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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托列托（Tintoretto）的伟大装饰绘画并驾齐驱的时候，才能形成一种观念。这种阿拉伯风格涵盖了我们的纪元的整个第一个千年。因而它处在一般“艺术”史的画卷的一个关键的位置，它的有机联系是错误的惯常观念所觉察不到的。
奇怪的且——如果这些研究已给了我们看清这些潜在东西的视力——令人兴奋的事情，莫过于去考察这一年轻的、与古典的才智尤其是与罗马的政治强势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心灵何以不敢起身追求自由，而是谦卑地臣服于平庸的价值…形式，力图满足于希腊语言、希腊观念和希腊艺术要素。心诚悦服地接受当时的强权，这在每一年轻文化中都存在，也是它尚处年轻时期的标志——哥特式的人在虔诚的尖拱空间及其柱像和流光异彩的彩色玻璃画中所显现出来的那种谦卑，人的在其金字塔、莲饰柱廊和布满浮雕的大厅的世界当中所显现出来的那种高度张力，都是明证。但是，在阿拉伯的情形中，还有一个附加要素，那就是，才智所臣服的，乃是实际上已经死亡、但还被视作是永恒的形式。可尽管如此，这些形式的传递和延续都不会有什么结果。比如对于哥特风格，在罗马的叙利亚，并没有以一种固有的自负去体察，也不是以其作为支撑，而是不自觉地感受着，只是随着其走向近乎可悲的没落，一个全新的形式世界才成长起来。在希腊罗马传统的伪装下，它甚至遍及罗马本身。万神庙和帝国广场的建造师都是叙利亚人。在其他例子中，再也没有一个例子有像这里这样鲜明地体现出一个年轻心灵的原始力量，在这里，那心灵不得不通过彻底的征服去创造自己的世界。
与在其他每种文化中一样，在阿拉伯文化中，青春时期力图在一种新的装饰中，尤其是在作为那种装饰的崇高形式的宗教建筑中，来表现自己的精神。但是，对于这一丰富的形式世界的总体而言，人们（直到最近）所考虑的唯一部分就是它的西方方面，因此这一面也被视作是麻葛风格史的真正故乡和传统。实际上，如同在宗教、科学和社会政治生活的问题上一样，在风格的问题上，我们发现，西方风格仅仅是来自外部即帝国东部边界的一种余辉。里格尔（Riegl） 和斯特泽哥维斯基已经发现了这一点，但是，如果我们想更进一步，想对阿拉伯艺术的发展有一个大概的了解，就必须抛弃许多语文学的和宗教的先见。不幸的是，我们的艺术研究尽管不再承认有宗教的边界，但却无意识地设定了这些边界。因为实际上，像晚期古典艺术、早期基督教艺术或伊斯兰艺术，这些东西在艺术的意义上都不是各自的信仰所固有的，也不是各自的信仰者共同体本身所拓展出来的。相反，这些宗教的总体性——从亚美尼亚到南阿拉伯和阿克苏姆，从波斯到拜占廷到亚历山大里亚——具有广泛一致的艺术表现，这种一致性超越了细节的矛盾。所有这些宗教，如基督教、犹太教、波斯教、摩尼教、调和的宗教，都拥有祀拜建筑和（至少在它们的抄本中）第一流的装饰；不论它们的教义条文多么的不同，它们全都弥漫着一种同源的信仰，都以一种同源的深度经验的象征主义表现那信仰。在基督教、希腊主义、希伯来和巴力崇拜的巴西利卡中，在密特拉地下洞窟（Mithraeum）、玛兹达教的拜火圣庙和清真寺中，都有某个东西在言说着一种相同的精神：那就是洞穴感受（Cavern…feeling）。
因此，力图重新认识迄今完全被忽视的南阿拉伯和波斯神庙的建筑、叙利亚和美索不达米亚会堂的建筑、小亚细亚甚至阿比西尼亚（Abyssinia）的祀拜建筑，已成为一个必需的责任；就基督教的方面而论，需要去探究的不再仅仅是保罗派的西方，而且还有景教的从幼发拉底河流域延伸到中国的东方，在那里，古老的记录有意义地称其建筑为“波斯庙”。尽管在所有这些建筑中，实际上至今仍未有任何东西特别地引起我们的注意，但我们还是完全可以设想，早先的基督教的发展与后来的伊斯兰教的发展都改变了某一祀拜地区的宗教，同时又不与其设计和风格相矛盾。我们知道，这是晚期古典神庙的情形：但是在亚美尼亚，有多少教堂曾经是最初的神庙呢？
这一文化的艺术中心，很明显的是在三个鼎足而立的城市——正如斯特泽哥维斯基所发觉的——即以得撒（Edessa）、尼西比斯（Nisibis）、阿米达（Amida）的交汇处。在此以西，是晚期古典的“假晶现象”的区域，即在以弗所和卡尔西顿宗教会议上战胜西方犹太教和调和宗教的保罗派基督教的区域。假晶现象的建筑类型，不论对犹太人来说，还是对异教徒来说，都是巴西利卡。它运用古典的手段去表现与之相反的内容，结果却没有办法从这些手段中摆脱出来——这就是“假晶现象”的本质和悲剧。“古典的”调和主义越是把一种寄身于欧几里得式的地区的崇拜修正变为具有不确定的不动产的共同体所信奉的崇拜，庙宇的内部的重要性就越是超过外部，但不必太多地改变设计、屋顶或柱子。空间感是不同的，但——首先——表现空间感的手段没有什么不同。在帝国时代的异教建筑，有一种可感觉到的——尽管迄今无人觉察到——运动，那就是从整个地具体有形的奥古斯都时代的神庙——在那里，内殿是虚无的建筑表现——到只有内部才具有意义的庙宇。最后，多立克柱廊的外部图象被变换成四面的内墙。列柱排在无窗的墙壁前，代表对外空间的一种拒斥——也就是，对古典的观者来说，是对内空间的一种拒斥，而对麻葛式的观者来说，是对外空间的一种拒斥。因此，整个空间究竟是像在巴西利卡本身中那样被笼盖在里面，还是像在巴勒贝克（Baalbek）的具有巨大前厅而后来又变成了清真寺的一个立面、且可能是源自南阿拉伯的太阳神神殿中那样仅仅是内殿的空间，根本无关紧要。在这种建筑中，本堂由大殿延伸出来，并被一些厅堂团团围住，这不但在东方叙利亚大草原［尤其是豪兰（Hauran）］一带的巴西利卡类型的特殊发展中可以看出来，而且在作为导向祭坛的各阶段的门廊、本堂和唱诗席的基本布置中也有所暗示——因为耳堂（最初是大殿的侧厅）是通向暗处，只有本堂本身与后殿是对应的。这一基本意义在罗马的圣保罗教堂中体现得最为明显，尽管假晶现象（古典神庙的倒转）支配着技术手段，亦即列柱和线脚。基督徒对卡里亚（Caria）的阿弗罗狄西亚（Aphrodisias）的神庙的重建多么具有象征意义，在那里，列柱内部的内殿被取消，而代之以列柱以外的一面新墙。
反之，在“假晶现象”的地区以外，洞穴感受自由地发展了它自己的形式语言，因而在这里，受到强调的是确定的屋顶（而在其他地区，对古典的世界感的抗拒只是导致了建筑内部的发展）。圆顶、穹顶、圆拱、肋拱的各种可能性作为技术方法在何时何地出现，正如我们已经说过的，是无关紧要的。具有决定性意义的是这样一个事实，即大约在基督诞生和新的世界感出现的时候，一种新的空间象征主义就已开始利用这些形式，并对它们大大地加以发展了。这很有可能可以说明美索不达米亚的拜火神殿和会堂［可能还有南阿拉伯的阿赫塔（Athtar）的神殿］原本是圆顶建筑。当然，加沙（Gaza）的异教神殿也是如此，还有，早在保罗派基督教于君士坦丁时期掌握这些形式之前，来自东方的建造者就已经把它们视作迎合世界大都市人趣味的新奇玩意引进了罗马帝国的各个角落。在罗马本身中，大马士革的阿波罗多鲁斯在图拉真时期就受雇建造“维纳斯和罗马”神庙的穹顶，而卡拉卡拉（Caracalla）的大澡堂的圆顶大厅和加列努斯（Gallienus）时期的所谓“医神密涅瓦”的神殿则是由叙利亚人建造的。但是，所有寺院中最早的杰作是哈德良重建的万神殿。在这里，皇帝毫无疑问是在模仿他在东方看到的祀拜建筑以满足自己的趣味。中央圆顶的建筑——在那里，麻葛式的世界感获得了其最纯粹的表现——扩展到了罗马帝国的疆域以外。对于从亚美尼亚甚至一直扩展到中国的景教来说，它是唯一的形式，如同它对于摩尼教徒、玛兹达教徒一样。并且当假晶现象开始瓦解、调和主义的最后崇拜开始消亡时，它也在西方的巴西利卡上成功地打上了自己的印记。在法国南部——在那里，甚至晚至十字军时期还有摩尼教派——东方的形式被本土化了。在查士丁尼的统治时期，这一东方形式和西方巴西利卡的相互渗透，产生了拜占廷和拉韦纳的圆顶巴西利卡。纯粹的巴西利卡被推进到日耳曼的西方，在那里，经由浮士德式的深度冲动的力量，这种巴西利卡变成了主教堂。圆顶巴西利卡接着又从拜占廷和亚美尼亚扩展到俄罗斯，在那里，它逐渐地被视作是属于一种将注意力集中于屋顶的象征主义的建筑外部的一个要素。但是，在阿拉伯世界，一性论派和聂斯脱利派基督教以及犹太教和波斯教的继承者伊斯兰教，将那一建筑形式发展至于淋漓尽致。当伊斯兰教徒把圣索非亚教堂变成清真寺的时候，他只是拥有了一宗古代财产。伊斯兰教的圆顶建筑，追随玛兹达教和景教的足迹，一直传到山东和印度。在西方的最南端，西班牙和西西里，清真寺也成长起来，而且在那里，风格看起来更像是其东方…亚美尼亚…波斯的样式，而非其西方…阿拉米…叙利亚的样式。而且，当威尼斯向拜占廷和拉韦纳（圣马可教堂）看齐的时候，巴勒莫（Palermo）的诺曼…霍亨斯陶芬王朝统治的辉煌时代使得意大利西海岸的城市、甚至佛罗伦萨学会了欣赏和模仿这些摩尔人的建筑。实际上，有许多文艺复兴的思想认为是古典的动机就源自于此，例如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