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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知道他打了一下午的电话，但我没去他的办公室。
“我接了许多电话，”他说，“事情变化得比我们想象的快。”
我听着，一言不发。
“与阿瑟打拉锯战，与德奥里奥法官讨价还价，你认识德奥里奥吗？”
“不认识。”
“他是个强硬派，但他人很好，公平，思想较开明。多年前他从一家大公司起家，为了某个原因决定要当法官。放弃了挣大钱的机会。经他手调解的案子比华盛顿任何一位承审法官都要多，因为他使律师们处于他的影响之下，而且很有手腕，他喜欢调解纷争，如果一件案子调解不成功，那么他就要求尽早开庭。他极力主张调解所有应审案件。”
“我想我听过他的名字。”
“我想应该如此。毕竟你在这个城市做过七年的律师。”
“反托拉斯部，在一家大公司，就在那边。”
“那，最后的时刻终于到了。我们已同意明天下午一点在德奥里奥的审判室见面，每个人都得去——三名被告，他们的律师，我，你，我们的受托人，以及任何涉及此案的人。”
“我？”
“对，法官要求你在场，他说你可以坐在陪审团的席位上旁听，但你得去。他想索回那份失窃的文件。”
“乐意奉上。”
“许多人都知道，他特别痛恨媒体。他从不允许记者进入他的审判室，禁止电视摄像机进入离他一百英尺的地方。他对这件案子闹得沸沸扬扬大为不满，他决定这次不对外公开。”
“诉状将成为公共档案。”
“是的，但他可以封存它，如果他想的话。我认为他不会那么做，他喜欢恫吓。”
“这么说他想庭外调解此案？”
“当然如此，他是法官，难道不是吗？每个法官都想庭外调解，好有更多的时间打高尔夫球。”
“他对我们的案子有什么看法？”
“他捂着底牌，但他坚持三名被告全部到场，而不仅仅是他们的手下人，我们在现场会看到能拍板的人。”
“甘特利？”
“甘特利会到场，我跟他的律师谈过了。”
“他知道入口处装了金属探测器吗？”
“也许吧，他以前去过法庭，我和阿瑟把他们的条件告诉了法官，他未置可否，但我想他不会惊讶，他见过的大场面多了，也了解陪审团的成员。”
“我的问题怎么说？”
莫迪凯好一会儿没开口，他搜肠刮肚想找一种既讲了真话同时又能安慰我的说法。“他将采取强硬路线。”
这种说法一点也安慰不了我，“什么是公平，莫迪凯？这事对我来说性命攸关，我的前途完了。”
“这不是公平与否的问题，你取走文件是为了纠正过错，你没有存心偷它，只是暂时借用。这是一桩值得称道的举动，但仍属于盗窃行为。”
“德奥里奥提到过它是盗窃行为吗？”
“提过，一次。”
这样看来法官认为我是个贼。看来人人都是一样的看法。我没有勇气问莫迪凯的看法，他也许会讲实话，我不想听。
他挪了挪庞大的身躯，我的椅子吱吱直响，但一点都没陷下去，我为此感到自豪。“我要你明白，”他正色道，“你说一句话，我们立即撤回这个案子。我们不要这个庭外和解，没人真正想要。受害人已死，他们的继承人不是身份不明就是身陷囚牢。和解有个好结果丝毫不会改变我的生活。这是你的案子，一切由你定夺。”
“事情没那么简单，莫迪凯。”
“为什么？”
“我害怕刑事指控。”
“你应该害怕，但他们不会那么做，也不会再向律师协会申诉。我可以立即打电话给阿瑟，告诉他我们握手言和，双方一拍两散，这正是他求之不得的事。这事很好办。”
“媒体会活吞了我们。”
“会那样吗？我们刀枪不入。你以为我们的客户真会在乎《邮报》对我们的看法吗？”
他在故意唱反调——只是嘴硬罢了，莫迪凯想保护我，但他同时又不愿放过德雷克和斯威尼公司。
有些人注定要受自己的伤害。
“好吧，我们放弃，”我说，“那我们能得到什么呢？他们双手沾满了鲜血却不受任何惩罚；他们把那些人扔到大街上；他们要为那次非法驱逐负全部责任，而且最终导致了我们当事人的死亡；可是我们竟然要让他们逍遥法外？这就是我们要做的吗？”
“这是保住你的律师执照的唯一方法。”
“那算不了什么，莫迪凯。”我说，语气中带着一丝苦涩。
但他是对的。这一切全是因我而起，只适合由我来做关键的决定，我取走了文件，于情于理都是个愚蠢的行为。
我要是突然临阵退缩，莫迪凯非气得昏过去不可。他的全部事业在于帮助穷人们重新振作起来，他的工作对象是那些没有希望、没有家、所得甚少的人，他们所求的无非是最基本的生活需要——一餐饭，一张干燥的床，一份体面的工作，一间付得起房租的小小的公寓。他的当事人的问题很少是由一家大型的私家公司直接引起的。
钱对莫迪凯来说算不了什么，因为高额赔偿对他的生活不会有什么影响，因为我们的当事人，正如他所说，不是已经死了，就是身份不明，或者身陷囹圄，如果不是因为我，他绝不会考虑在庭审前与对方媾和。他需要一场审判，一场巨大的轰轰烈烈的审判，有聚光灯，有摄像机，有新闻报道。他要这些不是为了个人出风头，而是为了向世人展示无家可归者每况愈下的窘境，审判不总是针对某个人的罪行，有时也可以充当宣传的工具。
因为我而使事情复杂化了，我的松弛的苍白的脸会出现在铁窗之后，我的律师执照会被吊销，从而生计也成了问题。
“我不会临阵脱逃，莫迪凯。”我说。
“我知道你不会。”
“让我来为你描绘一幅场景吧，如果我们说服他们出一笔我们能接受的钱，他们放弃刑事起诉，桌面上只剩下我和我的律师执照，将会怎么样？如果我同意中止律师资格一段时间，又会有什么后果？”
“首先，你将为这种处罚而承受名誉上的损失。”
“尽管听起来不雅，也还不至于像世界的末日。”我强辩道，对于那种尴尬的局面我极其害怕。我想起了沃纳，我的双亲，我的朋友，法学院的同学，克莱尔，德雷克和斯威尼公司的所有同仁，我可以想象出他们听到这个消息时的面部表情。
“其次，在吊销执照期间，你不许办案。”
“我会丢工作吗？”
“当然不会。”
“那我干些什么呢？”
“你仍然做你目前的工作，你到‘创建非暴力社区’、撒马利亚慈善中心、耶稣会，和其它一些你曾去过的地方接受咨询，你仍是事务所的正式合伙人。我们将称你为社会工作者，而不是律师。”
“这么说与过去没什么两样？”
“没什么不同。你看索菲亚，她接见的客户比我们其余的人加起来还多，差不多全城的人都认为她是个律师，需要出庭时，我自会处理。对你来说，一切照常。”
贫民法是由那些实践它的人制订的。
“如果我被抓住怎么办呢？”
“没人会那么做，公益工作和公益法律之间的界线不是那么明晰。”
“两年时间太长了。”
“说长也不长。我们不一定非得同意停业两年不可。”
“我想这没有商量的余地。”
“到了明天，凡事都可商量，但你需要做点调查工作，找出先例，如果有的话，看看类似情况下是怎样裁决的。”
“你认为以前曾发生过类似的情况？”
“也许。现在像我们这样的人有一百万，律师向来善于吹毛求疵。”
他错过了开会的时间。我谢了他，我俩一起锁上办公室的门。
我驱车奔向国会山附近的乔治顿法学院。那里的图书馆半夜才关门。对一个前途莫测的律师来说，再没有比这更好的地方让他藏身和思考了。
第三十七章
德奥里奥的审判室在卡尔·莫尔特里大楼的二楼，与基斯勒法官的审判室相去不远。我的严重盗窃罪的案子在基斯勒法官那里待审，而且要经过复杂的程序。大厅里充满了刑事辩护律师和那些经常在电视中或巴士站点可以看到的平淡无奇的普通人。律师和他们的当事人挤在一起，那些人看上去几乎都犯了某种罪，我简直难以相信我的名字会和那些人一同出现在待审名录上。
我们什么时候到达对我来说非常重要，但对莫迪凯来说似无此必要。我们不敢姗姗来迟，德奥里奥是相当守时的，但提前十分钟到达会让我受不了，唐纳德·拉夫特和阿瑟势必会对我指指戳戳，也许在开场前还会发些了无新意的议论。天知道他们还会带些什么人来，我可不想和蒂尔曼·甘特利共处一室，除非法官阁下已经到场。
我要在陪审团席位上找个位子坐下，旁听整个过程，不想被打扰。我们在一点差两分时进入审判室。
德奥里奥的助手在分发议程表。她把我们引向座位——我单独坐在陪审席上，对此感到满意；莫迪凯坐在与陪审席相邻的原告席上，我们的受托人威尔马·费伦早就到了，因为对即将讨论的问题没有任何补充意见，所以早已感到无聊。
被告席上各方的位置安排很策略。德雷克和斯威尼公司的人聚在一端；蒂尔曼·甘特利和两名律师在另一端；居中作为缓冲的是河橡公司的两名法人模样的人和三名律师，议程表中还列出了所有出席人的名单，被告方共有十三人。
我原以为，甘特利干过拉皮条的勾当，必定戴着戒指和耳环，穿着俗艳的衣服，谁知道不是这样。他身着漂亮的藏青色西装，穿得比他的律师好，正在看文件，对周围的人视若无睹。
我看见了阿瑟、拉夫特、内森·马拉穆德，还有巴利·纳佐，我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