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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之间多年的交情也完了，唐绍仪只得不告而别，悄然失踪，从此离开了政治舞台。其时，在辛亥革命的第二年。
在接下来的岁月里，唐绍仪基本上变成了政坛的点缀和看客，看人起高楼，看人屋宇塌，多数时间在家乡隐居。直到1931年，国门上的五色旗已经换了青天白日旗若干年后，蛰居多年的他突然拇指大动，出任起家乡香山县（时已改为中山县）的县长。古稀之年的唐绍仪做起七品芝麻官来，跟当年做巡抚、尚书和总理一样，雄图大志，有板有眼，绝不糊弄。在不到四年的功夫里，他四处化缘，修马路，建医院，把自家的花园改建成城市公园，对市民开放，甚至还野心勃勃地想在中山县的海岸上建成一个大海港。至今中山还流传着他的逸事，说他修马路的时候，碰到土地公公挡路，民工不敢动，他就用手杖敲敲土地公的头，然后让民工下手。马路修好之后，下水道的井盖老是被偷，于是他下令在井盖上铸上“盗买与盗卖，均罚五十元；报信或引拿，均六成充赏”字样，后来就没有人偷了。
唐绍仪以做过总理的身份去当县长，在民国时期好像并没有引起多大的反响。倒是中共建国后，此事入了毛泽东的法眼，他几次公开引用这个例子，教育干部要能上能下。其实，跟今天我们通常的看法不一样，当年的唐绍仪，并不会认为以做过高官的身份再当芝麻官，是屈尊。实际上，唐绍仪晚年一直是在家乡做乡绅，出任县长，不过是乡绅为自己家乡做事的一种特殊形式，他只是在做事，或者比较方便地做事，算不上是做官。在那个年代或者更早，这样的人其实是很多的，凡是退休回家的士大夫，总要为桑梓谋点福利，否则就不配做乡绅。尽管唐绍仪喝过洋墨水，但毕竟没有脱出传统士大夫的积习，事情就是这么简单。
顺人章士钊
一个人活在世上，不顺心事，十之八九。用叔本华的话来说，就是长时间的痛苦中间夹杂着瞬间的快乐。大概只要某人快乐之间的间隔稍微短一点，大家就会认为他命很好了。不过，这个世界上，事情总是不平衡的，在大多数人埋头苦熬的时候，总有那么一些人，不知道什么原因，能在各种环境和条件下，都混得很好。下面我们要谈到的章士钊，就是这样一位。
章士钊刚出道的时候，运气并不太好，赶时髦弃文从武，不过进了江南陆师学堂，如果一直学下来，日后的出息肯定比不上北洋系的武备学堂。不过还好，章士钊很快就脱离那个培养兵头的地方，掉过来弃武从文，接手办《苏报》；当惹出事来，明明他是主编，最后倒是邹容和章太炎两个进了监狱，前者还死在了狱中，他却平安无事。这里就有点运气了。
章士钊真正的时来运转是在1904年到日本留学期间。到日本后，原来的热血愤青章士钊不再热心革命，改埋头读书了，连同盟会也不肯加入。章太炎、张继这些昔日的朋友，怎么劝都不行，没办法，有人出主意说章士钊很喜欢一个新近来日本的美女，而这个美女恰好很倾向革命，不如让她去劝劝试试。这个美女名叫吴弱男，是当年淮军名将吴长庆的嫡孙女，清末四大公子之一的吴保初的掌上明珠。结果呢，美女吴弱男去劝了，没有劝动，反而把自己搭了进去了，从此，吴弱男成了章士钊的枕边人。
革命党赔了夫人，章士钊抱得美人归。这个天上掉下来的好事，对章士钊来说，却是一个命运的关键性转折。吴家在当时的中国可是非同小可，李鸿章、吴长庆和袁甲三原本同属淮系，而吴长庆又是袁世凯的恩公，所以吴家跟清末民初势力最大的北洋系关系甚深。无怪乎吴弱男张口闭口就是我们官家如何，在那个时候，吴家的确属于中国最有权势的“贵族”，要不吴保初怎么能入选四大公子呢。有了如此美人相伴，章士钊从此变了模样，过去那个当过私塾先生的湖南穷小子，开始跻身于上流社会。无论办杂志、办学校还是做官僚，都带着三分贵族气。军阀、政客、革命党甚至青红帮，都对他高看一眼，给官，给面子，给大头（光洋）；请饭，请花酒，请留洋（欧洲）。欧洲游学当时是费用最昂贵的，人家章士钊可以一去就是若干次，一呆若干年，还带着家眷、仆人，而且据说还拥有整屋子的社会主义的德文书（陈西滢语）。
章士钊日子过得顺，不仅是命好，识时务，关键是性格上顺。历史上此公作金刚怒目状只有两次：一次是在编《苏报》的时候，那时还是“愤青”；一次是在段祺瑞政府里做老虎总长，镇压北京女子师范大学的学潮，撤鲁迅的职。除此以外，跟谁都混得不错。章士钊自己说，平生见过最难交的人有三个，其中一个是陈独秀，可是章士钊还是跟陈独秀交上了。平心而论，章士钊是讲交情的，为人并不势利，但他比一般人讲得柔，讲得顺，无怪乎能讨那么难讨喜欢的人喜欢。
性格决定命运，信夫！
簧声戏影里的西太后
1901年的中国，曾经出现过这么一幅图景，作为占领者的八国联军统帅瓦德西，一天被一群中国商人请去听京戏。在咚咚呛呛的皮簧声中，老瓦如坐针毡，头痛欲裂，好不容易捱了一个钟点，总算找了个借口“得脱苦海”。与此同时，被瓦德西赶到西安的西太后，却是个既要食有肉，又要居有竹（丝竹）的戏迷，一天没有戏看，就闷得难受。打和挨打的双方总算都在中国的土地上，看了一回我们的国粹京剧。
对于西太后叶赫那拉氏，眼下的评价，总算是呈现了一点历史的复杂性，有点毁誉不一了。荧屏上的形象越来越正点，从相貌到行为一概如此，而网上却依然以骂为主，兼说别样。不过，在我看来，关于西太后的评价无论怎样毁誉不定，至少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就是京剧如果没有这个老太婆，肯定难以有今天第一国粹的地位。
西太后是京剧的知音，正是由于她坚定的支持，原来上不得台面的乱弹才得以成为压倒所有其他戏曲形式的京剧。对于戏剧，她喜欢花部的乱弹二簧戏，有意抬花抑雅，而且不满足于宫里太监的演出，打破常规，大量地将外间优秀的二簧伶人召进宫来大演其戏。那个时代出名的艺人，谭鑫培、陈德霖、杨小楼、孙菊仙、王瑶卿等人，都受到过她的赏识，不仅每有赏赐（甚至还给官爵），令太监伶人看得眼红，而且对这些“戏子”相当优容。在这些京剧名角面前，她的确称得上是和蔼可亲的“老佛爷”，传说中的西太后如何如何的寡恩刻薄，其实大多是没影的事儿。即使是那些艺人解放后写成的回忆，也往往透着对老佛爷的喜爱。当然，在那个时候，京剧界对西太后也是投桃报李，几乎所有剧目里的太后都是正面形象，最过分的是《法门寺》，不仅太后光彩照人，连太后身边的太监也顺便沾光成了好人。
西太后还是个懂戏的超级“票友”，晚清吃过洋面包的宫廷女官德龄告诉我们，西太后经常兴致勃勃地给她们讲戏剧故事，在看戏的时候也不肯安静，不断地将各种演戏的轶事和规矩说给身边的人听。事实上，京剧发展过程中非常关键的一步，就是在西太后的鼓励下完成的。在开始的时候，京剧演出比较粗糙，工唱的行当只管捧着肚子唱，工做的行当就只管翻跟头打把式；后来有“通天教主”称号的王瑶卿首先开始改革，将表演动作融进了演唱当中，“演得跟真事似的”。在社会上的一片反对声中，西太后说话了，“王大演得好”（王瑶卿行大）。谭鑫培的唱腔也与传统不合，但西太后却喜欢，给了他“叫天”的赞誉。从此以后，京剧进入了一个生旦同挑大梁的新阶段。
西太后懂戏，也入戏。此人虽然粗通文墨，掌权之后也找过几个老儒给她讲点经史，但真正的教育却是戏剧给的。晚清时节，京剧虽然已经进入宫廷，但毕竟是来自民间的乱弹，不惟用词鄙俚，思想内容也相当混乱。固然不乏忠孝仁义的鼓吹，但来自游民的江湖义气与恩怨分明的意识也相当明显。不仅如此，过去的京剧对帝王时常会有点不敬，总是批评他们听小老婆的话，忘恩负义，滥杀功臣，针对的大抵是朱元璋，屎盆子却都扣在比较远久的刘秀头上。对于清朝第一大戏迷西太后来说，戏的情节和内容不可能不影响到她的思想和行为。虽然总的说来，西太后还算是个头脑清醒的统治者，为政大体上中规中矩，但却也时不时地发点“京剧脾气”。
一个官声很是不怎么样，又贪又蠢的小小知府吴棠，只因为在西太后扶父之柩归葬的落难之际，误送了一笔馈赠给她，待到昔日的待选秀女成了太后，吴棠就开始官运亨通，位极人臣，不管犯了多大的错，任谁也参不倒。八国联军打上门来，老太婆落荒而逃，一口气跑了几百里，连口水都喝不上；兵荒马乱之际，怀来县令吴永好歹总算准备了一锅稀粥，让老太婆喝得舒心，于是也成了一个参不倒的人物。接下来，来自广西的岑春煊，脾气坏得要命，逮谁得罪谁，只因为在西太后逃亡途中第一个带兵前来护驾，也因此而官运大好，甚至连朝廷份量最重的庆亲王奕和袁世凯联合参奏，都没能动得了他的乌纱。在有恩报恩的同时，西太后对待功臣也相当地富有人情味，所谓的中兴名臣，无论以后的作为如何，都会顶着一堆官爵头衔终老，临了的谥号还会给找个最美好的词。曾（国藩）、胡（林翼）、左（宗棠）、李（鸿章）自不必说，连沈葆祯、袁甲三之辈也同等待遇。中兴名臣中，遭际最差的是郭嵩焘，出使西方后，再也没有被起用。但他的倒霉主要怪他第一个吃禁果，以翰林出身的身份跑到了洋鬼子的地方做事，以至于官场舆论说他去“事鬼”，意思是伺候鬼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