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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没有什么精明透顶、扎着金利来领带、一心只想赚钱的律师,也没有什么看守所的阴暗小屋和那些有鼻子有眼儿的谈话,就是说──一切根本就没发生。
没错儿,我知道是幻觉,而且知道产生幻觉的原因。这里边因素很多,但主要是饥饿所至。如果没记错,打从来到山上的那天早上算起,我已经整整5天没有吃东西了。当然我说过──来的时候,莲子和林黛倒都带了不少食物,一人一大包──头一天晚上,把这件事定下来之后,我们三人就一起去了那间24小时营业的超市,买回了不少可口的东西,想起来真让人垂涎三尺──大磨房的面包,正宗的广式香肠,最可气的是还有一大块我最爱吃的驴腱子肉。除此以外,还有一大堆被她俩洗干涮净的新鲜水果──苹果、桔子、香蕉、葡萄、草莓、樱桃等等。可是,所有这些,都被她们在离开前,一样样地从我的头顶上抛下了深深的沟壑。我心里很清楚,莲子和林黛绝对是故意这么干的,所以才会让这些东西像天女散花似的从我的周围纷落而下,无非是藉此表达她们对我的仇恨。
我承认,我的反应还是太慢,尽管有好几样东西简直就是从我的鼻子前面飞下去的,可我却一样儿没抓着,因而几日来,我只能靠我身边树枝上那些数量不多的野酸枣维持生命。严重的营养不足非但深深地损伤了我的神志,使我的听觉也遭到破坏,正因为如此,我才会什么声音也听不见。就连我的视力也受到了影响,要不然,为什么当我遥望夜空时,月亮会变得越来越模糊呢。
我知道我的形势严峻──从昨天起,生长在峭壁之上的这棵野酸枣树因不堪我的重负,树根正一点点地松动,随时会与我一同掉下去。对此我毫无办法──从这里到崖顶,少说也有80米,根本不可能爬上去。下面就更深了,有250米都不止,一旦这棵树脱落,我必定粉身碎骨。
说起来,一切还是赖我,如果我一声不吭、不暴露我掉在了树上,就权当自己已经摔死,那么把我推下来之后,莲子和林黛一定会报警,让警察寻找我的尸体,那样一来我就会有救了。可我当时没有把握住自己──我实在是太惊慌,刚一掉在树上就拼命喊叫。因为愚蠢,我失去了生还的机会,眼睁睁地望着她俩的身影消失在崖顶上。
现在,我很清楚等待着我的是什么结局──要么跟着这棵树一起坠下悬崖摔死,要么饿死在树杈上。只是,有些问题我一直弄不清──到底是谁先发现了我的阴谋?是莲子还是林黛?这两个女人把我干掉之后,又如何解决她们之间难以调解的矛盾?算了,现在提起这些事儿显然已经毫无意义,可有一点我实在是想知道──究竟是谁在我的身后把我推下的悬崖?是莲子?还是林黛?显然,我无法在活着的时候得到答案,我只能带着这个巨大的问号一个人先去天堂。
不过,我会耐心地在上面等,等到将来莲子和林黛都去了那里,我们三人见了面,再向她俩问个明白。
并蒂莲
3号车厢
如果你那天早上乘坐了那趟从天津开来的火车,并且恰好上了3号车厢,就一定会看见我故事里的第一个出场的人物。他是个引人注目的年轻人,身高达到1。84米,非常漂亮,生着一张比女人还白皙的脸:宽宽的额头,高高的鼻梁,两片性感的嘴唇,眼窝深深的一双迷人的大眼具有极强的诱惑力。不管哪个男人,一旦发现他正朝自己的老婆望去,都会把拳头握得咯咯作响。总之他非常帅,在整个儿黄种人里边称得上出类拔萃。倘若你是那种十分挑剔的主儿,非得让我指出哪有缺点,我真不知该说什么,只能告诉你他多多少少有些单薄,不是很魁梧罢了。
他的衣着也很得体,虽然是一位年轻的现代派画家,但此刻的打扮却不像他的很多同类那样令人晕眩,只穿着件熨烫得十分平整的浅蓝色水洗布衬衫,一条颜色稍深但布料相同的裤子。当火车到站,他从车厢跳下月台的一瞬间,你会看见他一尘不染的软帮休闲鞋,同样一尘不染的雪白袜子,以及头上松软飘逸的乌黑长发。
出站时,他在地下通道里碰巧和一群正在转移工地的四川民工走在了一起,南方人的矮小使他鹤立鸡群。因为受不了那些伙计身上一股子一股子的怪味儿,更怕那一卷卷令人生疑,说不定就有什么寄生物的铺盖挨蹭上自己,他厌恶地躲避着他们,并像不断提速的火车一样一次次加快脚步,迈着两只长腿朝出站口奔去。
据说,大凡那些潜心创作的艺术家,诸如画家、作家、剧作家、作曲家等等,总是无时无刻不沉浸于自己的艺术构想,常常便会心不在焉,即便他就坐在你的面前听你说话,也不一定就是真的在听,心思早就不知道飞到了哪儿。而一旦出门,免不了要丢三落四,不是忘了这个就是忘了那个。正是如此,当他来到车站广场时,才发现自己没有带手机。再一次摸了摸身上的口袋,他皱了皱眉头,无奈地朝一个公共电话亭走去。
如果我讲的故事拍成了电影,并且那个制片商舍得花钱,让摄影师包一架飞机或者一艘飞艇(一只热气球也可以)进行航拍,这时候画面便会跳切到北京郊外的一座别墅小区的全景。你便会看到小区里的一座座漂亮别墅的红色屋顶。与此同时,银幕的下方会出现一行字幕:
2003年,5月16日。
伴随着一阵阵号称由“40和弦”组成的“诺基亚”或者“摩托罗拉”的时尚手机铃声的画外音,镜头会从高高的天空之上推向其中一座紧靠小区栅栏的三层别墅;临近极限时,趁一个你不易察觉的当口(如果你本人就是电影制片厂的专业人士或者电影学院的老师当然会察觉),摄影师已经下了那架飞机或者飞艇(或者热气球)把摄影机搬上了一只升降机,让镜头从别墅二层的一扇窗户伸进去;跟着给你一个长长的“斯坦尼康”(很难解释的专业术语,你只需理解为极其平稳的移动摄影即可),贴着走廊的大理石地面一直推入一间敞开门的卧室。
然后,镜头会掠过被人仓促地扔在实木地板上的下列东西,按顺序分别为──一双男人的鞋、一双女人的鞋、一件男式短衫、一条粉红或着浅绿的连衣裙以及全套的丝质女士内衣———最终停在一条黑色的男式裤子上。
之所以这个长镜头落在这里,是因为一只手机在这条裤子的裤兜里持续地响着;而在被虚化了的背景中,你会影影绰绰地看到一张床,以及那上面模模糊糊,但仍然可以看出是由一男一女组成的两个人影儿。
在北京站的站前公共电话亭,刚刚下了火车的年轻画家正一遍遍地拨着同一个号码。终于,他听见有人接了电话。
“是我,赵鄂。”他说,“是……赵湘吗?”
要是我没猜错,你一定正根据这两个很相近的名字琢磨──怎么着?这两位都姓赵?一个叫湖北?一个叫湖南?哥儿俩吧?
事实的确如此。他们是亲兄弟。确切地说是双胞胎。当年这两个小宝宝降生人世时,那对幸福的年轻父母分别用自己的祖籍给他俩起了名字。由于手术室一个护士的疏忽,忘记了哪一个是先给掏出来的,弄得无论是他们的父母还是他们自己,都不知道谁是哥哥谁是弟弟,所以从儿时到现在,兄弟俩说话总是直呼其名。
如果我讲的故事拍成了电影,导演一般不会在影片刚刚开始两分钟就插入倒叙,马上啰里啰唆地告诉你这些二十七八年之前的麻烦事,因而当镜头生硬地切到接电话的人的场景时,你恐怕就给弄糊涂了,若不是听见两个只有一字之差的名字,很可能以为广场上的那个画家和别墅里光着身子的这一位是一个人。
这一点儿都不奇怪。这两位年轻的赵氏兄弟实在太像了──不光说是身高长相──他们身体的每一处,连同每一根手指的细部特征都丝毫不差(但指纹并不在其内,这一点我后面会做说明),所有能称之为“先天”或着说是与生俱来的东西,兄弟俩几乎是一模一样。这其中包括声音、举止、神态、笑容、哭相;除了这些,还包括走路的姿势、吃东西的禁忌,喜欢的发型、近乎病态的洁癖、对女人的品味等等。
据说,如果真是那种长得十分相像的双胞胎,那么在他们的孩提时代,只有父母可以区分;而一旦长大成人,譬如说他们上了大学──倘若隔上两三个礼拜没回家,老两口也会搞不清楚。等到他们结婚成了家,除了他们自己,就只有他们各自的妻子才知道谁是谁了。
总之──两兄弟的相像着实让不少人惊诧不已。
这其中就有我的那位警察朋友陈耳东(我故事里的一位重要人物,稍后将同你见面,略微古怪的名字的出处源于父母同姓陈)。他总是自诩见多识广,并坚持认为不可能两个人完全一样。
“总会有些不同吧?”陈耳东曾不以为然地说,“比如──这个脸上有麻子那个脸上有痦子?”这位还说,“再比如胎记──这个的胎记在大腿上而那个的胎记在屁股上?再比如……”
陈耳东以前一直固执地这么认为,但接手了发生于2003年5月16日的那起谋杀案之后,便完全改变了看法。虽然他认识这两兄弟时,其中的一个已经是尸体,可看到活着的另一个时还是惊得张大了嘴:
“真的是没一点儿两样,我当时……简直就以为撞见了鬼!”
不过──警察就是警察,我的这位朋友其后还是找到了赵氏兄弟的区别,但这是后话,这会儿我可不想跟你详细解释,暂且,先回到我的故事中来吧。
青年画家赵鄂打来电话时,他的孪生兄弟赵湘的心脏正在接受处在巅峰时刻的生理反应的考验,所以他无法马上接听。当脉搏从每分钟200降到160次左右,这一位才喘息着从那张床上探下赤裸的身体,伸出大汗淋淋的手臂捞起地板上的裤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