本吞并朝鲜记》
*《袁世凯评传》第二部分
在袁世凯归省期间，朝鲜的局势又有了新的变化。甲申事变后，朝鲜王室对清廷失望，对日本惧怕，遂决定加强与北方强邻——俄国的关系，试图由此找到一条自主之路。在朝、俄之间牵线搭桥的，竟是当年李鸿章推荐出任协办朝鲜交涉通商事务的德国人穆麟德2。俄国插手朝鲜事务，又引起了英国和日本的警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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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交“双簧”一（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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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子兵法》曰：兵者，诡道也。其实政治、外交又何尝不是诡道？袁世凯出任总理朝鲜通商交涉事宜大臣时，清军已经撤出朝鲜，此后与对手的较量，靠的是外交上的纵横捭阖。在没有武力可恃的条件下，面对朝鲜宫廷内外的复杂局面，要想应付裕如，袁世凯只能依靠自己的谋略智术和遍布朝野的关系网。用进废退，外交斗争的诡谲多诈使其素质的发展偏向于权术一面。历代的枭雄都本能地倾向于以术驭人，而袁世凯更是把这一点发挥到了极致，应该说，朝鲜的外交经历对他依赖、迷信权术的做法有很深的影响。本章开头所引用的电稿，是袁向李鸿章提出的诱使朝鲜就范的建议，赤裸裸地展示了袁世凯运用权术的方式。通过他运用权术成功控制住朝鲜的事实，可以透视出袁世凯从一个向往、效仿班超等古代名将的青年英才，逐步发展成为枭雄式人物的真实轨迹。成也权术，败也权术，靠权术青云直上造成袁世凯对权术的迷信，以为可以把天下人玩弄于股掌之中，结果落得一个身败名裂的下场。权术在一定条件和场合中是可以用，而且必须用的，但一味迷信权术，把别人都当作傻瓜，那么无论何等人物，再大的事业，都注定是要失败的。有袁世凯这种本事的人不多，他的失败，就是明证。
电致北洋大臣李鸿章请示施用权术诱使韩人就范禀1
（1889年12月27日）
韩人素行玩狡，非稍用权术难有济。凯因假作宪欲严究，而凯悉心为韩筹助，吞吐间若极难了各语意，并谆嘱洪所谈万不可泄，如宪查知，凯罪甚大，似不但尊宪体制，亦冀妃、王暂信，凯乃可相机排布，姑待先革朴职，再查酌诱办，似不必遽令政府复。恐韩谓已结，数日后又授朴显官，尤损事体，似用一办一托法，方可操纵。至洪云妃、王悔前疑凯，亦诱凯术，凯姑作已受其术，而因以先办朴案，后继以诚似易为力，惟乞酌防金明圭伺察语风，谓凯诱办，虑王变卦。是否有当，乞训示。再，凯因此案棘手，参用谲术，有违训令，无任悚惶。凯。
在袁世凯归省期间，朝鲜的局势又有了新的变化。甲申事变后，朝鲜王室对清廷失望，对日本惧怕，遂决定加强与北方强邻——俄国的关系，试图由此找到一条自主之路。在朝、俄之间牵线搭桥的，竟是当年李鸿章推荐出任协办朝鲜交涉通商事务的德国人穆麟德2。俄国插手朝鲜事务，又引起了英国和日本的警惕。当时，英、俄在阿富汗的争夺已成剑拔弩张之势。为防俄国海军南下，威胁英国在长江流域的利益，英国采用先发制人的手段，先一步占领了位于南下要道对马海峡中朝鲜所属的巨文岛。而“日本更怕英、俄在高丽得势，于是日本、英国都怂恿中国在高丽行积极政策。英国觉得高丽在中国手里与英国全无损害，倘若到俄国手里，则不利于英国甚大。日本亦觉得高丽在中国手里，他将来还有法子夺取，一旦到了俄国手里，简直是日本的致命之伤3。”6月5日，日本外相井上馨约见清廷驻日公使徐承祖，建议“朝鲜用人及大政由中国主持，罢免穆麟德，代之以美国人，并以敏捷决断的官员替代陈树棠4”。7月2日，日本驻清公使？木武扬向李鸿章面交井上所拟解决朝鲜问题的八条建议。李遂于8日致函总署，转达井上建议，其中对日方建议撤换清廷驻朝代表一事，李认为可行，“至于驻朝鲜道员陈树棠，谨厚有余，才智不足，自然是确论5。”他决定启用袁世凯，嘱咐袁保龄去信催袁世凯销假，限期返津。8月21日袁返津，“李相见袁公至，非常高兴。开玩笑说：‘如今就像演戏，戏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