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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元朝时有两名载入史册《元史·宦官传》的名阉，其中之一的朴不花，原来即高丽宦官，他和高丽出身的元朝皇后奇氏一起来到元朝大都，和奇氏“情意胶固”，后来受到皇帝宠信，成为元顺帝时的权阉，元朝的覆亡很大程度上是拜他所赐。古代越南也有不少男童从小就被掠卖到中国内地为宦，明朝初年朱元璋对“安南”（包括今天的越南及周边地区）不断用兵，许多越南小孩作为战争俘虏被进贡到内地阉为宦官。明成祖朱棣时，越南宦官阮安受到重用，成为建设新都北京城的主管。明王朝还不止一次向高丽、安南王朝索要进贡阉人，这在客观上刺激了越南、朝鲜的宦官群体，使得他们不断壮大。《明实录》中记载洪武二十四年，一次就向朝鲜索要宦官200名，朝鲜宦官现象也可见一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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毒花探源（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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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最早的阉宦
中国的宦官，产生的年代大约和世界上其他国家相同。但是，其制度之严密、数量之庞大、左右政治之能力、影响之范围、持续时间之久远，恐怕在世界上是绝无仅有的。
在中国的古史中，曾有过各式各样的对宦官的称唤。例如，寺人、奄人、阉人、宦者、中官、内臣、内侍、内监等。在这些众多的名称中，寺人、奄人是史书上最早可以见到的，而在我国史书上记载的最早有姓名的宦官，也是冠以“寺人”头衔的。
古书上所能道出姓氏的最早一位宦官是寺人孟子，距今已有近三千年历史。他本来是《诗经·小雅》中《巷伯》篇的作者。据史家考证，孟子（此处所说的不是战国时儒家代表孟轲）本来是个士人，因为受到谗言而被国君处了宫刑，因而成为了“寺人”。毫无疑问的是，孟子是一位典型的中国知识分子，身处陋室而心忧天下，身受宫刑而志向不改。因为据考证，《巷伯》这首诗就是作者为讥刺周幽王而写，诗中有“寺人孟子，作为此诗，凡百君子，敬而听之”之句，便是明证。周幽王是西周末代昏君，大好江山败亡在他的手上，他和褒姒“烽火戏诸侯”的故事，早已成为千古笑谈。已成为刑余“寺人”的孟子，还给周幽王作诗上书，忧国忧民，足为中国士人的典范。这也就不难理解，在古代儒风盛行的孝悌时代，时人和后人仍尊称他为“子”，并不因他受过宫刑而藐视其人。
继寺人孟子以后的几位早期宦官，也是挂着“寺人”头衔的，不过这已经到春秋五霸的时期了。春秋时期留名的宦官有寺人费、寺人貂和寺人披。寺人费活跃于公元前7世纪初的齐国。齐襄公年间，当时贵族公孙无知想阴谋篡夺齐襄公的王位。而寺人费在一次服侍襄公田猎时，不小心使襄公坠车，脚受伤，因而挨了襄公鞭责，心存怨恨。公孙无知企图借此事，拉寺人费一同参与宫廷兵变。但是，寺人费表面上同意站在公孙无知一边参加兵变，实际上偷偷跑回齐宫，把齐襄公暗藏起来，想使齐襄公免遭一场灾祸。因为势孤人单，齐襄公最终被叛军杀害，寺人费也在抵抗叛军中英勇战死。
寺人披和寺人貂的一生与春秋五霸中最重要的两霸齐桓公和晋文公的一生相始终。寺人貂又名竖刁，竖也是宦官的意思，古代有时亦将宦、竖齐称。竖刁在齐桓公时代，把持王宫总管大权。因为有些大臣反对，名相管仲也在其列，因而齐桓公一度将他废去，但不久宫廷便混乱不堪，结果齐桓公又将他重用。竖刁凭借齐桓公的庇护，在齐国胡作非为。在齐国对内战争中，竟出卖军事机密给敌方。但让人哭笑不得的是，就是这样一位无恶不作的宦官，齐桓公竟然想立他为相，只是遭到病危中管仲的再次反对才作罢。管仲死后，竖刁成为齐桓公最宠幸的大臣，执掌国家大权，后来被万人唾骂的易牙，就是竖刁引荐给齐桓公的“厚礼”。此时，齐桓公已经进入暮年，齐国朝政也被竖刁等小人把持，形成以竖刁为首的“三子专权”。最后，竖刁等人已完全视齐桓公为草芥，在王宫中筑起高墙，把齐桓公活活饿死在宫中。
寺人披，晋文公时权阉，早在文公即位前就已受到重用，甚至曾奉骊姬之命，刺杀尚未成为国君的晋文公，失败未果。令人惊奇的是，晋文公即位后，寺人披又受到文公的宠信，成为晋文公的近侍，晋文公还经常向他问讯官员人选。他在晋献公时代还亲自带兵征伐蒲国，可见也是权焰极盛的一代阉宦。
除寺人费、竖刁、寺人披，齐灵公时期的宦官夙沙卫，也是春秋时期有名的宦官。他同样深受灵公宠信，参与军国大政，并且时常能够左右齐灵公。有一次，齐国讨伐莱国，莱国用几百匹牛马贿赂了夙沙卫，夙沙卫就怂恿齐灵公停止了讨伐莱国。后来在晋、齐战争中，他又一次为齐国出谋划策。齐灵公死后，他甚至起兵反对新即位的齐庄公，兵败后被酷刑处死。
上述都是我国历史上第一批记有真名实姓的宦官的事迹。可以说到春秋时期，宦官这一社会群体已经在政治上崭露头角，成为一股特殊的政治力量。而寺人披、竖刁、夙沙卫，就是中国历史上最早的权阉代表。
早期中国阉宦出现的原因
魏特夫先生曾经说过：“他们比较标准的体格（应理解为失去性能力）使得他们更适合于担任专制君主权力在各地的代表。”理解这句话，将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看待早期中国宦官的起源。一般说来，宦官的出现都应该具备以下几个条件。
首先，宦官现象的出现，必须是在私有制、阶级社会产生以后，而且是相当于“东方专制主义”的国家地区内，也就是我们平常所说的君主专政时代。在中国，人们比较一致的意见是，从夏商周时期开始，宦官在中国就已经出现。史书所说：“自书契以来，不无阍寺。”这里的阍指宫门，阍寺就是指看守宫门的阉宦奴隶。
其次，宦官现象出现在男性中心家天下的社会。在这样的社会中，男子“家长”成为政治的权威，掌管着人的生杀予夺大权，众多女性成为男性主人泄欲的工具，使得宦官这一群体的出现成为必然。
我国从夏朝开始，已经进入到了“家天下”时代。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据史书记载，夏王有12后妃。到了商代，王妃的数量进一步增加，商王有后妃39人。当然，这也只是一个概数，由于时代的久远，我们已很难推断出确切的数目。通过商代的甲骨文考证，我们可以知道商王武丁就有妇好、妇妊、妇妹、妇媟等各种名称的后妃40多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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毒花探源（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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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西周时，后妃制度更为完备。据《礼记》所载：“古者天子后立六宫、三妇人、九嫔、二十七世妇、八十一御妻”，后宫女性已过百人。秦汉大一统以后，封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体制正式确立，宫廷中后妃的数目更是大大增长。隋炀帝时，宫廷后妃就已超过万人。而唐玄宗时，后宫中妃子与宫女的数量更是达数万人之多。如此庞大的后宫，必然要求大量的宦官为其服务，以维持皇宫的正常运转，满足帝王骄奢淫逸的生活。众所周知，当时的社会，宫女是严禁抛头露面的，而宫廷中的一些繁重的体力活，同时需要男性来做。为了保持皇室血统所谓的“纯洁性”和后宫的“清净”，防止宫女、后妃和男子私通。最好的办法便是找到一种失去性能力的人，既能承担宫中繁重的体力活，又能够沟通宫廷与朝廷、皇室与民间，而这种人就是被阉割过的宦官。清朝的创始人，清太祖努尔哈赤曾下过一道谕旨，规定所有王公家中“所畜奴厮”，必须“乘幼宫之”，也就是当他们年幼时就阉割成为宦官，这样“父母则可用其子而获富贵”。不然，等他们长大了“往往与府中妇女私通”，后果不堪设想。这道谕旨，是对宦官制度形成的最好注脚。所以，大凡宫中女性多的朝代，那一朝宦官势力必然膨胀，这是专制时代的畸形怪胎，本身无法根除。
唐玄宗时代，六宫粉黛多至四万，其宦官人数也大大增加，史称：“宦官黄衣以上三千员，衣朱紫千余人。”唐制，六品官穿黄衣，穿朱紫者为三至五品。仅上品的宦官已达4000之多，普通宦官就更多了。
最后，宦官现象的出现，还必须有一个科学技术条件，即社会已出现了成熟的阉割术。
魏特夫先生作过一番论证，认为“古代美洲看来没有出现过制度化的宦官”，而在“旧世界的东方社会”，出现宦官现象，其原因之一就是由于这些“许多主要文明地区都存在着家畜的阉割制度”。事实确实如此。他通过对埃及金字塔文件的考证，证明叙利亚曾向法老进呈阉牛，从而设想近东可能早在公元前2000年已有阉割人的技术，可能也出现了宦官。可惜该书没有能够进一步拿出有力的证据。但在中国，关于阉割人的记录却早在公元前17至公元前14世纪的殷商时代，就有信史考证的。在甲骨文中，有这样一个“刖”字，这是古代五刑之一，各家的解释不一样，但可以明确的是一个最接近宫刑的字。“士”字在甲骨文中，是典型的阳具象征，“士”通“势”，后人所说的“去势”，就是指被阉割。我们同时也知道，宫刑很早就被定为“五刑”之一。古书《周礼》称墨（刺脸）、劓（割鼻）、宫（阉割）、膑（去膝盖骨）、大辟（斩首）等五刑，早在夏商就已制定。这说明当时已有很成熟和完善的技术，也是大批宦官能够存活，其制度得以发展的自然物质基础。
由于这三个社会、自然条件，中国的宦官群体出现、形成、发展成为可能，并且在以后漫长的岁月中，逐渐成为历史上不可忽视的一种政治力量。从公元前21世纪的夏王朝，一直到1924年末代皇帝溥仪被逐出故宫，宦官这一特殊群体，在中国的舞台上活跃了数千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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