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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海军却采取了“不能明说”的立场。问题很简单，是谁挑起了“满州事变”？是谁扩大了“日中事变”？是谁迫不及待地要求缔结三国同盟条约？是谁进驻了法属印度支那？是谁把日美交涉说成是“媚外外交”？又是谁得意洋洋地唆使大批学者、评论家、作家大写而特写所谓的“大东亚共荣圈”以及“与美英不共戴天”、“屈辱外交”等等，煽起了国民的战争情绪呢？应该承担战争责任的人把身体藏到了自己点燃的战火后面，而企图把战争的火盆一古脑儿全部扣到海军头上，这岂不是太过分了吗，无论多么自鸣得意的谋略也应该有个分寸。要想扑灭狂热的战争之火，首先应该由陆军去干，而海军的方针是，决不干置身于烈火中蒙受损失的蠢事。
（五）天皇陛下也寄希望于海军——山本权兵卫恼怒于九泉之下
如前所述，对外制造战争危机，在国内煽风点火，掀起战争狂热的责任在陆军一边，这是舆论界一致的看法。然而，这并不是说海军方面全然没有责任。早先发生的干涉统帅权问题、五·一五事件都曾是引起危机的导火线，而且，海军还违背自己的意志，在缔结三国同盟条约方面助了陆军一臂之力。进入昭和16年以来，海军支持少壮派“应该讨伐英美”这一谬论，也都是事实，只不过没有达到陆军那种登峰造极的程度而已。相比之下，沽名钓誉的学者、一部分评论家煽动性的文章，亦难逃其应有的罪责。海军的责任仅仅在于应该同丧失自尊心的政治家们进行最大程度的力争，如果将“反战妥协”的一切责任都推到海军身上，就未免太不公平了。
昭和16年秋，军令部的部长们劝及川海军大臣说：“你就坦率地说一说和美国作战没有把握可以吗？”针对这一劝说，及川的回答是：“我现在并没有说号称无敌舰队的帝国海军不能与美国交战而必须让步啊！我们怎么能够忍受海军是怯弱无能的这种指责呀？如果这样的话，无论在内部还是外部，海军不是失去自己的立足之地了吗？”
事情就是这样。对及川海军大臣确实有应该同情体谅的一面，然而，与海军的利益相比，国家利益则更为重要，显然，这种观念在他们的心目中被忽视。这样说也许过于刻薄。
正是由于海军的懦弱，才导致日本在昭和16年时屈服于美国——如果当时的历史是这样写的话，对帝国海军来说则是抹不掉的污点，海军当局中的多数确实是难以忍受的。尽管后期历史已公正地证明海军的这种软弱是正确的。但是，昭和16年的历史却是由军部中的御用文人和帮闲记者们写的，正确的舆论被压制下去了，可以想象到他们当时是会怎样大写而特写海军的所谓软弱以及对美屈从的了。
当时，战争的狂热如同风暴一样越刮越凶猛，和平的大门摇摇欲坠，汽车满载着导致亡国的炸药不断地顺着三宅坂的半坡急驰而下，就当时而言，要想制止这一风暴，无论是什么力量也是不可能的了。
眼下，就连天皇陛下，哪怕他有至高无上的权威，也很难制止这场猛烈的战争风暴了。关于天皇曾企图避免对美作战、祈求和平解决的说法，在战后所见的大量的记载上得到了证实，这一努力未能成功，当然也是不言而喻的事实。在昭和16年9月6日的御前会议上，天皇曾高声咏诵着明治大帝的和平之歌“四海之内皆兄弟，人世间为何要起风波”，以此来暗示要采取和平的方针，但对军人来说，这简直如同耳边风。相反，这次会议却为战争作了准备，人们似乎看到，一个“幕府”正在形成。
虽说已具有“幕府”的势力，但陆军有一件无能为力的事情，那就是海战。因为“幕府”是没有军舰的。据说，为了准备在战争中能够自由地飞到自己想去的地方，日本陆军甚至也设计了小型航空母舰，但是，若以此同美国进行海战，那真是异想天开。所以，如果海军说声“不行”，陆军就只好退下来。如果海军说与美国开战“胸中无数”，那么陆军也未必就敢说：“非干不行，失败了也没有关系。”军令部总长永野曾经说过：“日本能够支撑两年，但以后情况如何，不得而知。”于是，好战的人们便断言说：“如果在两年内能大获全胜，美国人的战斗意志肯定会被挫伤。即使美国人不屈服，那么所谓两年后的情况不明，实际上可以视为一场赌博，而战争本身就是赌博，干吧！”
永野的“两年”之说显然是不确切的，它被人们批评为不科学的说法，也就是说，永野的说法过于乐观了。就美国人的民族意识以及其发达的生产力而言，两年之后，美国的发展将会更加惊人。而陆军对此却是难以作出正确的预料的。面对这一严酷的现实，除了海军说声“不行”之外，其他任何人也无法制止满载炸弹行驶在三宅坂道路上的卡车。天皇也好，有识之士也好，对此都无能为力，除了希望海军说声“不行”之外，毫无他法，只能在霞关的红砖房中空喊所谓救国。令人叹息的是，默认取代了海军“不行”这一明朗的回答。
关于这一点，值得深切回忆的是联合舰队的建设者山本权兵卫大将（ 四次任海军大臣，两次担任首相） 的勇气。
明治33年即1900年。山县内阁时代，陆军在得到出兵厦门的应允之后，召开了寻求山本海军大臣谅解的会议。在外相官邸，首相山县、参谋总长大山、陆军大臣桂、外相青木等出席了会议。首先，由陆军大臣桂说明出兵的理由和经过。桂刚一开口，就立即遭到海军大臣山本权兵卫的坚决反对，相互争论达数小时之后，山本投下了一枚“炸弹”：“当海军发现行迹不明的轮船载着军队在海面上运行时，完全有可能将其作为海盗船予以击沉，这在战时是符合国际法的，希望各位能意识到这一点。”一“弹”落地，满座惊愕。参谋总长大山马上进皇宫请求取消出兵计划，问题在一月之内便解决了。另外，明治36年即1903年。，海军大臣山本权兵卫又坚决阻止了陆军出兵朝鲜，从而挽救了国家危机，一直被传为佳话。他的远见卓识和宏大气魄被编入了海军的教科书。
把山本权兵卫的言行和在决定对美作战会议上海军大臣的言行相对比，读者会有何感想呢？如果当时的海军大臣的勇气有山本权兵卫的一半，太平洋战争也可能不会发生。即使为此国内发生暴乱，总不至于达到亡国的地步，至少日本也不会成为失掉一半领土的跛子。另外，如果当时的海军首脑拥有山本权兵卫四分之一的内部控制力的话，也同样可以避免惨剧的发生。
顺便提一下，山本不仅有勇气，而且还有智谋，他具有勇气，但决不鲁莽。他能从大局着眼，看准现实，然后决定实施方针。在日俄战争之前，他经常告诫海军说，不能依靠天助神佑，海战要立足于科学，首先要精密地计算数量上的优劣，然后再考虑战术。就这样，在他前后9 年担任海军大臣时期，曾以世界第一流的水平成功地配备组建了拥有6 艘战列舰、6 艘重巡洋舰、8 艘轻型巡洋舰、30艘驱逐舰的舰队，同时，还装备了相当数量的预备舰，委任东乡为第一舰队司令官，上村为第二舰队司令官，片冈为第三舰队司令官，并把它们统一成联合舰队。因此，现在为联合舰队的覆灭而悲伤，也为开战时的优柔寡断而愤怒的只能是在九泉之下的山本权兵卫。
（六）自取灭亡——假如有加藤友三郎的智勇
除山本权兵卫之外，为联合舰队的全军覆灭而在阴间哭泣的另一位是加藤友三郎（ 四次出任海军大臣，后成为首相） 。还有一位是东乡平八郎，东乡元帅是武将的表率，他一贯以全然不问政治为准则，假着问他对美作战有什么看法，恐怕得到的回答只能是他的微笑。加藤友三郎对东乡最信赖，事事都言听计从。这里，对加藤进行简短的回顾是适宜的，也是很有必要的。
昭和16年秋，如果加藤还在任的话，他一定会非常镇静而果断地回答说：“不行！”然后，不怕任何威胁利诱，再去说服陆军中的主战分子。回顾到这里，笔者想起了这样一件事。田中义一大将（ 原内阁陆军大臣，和加藤是同僚） 曾以钦佩的口气说过这样的一句话：加藤友三郎是不久就能够成为总理大臣的男子汉。在华盛顿裁军会议上，加藤（ 时任首席全权代表） 就已颇有名气了。美国的漫画记者画得非常有趣，把德川家达画成马铃薯，而把加藤友三郎画成蜡烛。这时，美国费城的一家报纸的外电部部长得知加藤的非凡才能之后，便写道：“加藤大臣的烛光经常照亮危机的会场。”当时，记者代表团无不对加藤表示敬意。
作为海军的全权代表参加那次会议的有加藤宽治、未次信正、山梨胜之进、野村吉三郎等杰出人物（ 山本五十六当时还只是个大尉） ，他们反对美国提出的美日兵力之比为10：6的提案，并为达到10：7而作了顽强斗争。代表们虽然进行了10余次辩论，但仍未获成功，最后，会议终于通过了美国提出的10：6的方案。当晚，加藤宽治少将（ 以后升为大将，军令部总长） 同日本代表团首席全权代表加藤友三郎进行了交谈，并把“既然争取不到70％ ，那就只好卷旗回国”作为海军全体代表的意见，对加藤友三郎作了慷慨激昂的陈述。加藤友三郎彻底向加藤宽治进行了耐心细致的说服工作，讲明了接受10：6这一方案在大局上的必要性，第二天早晨，加藤友三郎微笑着对笔者说：“宽治真够热心，我算服了。”而加藤宽治也苦笑着对笔者说：“讲了一个晚上也无济于事。我想，至少应该争取到65％ ，但1 分1 厘也不让，真是一位沉着勇敢（ 这是对日本海海战时的加藤友三郎的评价） 的家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