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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不用多说，那个家伙精神失常。如果说一个人做疯狂的事情是因为他是个疯子，这是毫不明智和愚蠢的认识。一个疯子在他的行为之中，如同正常人一样，是符合逻辑和富有理智的——这主要是依据他那偏执的观点。比如说，有一个人浑身上下除了一块遮羞布外什么也不穿，还要坚持外出，他的行为看起来是怪异绝顶。可是你一旦明白，这个人非常强烈地认定自己就是圣雄甘地，那么他的行为就完全是理智和合乎逻辑的。
“在本案中，有必要考虑一种智能。这种智能正是这样组成的，干四起或更多的谋杀案并且事先写信向赫尔克里·波洛声明，这种智能认为这样做是符合逻辑和理智的。
“我的朋友黑斯廷斯将告诉你们，在收到第一封信的时候，我确实是挺沮丧的，可在片刻之间，我看到这封信当中必定有什么事大错特错了。”
“你所言极是。”富兰克林·克拉克冷冰冰地说。
“是的，可在一开始，我就犯了一大错。我允许自己的感觉——我对那封信的强烈感觉——只是一种纯粹的印象而已。我把那封信当成了一种直觉。在一个全面、理性的头脑当中，是不会有直觉这样的事物存在的，它仅仅是一种受到启发的猜想！当然，你可以进行猜想——而猜想就会有对有错。如果它是对的话，你就可以称之为直觉。如果它是错的话，你通常不会再谈到它。可是经常被称作是直觉的事物，其实是一种以逻辑推理结论或经验为基础的印象。当内行人感到一幅画、一件家具或是支票上的签名有什么不对劲的时候，他其实是把这种感觉建立在许多细小的迹象和细节之上的。他毫无理由探究细枝末节——他的经验会排除掉这种做法——最终的结局是留下确切印象，这种印象表明会有错误之处。可这并不是一种猜想，是一种以经验为基础的印象。
“Eh bien（法文，意为：好吧。——译注），我承认，对于第一封信，我并没有以应有的方式来考虑它。它使我极端的焦虑不安，警方则认为这是个恶作剧。我自己是谨慎以待，确信如信中所言，将会有一场谋杀案在安多弗发生。正如你们所知道的那样，确实有一场谋杀案发生了。
“就像我充分认识到的，还没有办法来识别干那件事的人是谁。我唯一能做的事情是尝试着去理解是什么样的人干的。
“我也了解某些迹象。那封信——那种犯罪的方式——被谋害的人。我必须发现的是：犯罪动机，写信的动机。”
“是为了公众影响。”克拉克建议道。
“肯定有一种自卑情结。”托拉·格雷补充道。
“当然，那是显而易见的。可为什么会是我呢？为什么是赫尔克里·波洛？如果把信寄给苏格兰场，保证可以获得更大的公众影响。寄给报社也会有更大的影响，报社可能不会把第一封信刊登出来，但是第二场谋杀案发生的时候，ABC 便可以确保所有的新闻界能提供的公众影响。然后，为什么会针对赫尔克里·波洛呢？这当中是否是因为有什么个人原因呢？在信中倒是分辨得出，有一点对外国人的轻微的仇视——可用来解释这个事件，但这还不足已令我感到满意。
“随后，第二封信到达——接着便是贝克斯希尔的贝蒂·巴纳德谋杀案。现在已变得很清楚了（这也是我早就怀疑的），这些谋杀案是用一个字母顺序的计划来进行的，可是，对每个人来说，这个事实看来已成定形，却使留在我心目中主要的问题一成不变。ABC 有什么必要来干这些谋杀案呢？”
梅根·巴纳德在座位中激动起来。
“这样的事难道不像是——是一种血腥的贪婪？”她说道。
波洛转身朝向她。
“你说得不错，小姐。确实有这件事，那种杀人的欲望，这不太符合本案的实质。一个充满杀人欲望的杀人狂通常会想要杀死尽可能多的受害人，这是种周而复始的渴望。这样的凶手的强烈愿望便是藏匿起他的踪迹——而不是加以宣扬。当我们对四个被选中的受害人进行考虑——或者说，至少他们当中的三个人（因为我对唐斯先生和厄斯菲尔德先生了解甚少），如果他挑选了这些人，凶手可以杀死他们后而不引起任何怀疑。弗朗兹·阿谢尔，唐纳德·弗雷泽或梅根·巴纳德，还可能是富兰克林·克拉克先生——那些证据。人们怎么也不会想到有个不知名的杀人凶手！那么，为什么凶手会感到有必要把注意力引向自身呢？有必要在每具尸体上留下一本ABC 铁路指南书吗？那是种强迫的做法吗？是不是有什么与铁路指南相关的情结？
“我发现，要探究凶手的心理是挺不可思议的。那肯定不能算是宽宏大量！是不是把一种对犯罪责任的恐惧强加在一个无辜的人身上？
“尽管我无法解答那个主要的问题，我倒确实感觉到从凶手那里了解到某些情况。”
“比如说是什么情况？”弗雷泽问。
“首先呢——是他有一种平面状的心理。他的罪案以字母顺序的递进来进行排列——那么对他而言，这显然很重要。在另一方面，他对受害人并没有什么特别的品味——阿谢尔太太，贝蒂·巴纳德，卡迈克尔·克拉克爵士，他们彼此之间相差甚大。没有性别情结——也没有特定的年龄情结。对我而言，那是个相当奇怪的现象。如果一个人不加区别地杀人，这通常是因为他要根除掉那些挡住他去路或惹他恼火的人。可是字母顺序的递进表明，在这里情况可不是这样。另一种类型的凶手通常会挑选某一类特定的受害人——几乎总会是异性。ABC 的程序当中有些偶然性，这在我看来与字母顺序的选择格格不入。
“我允许自己做一个小小的推理。ABC 的选择使我想起我称之为‘铁路迷’的人，这在男人当中比女人更为普遍，男孩子要比女孩子更喜欢铁路。同样，在某些方面，这也可能是思维未完全定形的一种迹象。‘男孩’的动机仍然是占主导地位的。”
“贝蒂·巴纳德的死亡和它的方式令我获得了其他方面的启发。它死亡的方式尤其令人浮想联翩（对不起，弗雷泽先生。）。首先，她是被人用自己的腰带勒死的——那么杀害她的人肯定同她有着友好或亲密的关系。当我了解她性格当中的某些方面时，我的心中就生成一幅图像。
“贝蒂·巴纳德是个爱调情卖俏的人，她喜欢让风度翩翩的男士来注意她。因此，ABC 为了要说服她跟他外出，必须具备一定程度的吸引力——即性别的吸引力。他必须有办法，如同你们英国人所说的那样，去‘结识异性’。他要能够与女人一拍即合！我设想海滩上的场景是这样的：那男人恭维她的腰带，她便解下来，他玩耍一般地把腰带缠绕在她的脖子上——也许会说‘我要勒死你’。一切都是在打打闹闹之中，她咯咯地笑——而他则拉紧——”
唐纳德·弗雷泽跳将起来，他脸色发青。
“波洛先生，看在上帝的份上。”
波洛做了个手势。
“我已讲完，已结束了。我们再接着谈下一场卡迈克尔·克拉克爵士的谋杀案。在这里凶手又回复到他的第一种手法——猛击头部。这是相同的字母情结——可有一个事实令我担心，凶手应该以某种特定的顺序来挑选这些城镇，以保持一致。
“如果安多弗是A 目录下的第155个名字，那么B 谋杀案也应该是B 目录的第155个——或156个，然后C 谋杀案则是第157个。在这里，这些城镇是随机进行挑选的。”
“在这个问题上，难道不是因为你有失偏颇，波洛？”我提议道。“你自己通常是挺有条理的，这对你来说几乎是种弊病。”
“不，这可不是弊病！Quelle idee （法文，意为：什么观点。——译注）！可我承认，在这一点上，我可能是有点过分紧张了。Passons （法文，此处意为：先不谈这个。——译注）！
“彻斯顿谋杀案给我的帮助极少，我们一点运气也没有。由于那封信误入歧途，因而我们无法做什么准备。
“可凶手在宣称D谋杀案的时候，我们已形成了一种相当艰巨的防御体系。ABC 已不能再寄希望于侥幸地干谋杀案，这是显而易见的事。
“还好，那时候我刚好才考虑到长统袜的线索。很显然，有一个推销长统袜的人曾在每一个犯罪现场或附近地区出现，这绝对不是一种巧合。因为，那个推销袜子的人就必定是凶手。我要说，对那个人的描述，就像格雷小姐对我所说的话，并不符合我自己对那个勒死贝蒂·巴纳德的人的印象。
“我会迅速地越过以下几个步骤。第四场谋杀案最终发生了——那个名叫厄斯菲尔德的人被谋杀——这看起来，像是与那个叫唐斯的弄错了，他倒也差不多是同等身材，在电影院里两人也相邻而坐。
“而现在，高潮终于来临。ABC 事与愿违，他被识别——遭到逮捕——最终束手就擒。
“这件案子，正好是黑斯廷斯所说的那样，就此结束。
“对公众而言，这是顺理成章的事。那家伙已在狱中，他最终的下场无疑会像布罗德莫尔。从此不会再有更多的谋杀案，他将消亡！一切都终止！安息吧。
“可是，对我来说，情况绝对不会是这样的！我什么情况都不了解！一点也不知道原因何在。
“另外，还有一个令人挺伤脑筋的事实，在贝克斯希尔谋杀案案发当晚，那个卡斯特有不在现场的证据。”
“这也一直令我烦恼不已。”富兰克林·克拉克说道。
“是的，它让人烦恼。那个不在现场的证据，确实有点像是真的。但它也可能不是真的，除非——现在，让我们来看看这两个非常有意思的推测。
“请设想，朋友们，卡斯特确实干过三件谋杀——A 案、C 案和D 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