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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发展和对城市装饰的热情看起来对斯巴达（Sparta）的影响很小。他们将自己视作希腊大门的守护者，随时防备蛮族（指外国人）的袭击或者来自北方的渗透入侵。于是，斯巴达人让自己的市民和奴隶服从军事纪律，生活中几乎没有什么人文主义和生命的优雅。与之相反，雅典人则钟情于玄思和审美，他们有海军的保护，建造了剧院，发展了哲学，修筑了大理石的寺庙，还创作了那些唱给神灵的赞歌。
我们美国人总是认为希腊的神灵是浪漫想象的产物或者关于诗歌的隐喻；所以我们认为宙斯（Zeus）是不知疲倦的奸夫，而阿芙罗狄蒂（Aphrodite）是关于美丽的梦。但我们忘记了上千的经典文学曾向我们揭示：希腊人也是献祭给神灵的一些可口的动物，就像阿伽门农（Agamemnon）将自己的女儿作为祭品献给风神。在诡辩家开始削弱希腊人的宗教信仰之前，约在公元前450年，宗教和民众的生活很贴近，它帮助人们维持社会的道德生活。每一个家族都有自己的神，这种具体的神灵监护让整个家族团结起来。每座城市也都有自己的保护神，比如雅典城的保护神是雅典娜。在这些神灵信仰中，人们可以暂时忘记那些鲁莽的竞争，也可以耗尽资财去修筑一座帕特农（Parthenon）神庙。希腊人的宗教和他们的爱国主义一样，主要是针对对自己的城邦和领地。希腊人有城邦联盟，但并不构成国家。所以当统一的波斯王国向希腊发起挑战，他们差点失去了全希腊的自由，因为他们更重视自己城邦的自由。
雅典是阿提卡地区的首府，这个城邦吸引我们注意的一部分原因是它实行的政府启蒙改革。另外雅典在思想艺术方面也达到了难以超越的高度。雅典人尝试过君主政体和独裁统治，但在最著名的那些年代，雅典实行了有限民主。和我们开国奠基的父辈一样，雅典人也享受着奴隶的服务，但在雅典只有极少的数量奴隶，他们通常是战争的俘虏，保留了一些钱，怀着自由的希望。
同样和我们共和国初期相似，当时的雅典只有有产者才能成为公民。直到公元前507年，那些历史悠久的家族（世袭贵族或者名人之后）间才可通婚。他们控制了立法会议（Boule），或裁决法庭（CourtofJudgment），通过在卫城（Acropolis）的最高裁决法庭制定国家政策，并选择统治国家的君主。
在半封建的统治下，阿提卡的农民在公元前7世纪时处境越来越困难，这与2500年后的法国的农民很相似。亚里士多德写道：“少数有产者拥有土地，而那些耕种土地的农夫和他的妻子、孩子却常常因为无法偿还债务而被卖为奴隶。”很多农民通过以高额利息抵押他们的土地进行抗争，如果发现自己无法偿还，他们就逃往城镇，成为那些金融家的奴隶。阿提卡乡村中的贫困如此惊人，以致很多农民都在心中默默祈愿战争，因为战争可以赢得更多的殖民地，也会使人口有所减少。
到了公元前7世纪末期。普卢塔克（Plutarch）说：“穷人和富人间的财产差距达到了顶峰，雅典城看来处于非常危险的境地，似乎没有什么办法能将它从骚乱中解救出来，……除了一种极权统治。”穷人们开始谈论暴力反抗，试图重新分配财富。而富人们由于不能收回他们合法的债务，对于那些挑战他们财产和储蓄的行为也非常愤怒，他们援用古代法律，支持德拉古（Draco） 的严酷律法，也准备镇压反抗，以保护所有的财产，维持现存秩序和古老文明。
第六部分 通往伯里克利之路第23节 梭伦
这看起来似乎不可思议，但历史上经常重现这样的情景——一个既不诉诸暴力，也不做慷慨演讲的人却能够说服富人和穷人达成妥协。梭伦（Solon） 不仅平息了社会混乱，还为所有自由的雅典人建立了更人性化的政治、经济秩序。梭伦的和平革命是历史上鼓舞人心的奇迹之一。
梭伦的父亲有纯粹的世袭贵族血统，普卢塔克说他“为了行善而花光了自己所有的财产。”所以梭伦没有从父亲那儿继承到什么遗产，他聪明的安慰自己：“人最重要的财富就是身体中的腹、肺、脚能带给他快乐而不是痛苦；那些能欣赏少男少女的青春魅力的人，能使一切事物在岁月改变中的和谐共存的人才最伟大。”梭伦学着做买卖，不久就成为一位成功的商人，他获得了丰厚的利润，也获得了日益增长的聪明正直的名声。公元前594年，梭伦45岁时被选为“命名”执政官（代表了一部分的地域），在所有阶级和地域的支持下，他被赋予独裁的权力，并以之平息了阶级动乱，建立新的宪法，使国家恢复了稳定。
因为没有重新分配土地，那些激进分子对他很失望。这样的局面发展下去肯定是意味着内战、混乱甚至迅速回到贫富分化的混乱境地。但梭伦很块推行了著名的“减负法案”（Seisachtheia）。这一法案极为成功，据亚里士多德所的说法，“梭伦免除了所有的现存的债务，无论是私人的还是国家的”，还一举发还了阿提卡所有被抵押的土地。所有因为债务而被没为奴隶的人均被释放，且与之相关的奴隶制度也都被废除了。富人们抗议这种法令是一种彻底的没收充公，但是在十年中，意见渐渐统一，人们普遍认为梭伦措施将雅典人从革命中拯救了出来。
比经济改革更为持久的是一些历史性法令。这些法令创造了梭伦的宪法体制的。当时，梭伦以一次特赦行动揭开了改革的序幕。他释放和赦免了所有因为夺权的政治罪而被监禁或放逐的人，并将自由的阿提卡人按财富的多少分为四等：第一等人征收其年收入的12％为赋税，第二等人征收10％，第三等人5％，第四等人则不征税。于是，直接的财阀统治代替了封建制度。新的法律也对民主作出了一些改动。它向所有市民开放了国民大会（Ecclesia），民众无论贵贱，都有权在第一等人中选举自己的统治者，并让他们受制于详细审查和保障制度。作为一种规避财富权力的方式，所有的市民都有权通过抽签选举出陪审团；这是一个庞大的6000人的陪审团，为最高法院服务，审议所有除了谋杀和叛国以外的案件，人们对于地方官吏的行为也可以在此上诉。这种公众的上诉权利成为雅典民主的阶梯和保障。
梭伦的法律甚至也涉及到道德和礼教的领域。长期的懒惰被认为是在制造罪恶，过着游荡生活的人不允许进入集会组织。梭伦使妓女合法化，并向她们征税。他还建立了一些公共妓院，由国家注册和监管。法律中对强奸自由妇女只是处以罚款100元的最轻惩罚。但是任何人都可随意处死被当场捉奸的奸夫。
梭伦认为，谈论死者的罪恶，或者在庙宇、法庭、公共机构或竞技场等场合中伤他人都是一种犯罪。但他不能钳制住所有雅典人的舌头。在雅典，流言和诽谤似乎成为民主的要素。他规定：在骚乱中保持中立的人将会失去公民权。因为梭伦感到公众对国事的冷漠正在毁坏这个国家。他也规定那些在卫国战争中牺牲者的子女应由国家抚养，并接受免费教育。
激进分子批评梭伦没有成功实现权力和财产的平等。保守者也谴责他让普通大众获得公民权和进入法庭。他的朋友阿拉卡西斯（Anacharsis）；一位反复无常的锡西厄（Scythian）智者，也嘲笑他的新体制，说现在的法律精神是“智者作辩护，愚者作决定”。此外，阿拉卡西斯还指出，不可能建立一种持久的公正，因为强权者和诡诈者都会想法扭曲现存的法律，以维护他们的利益。法律是一张蜘蛛网，只抓住了了小蚊子，却让大的害虫逃走了。
梭伦宽容的接受了所有的批评，也认识到了他的法典并不完善。当梭伦被问到是否给雅典人制定了最好的法典，他回答说：“不，但我制定了雅典人能接受的最好法典。”——这是一种能说服不同利益集团的雅典人，去共同接受的最好的法典。梭伦以中庸之道保全了国家，他在亚里士多德出生前就已经有了与亚里士多德相似的思想。传说在特尔斐（Delphi）的阿波罗神庙上镌刻的铭言：“Medenagan”（“过犹不及”）就是对梭伦的写照。梭伦的功绩使得所有希腊人都同意将他列为七大贤人之一。
公元572年，已经担任了22年的统治者的梭伦也68岁了，他辞去一切公共职务，出发去埃及和近东研究政权和文明。他说：“我已经老了，但一直在学习。”当他返回雅典后不久，他伤心地看到庇西特拉图（Peisistratus） 建立了独裁政权，但庇西特拉图在巩固了他的地位后，几乎恢复了所有梭伦的法律。
与此同时，雅典商业的扩展和利润的增加也推进了雅典工业的发展。日益扩大的商人阶层也想要结束贵族地主的统治。教育也发展起来，演讲家们发现听众们都希望有更广泛的公众法令。公元前507年；独裁者的孙子克利斯提尼（Cleisthenes）建立了雅典的民主，并将其形式保存到了公元前338年。最高统治权由501人的议会掌握。所有年满三十岁的有财产的公民都可以轮流担任一年任期。议会监管官僚机构的运作，决定哪些事务由议院（Assembly）裁决，并在法律上行使最高法院的职责。每一位公民——约有30，000人——都有权加入议院，法定的议员人数是6，000人。在此之前的世界从来没有这样自由的公民权以及这样广泛的政治权力。
雅典人很高兴这样跳跃式的获得主权，从那时起，他们懂得了在行为、语言和思想的各方面扩大自由的热情。从那时起，雅典人在文学、哲学和艺术，甚至在政治才能和战争等各个方面都居于希腊人前列。当那个时代最伟大的帝国——占领了从阿富汗（Afghanistan）到埃及的波斯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