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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领，舟山必定如约交还。惟英兵在舟山数年，该处人民多与往来，交还之后，乞弗深究。臣等答以该处民人皆天朝赤子，和约内已经载明，凡系中国人与英人往来者，概准免罪，岂有舟山退还之后将该处人民苛待之理？当为出示晓谕，俾共释然无疑，可以无庸过虑。”
“该酋复称：还交舟山，最有关系，应派大官前往接收，方为妥协。臣思该夷占据舟山数年，现当交割接收，抚绥安缉，自不可稍涉率忽，必须熟悉夷情之员，前往妥为办理。查现任江苏常镇道咸龄，前随奴才办理夷务，素为该夷所信服，当向该夷告知，拟派咸龄前往接收舟山如何？该夷酋复称咸龄既系熟人，又系道员，实属妥当，极为欣喜。”
英国每从殖民地撤出，一方面要对曾经为他们的侵略出过力的当地人给予安排，这既对得起奴才，又能长期保持英国在当地的利益，英国虽然只经营舟山几年，还是为其奴才争取权益。另一方面，来时威风，走时也要神气，所以提出“大官接收”，“光荣撤退”。
耆英奏报又称：“该酋复称：舟山一岛，应请大皇帝明降谕旨，英国归还之后，断不给别国驻守。因询其何以虑及于此？该酋惟称：奉朱批以安本国人心等语。当谕以舟山本系中国土地，既经收回，断无给与他国之理，岂得以凭空悬拟，率登奏牍？况地归中国，应由中国主持，又岂外国所宜干预？若代为陈奏，必奉大皇帝严饬，并恐他国闻知，转生猜疑，尤为未便。复经赵长龄、潘仕成等再三晓谕，该酋始领悟，不复坚求。……”
“臣恪遵历奉谕旨，坚守条约，如约者即为应允，违约者概行驳斥。该酋均一一听受，并无异言，随备夷筵，恭敬款待。又据该国水陆兵头等更番邀请，臣亦置酒相答。连日酬酢，该夷等均极欢洽。臣与委员等随时宣布皇仁，用言开导，谕以中国既与该国和好，断无暗相图谋之意。嗣后惟宜恪遵条约，安分贸易，诸事无庸疑虑。该酋等颇知感激，均于席间举觞舞蹈，恭祝万寿，情形似尚真诚。”
耆英奏章，每次都写得天衣无缝，但每次英方都得寸进尺，从无满足的时候。而耆英则沾沾自喜，觉得取得了大胜利。
出兵广州城
当时耆英以为到香港与戴维斯谈妥交还舟山问题，便万事大吉，不料耆英和戴维斯刚刚共同“举觞舞蹈，恭祝万寿”数日，又有新的变故。耆英回到广州以后，戴维斯突然又提出广州入城问题。原来广州人民一直坚决拒绝英国人进城。耆英非常焦急，1845年12月20日，他向道光皇帝奏称：
“今年夏间，该酋（戴维斯）复有进城之议，旋因向阻中止。臣等即虑其届交舟山之际，或生枝节。臣耆英是以前赴香港，与之面议。该酋于交还舟山一款，坚称如约，毫无迟疑，至进城一节，则更端以请，并不牵及舟山一字。今接据来文，乃竟牵合为一，借以挟制，于屡次成约，均佯为聋聩，概置不理，实非始料所能及。臣等窃思该夷驻兵舟山，所费不赀，宁波虽已通市，贸易甚属稀少，似无久行占据，徒滋糜费之理。惟现既借端要挟，求进粤东省城，若不允所谓，恐未必即肯退还；而粤省民情浮动，若不俟众议允洽，骤允夷人入城，又恐易滋事端。臣等日夜筹思，与同城司道各官，悉心酌议，权利害之轻重，审时势之缓急，舟山固应如期收复，而民情未协，亦未便操之过蹙。似不如稍宽时日，相机办理……”
耆英知道无法压制广州百姓坚决拒绝英国人入城的行动，只好向戴维斯说了个大谎，许诺3年之后，一定准他入城，僵局才算打开。最后，戴维斯与耆英在虎门签了交还舟山协定。直到1846年5月9日，耆英派员到香港，与戴维斯约定交还舟山的一切细节事宜，然后在6月10日，才正式收回定海城。
戴维斯自知耆英推诿之词含义，又知广州百姓的抗英志气，一时没有办法，只能俟机行事。10个月后，1847年4月3日，戴维斯看准了时机，借口6名英国人于3月间在佛山被群众驱赶一事，突然派遣军舰侵入广州，向清政府提出准许英国人进入广州及租借广州河南地方等7项要求。两广总督耆英竟全部同意，只是进入广州城一项，担心人民反对，推迟两年后再实行。5月15日到17日，戴维斯派人在广州河南洲头咀丈量土地，插旗标界。17日，广州群众数千人在双洲书院集会，抗议英国的侵略行为。20日，河南48乡的群众三千多人聚集在英国商馆前示威，随后，广州市民10万人示威声援。戴维斯迫于形势，只好暂停在广州建立租界。
1849年，3年之期已到。这时，中英双方在广州、香港的主要官员，都已经换人。耆英调回北京，徐广缙接任两广总督。戴维斯1848年离职，般含继任港督。般含到任后首要的任务是突破英人进入广州城这一关。1849年2月，般含率领军舰三艘，在虎门外要求广东当局履行前约。两广总督徐广缙起初还想拖延推搪，而般含逼之甚急，难于应付，但他又害怕民众，心里十分矛盾，据记载，他和叶名琛商量，认为“无拂百姓以顺夷理。且民情若是其坚且众，夷一动则民倾刻生变，势难终日，官府无立身之地。惟有拒诸城外，纵有他故，亦官与城为终始。”“今我两人和衷一致，顺民心以行之，复何疑之有？”于是，徐广缙拒绝了般咸的要求。英国军舰直入省河，要和徐广缙在广州衙署会谈。徐广缙答应在英舰上与般含会谈。般含施加各种恐吓，说如果不准进城，就要“北上询问”，而且封锁运河，截断江南对北京的粮食供应。徐广缙只好上奏道光皇帝。道光答复含糊其辞，说“只得暂入，不得滞住”。徐广缙知道，如果暂入，就不可能再叫英国人离开。广州老百姓知道后，群情激愤，珠江两岸聚集了十万多群众，怒吼震天，反对英国人进城。广州的情况传到香港，香港的民众也准备起来反抗。般含看到中国民众的愤怒情绪，不敢前进，只好乖乖退回香港。
草菅人命
戴维斯继承其前任璞鼎查的衣钵，继续歧视和虐待香港中国居民。1845年10月6日，香港政府颁发港口管理章程十六条，其中第十五条规定：每晚9时以后，非有特别护照，不准行船；船上有外国人者，不在此限。第十六条规定：违反章程者，港务司有权给予25元以下的罚金或一个月以下的监禁。显然，香港当局的这些规定是专门对付华人的。
香港当局歧视和压迫中国居民的另一项内容是滥施笞刑。动不动就对华人实行公开鞭笞刑罚。据记载，1846年2月25日，一天内竟有54人被执行笞刑，刑后并被剪去辫子以示惩罚。除公开执行笞刑外，还有“游街”、“立木笼”、“戴枷”等侮辱人格的刑罚。港府滥施残酷刑罚的情形，诺顿？凯希所著《香港法院法律史》一书中有所记载。书中说，当时“肉刑施行频繁”、“笞藤使用范围之广几乎令人难以置信”。经常“为了细微的过失，中国人就被判决公开执行笞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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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中国居民的虐待，诺顿？凯希所著《香港法院史》的记载摘录如下：“1845年3月间，令人憎厌的公开鞭笞示众行为差不多成为城中每天必有的事。有一次，下午日落之前一小时左右，在皇后道上，有一个可怜的家伙被缚在一间公共建筑物的门柱上，这人被剥去衣服，背上被藤条抽得伤痕纵横。这里并无人认为这事不雅观或有碍观瞻之意，但是裁判官的这么滥用鞭笞却是值得反对的。警察法庭的记录，你如加以调查，将发现若以人口为比例，香港将是全世界施行鞭笞最多的地方。”
1846年10月27日，英国商人邓肯报案说，家中遗失了200元钱，怀疑是家中厨师偷款逃往澳门，要求警方到海上截拦船只搜查。于是警方会同邓肯及其若干友人在海上截查船只。在西环海面见到一艘中国帆船便喝令停船，帆船不听，继续加速行驶，警方从后面追赶。中国船上的人慌了起来，纷纷弃船跳海。经过检查，船上并没有被怀疑偷钱的厨师，但是警方却在船上查获一些武器，便认定这些中国人都是“歹徒”，将他们拘捕控告。后来泅水上岸的船员向警方证明他们是一艘合法的商船，除船员外都是正当乘客，船上的武器是防海盗自卫用的。至于为何听到喝令不停船，船员称，船上人员当时听到后面有船追赶，误认为是海盗船，所以不得不弃船逃命。经清点船上人数，已经有5人失踪。
后来在海上捞获了4具尸体，经船上人员辨认，证明都是这艘帆船上的乘客。当时的验尸官是麦克斯威尼，因为文件上说船上疑已溺死五人，虽然事实上仅捞获4具尸体，验尸官却想当然的填写已有5具尸体被验明是溺死的。明明只有尸体4具，却签发了5具尸体的证明，另一名乘客是死是活，便置之不管。对此，居民十分不满，法官、律师也群起指责，当局只好把麦克斯威尼撤职了事。
港府的“医官剖验尸体”、“死因法庭研究”，以及验尸官的报告，往往是港英当局用来掩饰自己杀人罪行的一种手法。香港有名的黄祥水事件，就是一例。小商贩黄祥水被官差踢伤，脾部肿胀而死，结果经过所谓医官的尸体剖验，以及死因法庭研究，死因竟确定为“脾部肿胀”，死于疾病。黄祥水明明是被官差踢伤而死，验尸官却倒因为果，不说他被人踢死，却说他死于脾部肿胀。脾部因何而肿胀致死，无人过问。类似草菅人命的案例时常出现。
包庇第一个有案可查的贪官
香港历史上第一个有案可查的贪官就出在戴维斯时期。戴维斯政府对这个贪官进行了百般袒护。香港处于英国的殖民统治之下，初期政府高级官员全都是由英国人担任，政治制度又不民主，没有人能够对他们进行及时和有效的监督，因此，贪赃枉法行为相当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