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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和庆王（皇叔祖）既然都一意赞成共和，则宣统之退位，就是弹指间事了。
高干子弟不知轻重
但是任何政权都有它的‘极端派’（ Fundamentalists ），三百年的大清王朝，何能例外？因此，在民、清两方和议初起时，以禁卫军总统良弼，和恭亲王溥伟为首的，年轻的满族亲贵，即已组成个有形无形的‘宗社党’，极力主战。他们甚至认为袁世凯是个比革命党更可恨的‘心腹之患’，曾计画将袁某暗杀之。这种败事有余、成事不足的‘亲贵’和高干子弟，在义和团时期，曾闯下过滔天大祸。在西太后的包庇之下，他们要杀一龙二虎，却几乎把大清帝国弄得被列强所瓜分。可是这次他们连闯祸的机会也没有了。袁宫保为防他们捣乱，一通电话，便把良弼‘踢上层楼’（ Kick him upstairs ），调良弼为上级有名无实的‘军咨使’；内调冯国璋代替良弼，总统禁卫军（袁的八三四一）。冯曾是攻杀革命军三千人的清军头号战将，其后也一直主战，为宗社党人所看重。但是袁宫保总归是他的‘老爸’，袁说一，冯不敢说二也。
军人干政。刺客横行
袁公保那时显然是鸿运当头。上节曾言之，三个革命党刺客曾于一月十六日，谋炸老袁不中，反增加了袁某的政治资本。谁知十天之后，另一革命党刺客彭家珍，去炸良弼，竟巧遇于途，一击而中。不要命的刺客，当场身亡，良弼却腿断、血流，越日始惨死。北京为之全城震动。
读者知否？辛亥年间，革命党的炸弹，是足令二岁小儿不敢夜啼的。我们安徽的第一大商埠芜湖，在辛亥年间，就是被两个锡纸包的鸭蛋‘光复’的（目前的名词叫‘解放’）。‘锡纸’是从香烟盒子里借用的。笔者儿时不乖，那时去古未远，我今日还记得我的‘奶妈’警告我说：‘革命党来了。’据她告诉我，革命党一个炸弹可以炸四十里。乖乖。
彭家珍烈士那时在北京一弹，真炸得全城亲贵，狗走鸡飞。‘孙文’那时在北京的声名，也是个红眉毛、绿眼睛的江洋大盗。他手下的梁山好汉，都是飞檐走壁，无孔不入的。五鼠闹东京，八十万禁军也奈何他不得，何况还有手枪炸弹！在那时的北京城里，七侠五义对社会的影响不在四书五经之下呢。一弹强于十万军，强横的宗社党，就被彭烈士的一弹炸掉了。雪上加霜，清军将领四十二人（后增至五十人），在湖广总督段祺瑞领衔之下，也于是日通电全国，迫清帝很位。
二月十二日，清帝溥仪正式下诏退位。南京孙大总统遵誓解职，参议院改选袁公继任，其后四年的中华民国，就是袁世凯的天下了。附注：笔者早年服务哥大期间，曾受美国社会科学研究会（ The Social Science Research Council ）之委托，试编一部中国近现代史史料的‘注释目录’ Annotated Bibiography ），第十年之功，积稿数十箱，始知虽白首穷经，亦非一人之力所能胜任。七○年代转业纽约市大，乃作较有选择性之努力。有关辛亥革命这一专题，除搜罗海内外专研机构，如近史所、档案馆、国史馆一类，公有收藏之外，复乞授于专治辛亥史之老友章开沅与谢文孙两教授，以及李宗一（已故）、孙思白、李新众权威，多承倾囊相助。以致个人所集书目文题，竟至四千种上下。其是叩感不尽。就笔者个人管窥，辛亥革命，可能是中国近代史上，各界史家著述最多之一专题，任何学人白首穷经，亦难毕其十一，直是修道之士所谓，真理半张纸，闲言万卷书，从何读起？因此，笔者个人平生授徒课室，或打字书斋，总思以最简明的，通俗词句，试作不偏不倚的，与成见较少的‘半张纸’之言，让读者自作其客观之评论。世上未有历史家没有成见者，但求其‘较少’而已矣。虽不能至，心向往之也。史料注释，拟于另篇评述，此篇从略，乞师友读者教之。
一九九八年三月三十日于北美洲
项城不作虚君 遁初志在首相
在中国数千年的历史上，若论开国元勋主持国政的时间，则中华民国开国的第一任临时大总统孙文，可能是为时最短的了。孙公于元年元月元日，宣誓‘就职’为中华民国第一任临时大总统，到二月十四日，他就向参议院‘辞职’了。参议院也决议接受他的辞职；虽然孙公延迟到四月一日，始正式‘解职’。因此从就职到解职，孙文先生只做了四十五天的‘临时大总统’；从就职到解职，他也只担当实际政务三个月。这不特在民国史上是最短的一任总统，在中华五千年史上，也是最短一任的开国元勋了。
孙去袁求，袁世凯是宣统皇帝溥仪，于二月十二日下诏退位后三日；也是孙文大总统向参议院正式辞职后一日，由中华民国临时参议院，于二月十五日，在南京全票选出的中华民国第二任临时大总统。笔者在前文已提过，袁本另有打算，要由他自己承清朝太后之命，召集国会，决定国体，然后由国会选举他做总统。如此他就不需要做革命党的总统了。但是天下事哪有那样尽如人意的呢？不得已而求其次，他现在也只有通电接受革命党参议院所推选的大位。如今既接受此职，你得接受他们所通过的实行内阁制的约法，和以南京做首都的决定了。袁对做总统的法律根据，暂时不敢提异议；对以南京做首都，他就推宕了。猛虎不能离山，袁世凯何能离开北京呢？南方就决定派遣迎袁专使，迎袁南下。
迎袁专使与京津兵变
事实上孙之让袁，原是不得已而为之，政治是最现实的，既让之又想严密控制之，就是一厢情愿了。因此专使之无法达成任务，也就不待智者而后明了。这次南京派往北京的迎袁专使团是由教育总长、德胜于才的好好先生蔡元培进士领队的。团员计有宋教仁、汪兆铭、钮永建、王正廷、刘冠雄、魏辰组、曾昭文、黄恺元等八人。专使团由孙大总统于二月十八日授命，二十二日偕同唐绍仪自沪起程，取海道北上，二十六日抵北京，翌日谒袁，恳谈，欢宴。袁似无拒绝南下之意，蔡专使亦甚乐观。孰知二十九日深夜北京突然发生兵变，东安门外及前门大街闹市之中，枪生劈啪，火光烛天。变兵且破门突入专使行馆，蔡、汪等衣冠不整，各不相顾，分别越墙而逃。嗣经西人保护，辗转逃入东交民巷之六国饭店，始幸免于难。此变迅即蔓延至通州、天津、保定各要邑。这一来，袁乃据为口实，挽拒南下。蔡专使等白面书生，惊魂未定，也就电报孙公，不敢相强了。
这记兵变是袁某授意的呢？还是历史上另一个‘偶然’？历史家聚讼至今，仍无证据可下正确结论。据张国淦当时得自徐世昌的绝密消息，兵变原是袁克定的阴谋，想以‘黄袍加身’的办法，在皇城劫持溥仪，逼乃父称帝【见张氏遗著‘北洋述闻’；一九九八年三月上海书店出版；页四一─四四】。张氏当时曾是唐绍仪的随员，后为黎元洪谋主，其后并在内阁迭任要职，见闻甚广。然此说在当时虽甚流行，却始终未能确切证实。另据各方目击者记述，以及后来史学家，如吴相湘教授等的严密考证，皆一致认为实非袁之预谋，只是此变，正如月前袁之被刺未中，对袁之政治安排，却是变得其时也。本来民国之奠都何处，纵是革命党人，亦意见不一。南京孙、黄一派，虽力主奠都南京，汉方实力派的黎元洪、沪方光复会分子章炳麟等，甚至临时参议院内的投票纪录；以及掌革命党本身舆论的‘民立报’都主张建都北京。现在袁既不愿南下，再加上个兵变，奠都北京就变成历史的‘必然’了。
袁总统就职与大赦令
孙大总统在得到蔡专使的报告之后，遂咨请参议院审议，让袁以电报向参议院宣誓，在北京就职，然后整个临时政府迁往北京。孙总统既一言九鼎，三月八日袁的宣誓电报抵达南京，再经孙总统咨请参议院认可，袁世凯就于三月十日在蔡专使观礼之下，正式在北京就任中华民国第二任临时大总统了。但是其时仍留在南京的临时参议院，却扳请孙大总统，继续负责中枢政务，直至袁总统的内阁完全建立之后再‘解职’。因此，从三月十日至四月一日，孙公正式解职的三周时间里，中华民国曾有过两个合法的临时大总统。但是二公在历史上的表现，孙公的泱泱之风，就远非袁公所能望其项背了。虽然袁公那时在国民心目中的声望，似乎还在孙公之上呢……。举例以明之：袁公就职之后，立刻便颁布大赦令，彼固深知此令，一需参议院同意，二需内阁副署，始有法律效力，然袁之悍然为之者，显然是故意表示，他目无参议院与前任孙公也，这就缺乏大政治家应有的风度了；甚至可以说是以小人之心，作流氓之行了。而孙公颔之，未之计较，并咨请参议院‘追认’之，未动声色也。（有前总统之咨文，在法律上便可免新内阁之副署。）这就是孙中山先生的大政治家的风度了。这只是个个人的小意气，法律程序上，无足轻重的细枝末节，读史者亦多未察也。然见微知著；不谨细行，终累大德，袁公后来之身败名裂，都可于此等细微人品中见之。执简者；能不慨然？严肃的读者或许认为这只是因为袁之缺乏现代法学常识，而非故意藐视孙公也，实际并非如此。原因是这时唐绍仪亦在北京，朝夕在袁之侧，足备咨询也。证诸后来史例，此时唐绍仪显然曾大力劝阻，而袁氏不为所动也。
是耶？非耶？一个政客每好逞一时之快，而罔顾死后遗臭历史，是愚不可及也。当政者应知生前自律才好。
袁政府与唐内阁的架构
袁公就职后，孙总统乃于翌日公布采行法国式责任内阁制的‘中华民国临时约法’，袁总统遂依法于三月十三日任命唐绍仪为民国之第一任国务总理，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