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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赛，他们的视线在女大学生身上溜来溜去。
我们对他是老是少、是白是黑、是胖是瘦一无所知，所幸的是保安在左上口袋别有胸牌。我们在座位之间的通道上以及各个入口处来回搜寻。半场休息前，莫迪凯终于发现了他，他在第四入口处无意中撞见了一个搔首弄姿的女检票员，而那个地方我已检查了两遍。
麦凯尔身躯庞大，白皮肤，长相平平，年龄与我相仿，他的脖子和胳膊都很粗，胸膛厚实饱满，我和莫迪凯商量了几句，决定还是由我出面较好。
我用两根指头夹住名片，不慌不忙走向他，自报家门。“麦凯尔先生，我是迈克尔·布罗克，律师。”
他不解地望了我一眼，默默地接过名片。我打扰了他和那位检票员的调情。
“我可以问你几个问题吗？”我用审讯杀人犯的口吻问道。
“你可以问，我可以不回答。”他向那个检票员眨眨眼睛。
“你有没有为本市一家大的法律公司——德雷克和斯威尼公司干过保安工作？”
“有可能。”
“有没有帮他们疏散过住户？”
这句话击中了要害，他的脸色立即变了，一切都明白了。“我不这样认为。”他说着扭开了头。
“你肯定吗？”
“不，答案是不。”
“你没有在二月四号帮他们驱赶一座仓库中的住户？”
他摇摇头，咬紧牙关，闭起眼睛。德雷克和斯威尼公司已警告过他，或者多半威胁过他的雇主。
至少麦凯尔被吓得面无人色。那位检票员正全神贯注于她的指甲。他们把我赶开。
“迟早你必须回答我的问题。”我说。
他下巴的肌肉抽搐着，但仍一言不发。我不准备逼他太甚，他言辞不善，盛怒之下会饱我以老拳，把我这个无足轻重的贫民律师放倒。两个星期以来，我受的伤也够多的了。
下半场比赛我只看了十分钟。离开时背上一阵痉挛，那是车祸留下的后遗症。
又为露比选择了一家地处贝塞斯达市北郊的新的汽车旅馆，仍然是每晚四十美元。三个晚上过后我再也负担不起这种独居疗法的费用了。梅甘认为让露比回家的时候到了。如果她决意戒毒，她必须过了街头这道难关。
星期二早晨七点半，我来到旅馆的二楼敲她的门。梅甘告诉我露比住220房问。没人应门。我又敲了几次，试着拧了一下门把手，门锁着，我来到前台，让服务员打电话到220房间，还是没人。没有人结账离开，也没听说有异常事件发生。
我召来一位经理助理相间，并使她相信情况确实紧急。她叫来一名保安，于是我们三个人上楼查看，一路上我向她解释我们正帮露比戒毒，因此房间不是以露比的名字登记的。她得知我们把她的旅馆作为戒毒场所颇为不悦。
房间里空空如也，床上纹丝未动，显然夜里没人住，一应物品均未挪位，也无一件她的物品留下。
我谢过他们后离去，这家旅馆距我们办公室至少十英里，我打电话提醒梅甘，然后驱车在拥挤的车流中奋力向城里赶。八点一刻时路遇红灯，我打电话到办公室，问索非亚有没有见过露比，她说没有。
诉讼条款简短而有力，作为朗蒂·伯顿和她的孩子的遗产监护人，威尔马·费伦将起诉河橡、德雷克和斯威尼、TAG三家公司，状告他们蓄意非法驱逐住户。案子条理清晰，因果关系明显。倘若不被赶出公寓，我们的当事人便不至于流落街头；倘若不流落街头，他们便不至于丧命。道理很简单，正因为其简单才更有说服力，相信任何陪审团都会做出正确的判断。
由于被告的疏忽或故意的举动而导致的死亡是可以预见的。厄运降临在那些漂泊街头者的头上，尤其是带着孩子的单身母亲，什么都有可能在她们身上发生。非法将他们赶出家门，如果他们遭遇不测那么你得付出代价。
我们也曾考虑过为那位“先生”的死讨个公道，他也属于被驱逐者一员，但他的死不能算做可预见的死亡。挟持人质、被击身亡不足以构成民事案中的一环，况且，陪审团对他也不会有什么好感，我们只好让他长眠于地下了。
德雷克和斯威尼公司会立即敦请法官催促我归还文件，法官很可能会同意他们的请求。我如交出文件就等于自认有罪，我的律师执照会被吊销，而且，被窃文件不能用作证据。
星期二我和莫迪凯将起诉书的终稿浏览了一遍，他再次问我足否愿意打这场官司，为了保护我，他愿意彻底放弃这个案子，我们曾反反复复商量过这件事。我们甚至有过这样的打算：暂且放下伯顿的案子，与德雷克和斯威尼公司讲和，洗刷我的罪名，待一年后事情稍稍平息，再把案子悄悄转给莫迪凯的朋友，这个主意不算高明，我们刚一有这种念头就把它否定了。
他在诉状上签了名，我们动身去法院，他开车，我把诉状又看了一遍，离法院愈近，我感到手中的诉状愈沉。
庭外和解是关键。德雷克和斯威尼公司极注重自身的形象，以信誉可靠、服务上乘而著称。案件如曝光则必然使它的声誉受损。我了解这帮精英律师的心思和禀性，他们推崇从不出错，如果被识破了，他们肯定会气疯的。他们向来是一面大把捞钱，一面奢求树立同情弱者的形象。
德雷克和斯威尼公司错了，尽管我怀疑它还不清楚错误的严重性。我想象着布雷登·钱斯此刻一定把自己反锁在办公室内，战战兢兢地祷告，希望自己能逃过此劫。
但是我也错了。也许我们双方都作些让步，达成协议，如若不然，莫迪凯就有幸将这个案子很快交给一个友善的陪审团去审，并向他们索取高额赔偿；公司也会将我告上法庭，让我付出惨重的代价，后果不堪设想。
伯顿一案永远不会对簿公堂。我知道他们是怎么想的，他们没有勇气面对特区的陪审团，稍一受挫就会使他们争相谋求减少损失的法子。
亚伯拉罕的大学同学蒂姆·克劳森是《邮报》的记者，正等在法官办公室外，我们给了他一份诉状副本。莫迪凯提交原件时他看完副本，随即向我们提问。我们自然是有问必答，但要求他不得发表。
伯顿一家的惨剧很快成为华盛顿的热门政治话题，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关注，一时间舆论大哗，市当局各部门的头头互相指责，中议会指责市长，市长反过来指责市议会和国会。众议院的一些右翼分子早就心怀不满，这次终于逮着机会，将市长、市议会和市当局一占脑儿给骂了。
将这个案子归咎于少数富裕的白人律师，这本身就是极好的新闻素材，人如其名，克劳森冷酷无情、尖酸刻薄①，再加之他在新闻界浸淫有年，所以对这件事表现出空前高涨的热情。
①克劳森的英文为“Claussen”，与英文“callous”音形相近。“callous”有“对别人的感受漠不关心”之意。
新闻界对德雷克和斯威尼公司的狂轰滥炸并未使我良心上感到丝毫不安，我只不过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上周我被捕的消息就是他们透露的。我能想见当时拉夫特和他那帮讼棍们兴高采烈地围坐一桌。对！把他被捕的消息透露给媒体；不仅如此，最好再提供一张他的照片，他们以为这样做会使我难堪，羞辱我，让我内疚，迫我交出文件，他们就可以为所欲为了。
我了解他们的心思，知道这套游戏是怎样进行的。
我知道怎样应付记者。
第三十章
我独自一人在“创建非暴力社区”接待咨询者，并且迟到了两个小时。他们耐心地坐在门廊的脏地板上等候，有的在打盹儿，有的在看报。开门的厄列对我的迟到很不满，他有自己的事要做。他为我打开了接待室，递给我记事板，上面写着十三个等待面谈的人的名字，我叫进第一个。
我惊讶于我在一周内发生的变化。几分钟前我走进大楼时丝毫不担心遭到枪击，在门廊里等厄列时也没意识到自己是个白人。我倾听那些求助者的诉说，很快就能为他们拿定主意。我甚至连外表也变得与他们相似：胡子一个星期没剃；头发盖过了耳朵，长得乱蓬蓬的；卡其裤起皱了；夹克衫也不齐整了；领带松松垮垮；耐克鞋式样虽未过时但已经很破了；戴一副角质架眼镜，活脱脱一副公益律师的形象。
那些前来求助的人可不关心这些，他们只想找个倾诉的对象，而这是我的本职工作。名单上的人数增加到十七名，我花了四个小时才解答完毕。我忘记了即将到来的与德雷克和斯威尼公司的交锋，也忘记了克莱尔，我发现后者更容易做到，这使我感到惆怅。我甚至忘掉了赫克托·帕尔马和我的芝加哥之行。
但是我无法忘记露比·西蒙。每一个新客户的到来都使我想起她，我并不担心她的安全，她在街头生活的时间远比我长。她为什么舍弃一个有电视和淋浴的干净的旅馆房间，而冒冒失失地闯向街头，人找一辆破车栖身呢？
她是个瘾君子，这是最明白也最自然的答案。可卡因像块磁铁，把她引向街头。
如果我不能使她在郊区旅馆里呆三个晚上，那么我该怎么做才能帮她戒断毒瘾呢？
这并不取决于我。
下午很迟的时候，接到了我哥哥沃纳打来的电话，突然打乱了我的工作步骤，他人已到了华盛顿，来这儿临时出差，因为不知道我的新号码所以现在才打通电话。他问我们在哪儿见面吃饭，我开口之前他就抢着说他来做东。他说有一家新开的馆子，名字叫丹尼欧，他的一个朋友一个星期之前吃过，味道很不错，很长时间以来我都没想到要好好吃一顿了。
去丹尼欧我没意见，那是一家时髦的、热闹的、价昂的、挺糟糕的餐馆，接完电话我拿着听筒愣了好一会儿神。我不想见沃纳，因为不想听他教训，他来这儿不是出差，虽然他每年大约有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