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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士。”（黄伯禄《正教奉褒》）由此可见，朝廷内保守势力还曾与宫内宦官相勾结，阻挠耶稣传教士在钦天监的工作。
自从利玛窦等耶稣传教士定居北京后，传教士们与宦官的关系就有了一些变化。利玛窦说：“只要我们愿意，随时都可以进宫，不过，我们只在有机会时才利用这一恩旨，进宫去就去调时钟或干其他工作。”穿着儒生的衣冠鞋履，进入女人与和尚不得入内的禁闭场所。庞迪我神甫被负责维修自鸣钟的宦官召请进宫，他们多有馈赠以示谢意，或者来到居留地向神甫们表示友好。随着驻京耶稣传教士传教工作的深入，宫中有些宦官也开始信奉了天主教。德国人魏特著《汤若望传》记载：在这样鄙劣的宦官中，尚有一位非常优秀的人物，竟成了汤若望劝化宫中妇女入教的好助手。此人姓王，本来是在先皇帝乳母处充当侍仆的体面位置，可是因为出身较优阶级，所以他的性情行为俱皆温和文雅……他在受洗时所得圣名是若瑟，并且自此之后就变成了一位模范的基督教徒。汤若望向他授以劝化宫中妇女入教的使命，他付与他向宫中妇女施行洗礼之权，他令他向她们宣示教义，并且来回转递教士与宫中妇女之间的函件。
1604年，汤若望在禁中举行第一次弥撒。1631年，宫中已有10名宦官受洗；1632年，宫中已经有40多名宦官信教。宦官中信奉天主教，与耶稣传教士交往最深的，当数活跃在南明政治舞台上的庞天寿。庞天寿圣名亚基楼，本是崇祯宫中御马宦官，在天启年间，由汤若望发展入教。1644年李自成攻入北京时，他恰好“奉敕至南京”；南京为清所陷，又逃至福建，效力于隆武政权。隆武死，又归附永历小朝廷，得帝信任，仍为司礼宦官，“为明尽忠，誓死不二”（方豪《中国天主教史人物传》）。
在庞天寿影响下南明两宫太后与正宫皇后及小太子都信奉了耶稣基督。皇宫卫队的旗帜上都写上了拉丁文，画上十字架。活跃在南明三朝的大宦官庞天寿曾与三位著名的耶稣传教士有过频繁的接触，这三人分别是：毕方济、瞿纱微和卜弥格。
毕方济，本是来自意大利的传教士，与庞天寿一道为南明弘光政权出使澳门。失败后，隆武帝又派庞天寿与其再次奉使澳门。由于隆武帝被清军杀害，“因庞天寿之进言，永历帝仍以隆武帝所付之特权授之”（《入华耶稣传教士列传·毕方济传》）。毕、庞二人向澳门当局商议借兵之事，“以成前朝未竟之志”。结果澳门当局一一皆允，遣兵三百名，以瞿纱微为随军司仪，携带大炮数门，前到桂林助战。此时，毕方济已是66岁的老人，不久，又一位耶稣传教士瞿纱微走上了南明的政治舞台，且与庞氏关系密切。瞿纱微，德国籍传教士，伴随着300澳门葡萄牙军人，以随军司仪的名义进入中国内陆传教。一到永历朝廷，他就在庞天寿的配合下，在永历朝廷中修教堂，给皇太后、皇后及皇太子施洗，偏安一隅的小朝廷天主教活动一时十分活跃。不幸的是，瞿氏于永历五年（1651年）死于清军之手，其遗体由庞天寿安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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寻常人梦（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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卜弥格，波兰人，是与庞天寿接触的最后一位耶稣传教士。1650年底，颠沛流离于两广一隅的永历小朝廷在澳门耶稣传教士的策划下，决定派遣特使赴罗马朝见教皇，进而争取欧洲各奉天主教国家的援助，以恢复大明江山。而担任特使的就是卜弥格。卜弥格带去了皇太后、庞天寿上教皇书和致耶稣会总长书，庞天寿在上教皇书中写道：
亚基楼职列禁近，谬司兵戎，寡昧失学，罪过多端。昔在北都，幸遇耶稣传教士，开导愚懵，勤勉入教，恭领圣水，始知圣教之学，蕴妙洪深，夙夜潜修，信心崇奉，二十余年，罔敢稍怠。获蒙天主保佑，报答无繇。每思躬诣圣座，瞻礼圣容，讵意邦家多故，王室靡盬，弗克遂所愿怀，深用悚仄！但罪人一念之诚，为国难未靖，特烦耶稣传教士卜弥格，归航泰西，代请教皇圣父，在于圣伯多禄圣保罗座前，兼于普天下圣教公会，仰求天主，慈照我大明，保佑国家，立际升平……
在明末清初之际，活跃于中国内陆的西方传教士大多是近代西方科学先驱，他们把当时最先进的科技介绍给国人。在北京传教的汤若望在中西文化交流中所做的贡献人们已耳熟能详，而活跃在南明政坛的毕方济亦不逊色。毕氏擅长地理地图学，其所作的《坤舆全图》具备相当的科技水准，还曾经“改良历法”。卜弥格来华前任波兰王室首席御医，长数学、生物学。这位“波兰的马可·波罗”来华后以深厚的西医学理论来探讨中国的传统医学，其著作《中国医药概说》以及为康熙皇帝所著的地理学著作《中华帝国全图》等成为17世纪西方人了解古老中国的窗口。
遗憾的是，明末清初宦官在与这些西学先驱的频繁接触中，仅仅局限于宗教信仰方面，使其成为孤寂苦闷生活中的一点无力的寄托。而明清鼎革之际动荡的社会环境，耶稣传教士们无空间、亦无时间将其所学的先进科技传授给中国宫廷的宦官群体；但更重要的是晚明的宦官，由于他们的家庭环境、社会背景、工作性质所限，无力与西方传教士们进行平等的交流与对话，他们与传教士们的接触只能仅仅局限于肤浅的宗教仪式，无法也不可能在诸如文化、科技等更高层面上进行交流，更不可能在当时的情况下为日趋保守、落后的中国打开一扇文明之窗、希望之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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悲凉结局（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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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的宦官大多出身贫贱，是为生活所迫而走上断绝子嗣之路的。他们在年轻力壮时执役于宫廷，温饱当然不成问题，然而一到年老力衰，失掉服役能力之后，就要被驱逐出宫。这些人除了服侍人之外，并不具备其他的谋生能力，他们也没有一个安身立命之所。因为宦官在社会上是低贱的，家族中出了一个不男不女的“公公”，是整个家族的耻辱，宦官死后甚至没有资格入祖坟。有的宦官则是从小被人拐卖出来的，连自己家在何处也无从知晓。有鉴于此，有些宦官们大多在年轻时便积蓄钱财，购房置地，或捐钱给寺观，以备晚年勉强有个栖身之所。
与此同时，寺观也是希望年老的宦官将其作为退养之所的。一方面是因为宫里宦官基本上都有积蓄，另一方面则因宦官与皇亲国戚、高官显贵都有关系，寺观里收容几个过去稍有权势的宦官对于寺观自身而言有百益而无一害。而且有权势的宦官出宫后，还可以用僧道的身份与显要人物接近。如此一来，寺观的发财之道就会更多了。当然，这也与多数宦官原本就信佛有关。
历史上也有一些王朝为了避免泄露后宫隐私，明确规定年老的宦官不许回家，而是将其一概迁至寺庙，每天烧香度日，由宫中供给其衣物柴米，终其残生。明代的北安门里还设有安乐堂，专门安置有病的宦官，并为病殁的宦官料理后事。在此入殓后出北安门，到西直门关外的净乐堂焚化。一些没有亲属的宦官、宫女，在净乐堂焚化以后，就将骨灰存放在塔下。
清代除了极少数立有特殊功勋的宦官可以在宫中荣养外，按规定年老或生病者必须离开皇宫。对于退役后滞留在京城的宦官，清代统治者大多采取强行遣送原籍的办法。“为民太监不回原籍而潜留京师者，由步军统领出示晓谕，速令回籍。”一些上层宦官通过贪污受贿、敲诈勒索以及赏赐等各种渠道聚敛了大量的钱财，出宫之后自是衣食无忧。清末著名权阉李莲英在家乡置地三十六顷，珠宝金银不可胜计，并在北京购置房产七八处。在他死后，四个继子除每人都分得白银四十万两外，又各分得珠宝一大口袋，其他各房侄子分得二十万两，两个女儿也各分得现银十七万两。统算起来，仅分掉的白银一项，就达三百四十多万两。李莲英的墓地在京城德胜门外，修建极为讲究，据说安葬后封顶时，用的是沙土、白灰、黄土和以蛋白、糯米汤灌浆，以至于当年德胜门外方圆十多里之内鸡蛋都被买个精光，而蛋黄则随地丢弃。时值阳春季节，满地的蛋黄很快就变质了，臭气熏天，弄得当地百姓几年内看到鸡蛋就想吐。
继李莲英任总管太监的小德张，财富更是远超李莲英。他不仅在其原籍及天津、北京购置大量田产、修建楼房府第，而且还以巨额的银两开设当铺、绸缎店、洋货店，并兼任致中银行的常务董事。小德张凭借这些钱财，出宫后在天津过了几十年颐指气使的阔佬生活。据说，他在天津盖新房时，曾对施工的工人们说：“你们要把地基打牢，打一寸厚我给一寸厚的洋钱。”每天下午二点，小德张准时前去查看，随身携带银元若干，觉得满意便把银元撒到地基的坑中，任由工人们自己来分。这所楼房于1924年建成，楼内地板都是软硬实木镶嵌，花纹图案相当精美，室内陈设更是富丽堂皇。小德张家中除雇有管事、账房、门房、厨师、杂役、女仆之外，还有四五名小太监，专门负责替他烧烟、倒茶、招待来客等事。
像李莲英、小德张之类，能在出宫后过上如此阔佬的生活当然是极少数，而在宫里一辈子贫寒的普通宦官，寺观也不愿意收留。为了解决晚年贫苦无依的问题，清朝乾隆年间，乾清宫督领侍刘钮、副领侍萧云鹏等91人曾成立万寿兴隆寺养老义会，由入会宦官捐募了一部分银子，在北京南郊置地200多亩，并规定入会的宦官先交上白银百两，三年后便可到养老义会所属的寺观养老，吃住不用再付钱。清末的太监养老义会也规定，入会太监须缴纳会费180元。
近年来，在南京雨花台附近发现一块古碑。该碑以青石雕成，体型高大，高2。64米、宽0。84米。碑首有浮雕双凤等云纹，碑座下部镂刻海水、江牙、山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