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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凡本港太平绅士见有扰乱之事出现，可饬令附近之人协同平乱，拘拿犯人，以保治安，倘无故而不允助力者，监禁三月。
（二）太平绅士见有聚众扰乱之事须先晓以禁例，着其即行解散，不听则拘之于禁，监禁三月。
（三）除日用手作器具外，凡一切军械刀剑等类均不准携带收藏，倘有违犯者，监禁六月。
（四）滋扰治安携藏军械之人除处以别种刑罚之外，兼可判以鞭笞之刑。
（五）太平绅士可以自己或饬令差役人等入屋拘捕嫌疑滋事之人，并搜查军械。
（六）倘有联同罢市或禁吓铺户贸易阻碍搬运货物，或阻人购买货物，则拘控罚银五十元，或监禁三月，或监禁罚款兼行。
（七）倘缉捕查出犯例扰乱治安之人，报由督宪会同议政局不分其曾否入英籍，将其递解出境。
根据这些规定，太平绅士完全站到了香港居民的敌对面去了。后来，在香港大罢工期间，太平绅士曾再次站在广大中国爱国居民的对立面，承担过检查邮电、报纸新闻等事务。不过到了后来，由于警力增强，“太平绅士”这个称号与“太平”（维持治安）二字已经没有什么联系，仅仅是港英当局赐予的一种荣誉头衔罢了。
限制辛亥革命在港影响
经过孙中山多次武装起义和思想酝酿准备工作，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爆发，各省纷纷响应，先后宣布独立。清政府迅速解体。迅猛发展的革命形势，在香港华人中也引起强烈反响，多数香港华人都同情和支持辛亥革命。据当时香港《德臣西报》的消息，每100个香港华人中，有99个对革命运动表示同情，“75％是狂热的、不顾一切的同情者”。
11月9日，广东宣布共和独立，香港许多知名人士参加了广东军政府的领导工作。新政府刚刚成立，面临财政困难，香港华商踊跃捐款支持。广东政府财政司长李煜堂到港筹借资金，很快筹借资金近百万元。
11月12日，香港华人关闭店铺停业举行庆祝活动，据报载，这次庆祝活动，光燃放鞭炮即花费10万港元。港人由清政府的被推翻和革命的发展而激起的狂热情绪，可以想见。
对于辛亥革命运动的发展，港府十分不安。面对香港广大民众对革命运动的同情和支持，总督卢押既不得不做出某些让步，表示理解民众的情绪，又对革命形势的发展极度恐惧，因此，采取种种措施加以控制，防止中国内地革命运动的发展危及到英国对香港的殖民统治。
港督卢押对辛亥革命及香港华人的表现所持的态度，余绳武、刘蜀永先生主编的《20世纪的香港》一书有如下记述：
11月6日，香港华人为武昌起义成功举行庆祝活动时，卢押即派出一支特别的警察巡逻队在各个街道巡视，防止骚乱。他本人整个晚上守候在电话机旁，与警察保持联系。卢押准备，一旦发生骚乱，立即派巡逻队前去制止。
当卢押获悉香港华人准备举行活动庆祝广东宣告共和时，于11月11日将立法局的两名华人议员何启和韦玉请到督宪府询问。韦玉解释说：在香港，人们的感情很容易倾向共和派一边，不可能制止举行活动，而且这种活动仅限于燃放鞭炮两小时和关闭店铺。卢押当即表示反对举行任何活动。他指出：不能正式承认共和国，其地位尚不稳定。同时，猜想北京易帜而自发举行活动是可以原谅的，当局可以视而不见，但对违反法律的事情，不能再次视而不见。经过何启和韦玉反复解释，港督最终决定，命令华民政务司就庆祝活动一事发布通知，允许11月12日中午12时至下午2时燃放鞭炮，以庆祝广州避免了流血。
香港政府对香港华人与广东军政府的紧密联系充满猜忌和不满。获悉香港华人组织一个旨在恢复贸易的委员会的消息后，港督卢押借机于11月19日召集香港华人领袖在督宪府开会，表明港府对与辛亥革命有关的种种问题之态度。
卢押表示，他注意到大多数负责和处于领导地位的华人同情革命运动，他们完全有权这样做。如果他们认为这场运动有利于他们的国家和种族，他们同情它是正确的。卢押表示，他并不敌视这场运动，但是在这个英国殖民地，政府的态度不容易忽视。华人领袖应事前将他们拟采取的行动通知港督，看是否超越了界限。
卢押说，他听说过去数天成立了两个与广东事务有关的委员会，由于其目标为重建贸易联系和结束过去数周灾难性的萧条，他完全支持这些组织。但卢押又说，它们关心的是纯粹的中国政治事务，目的是促进革命，它们不应该在香港落户。这种委员会的会议应该在广州举行，打算出席这些委员会的中国臣民应该在那里去做。
卢押还说，一个英国殖民地应该与英国政府保持一致。只要与英国订有条约的清政府仍在北京行使权力，而一个未被承认的新政府又已建立，就会使英国政府处于困难的地位。如果有人提出在香港人们公开支持革命党是真的，不仅北京现存的政府会抱怨，日本、德国等列强也会有理由抱怨，而且强烈要求将此事作为在目前的冲突中支持一方的理由，甚至会偏袒清帝国政府而反对新党。
卢押强调说，他说的这些适用于以任何方式与香港政府有联系的任何华人，特别是立法局的华人议员。
卢押还强调，不应该允许放置标语，也不应该允许广州政府派遣正式代表来，或公开认捐支持革命。
武昌起义爆发后，孙中山拟经香港回国，要求英国政府撤消对他的驱逐令。卢押在与何启等华人领袖会晤中谈到此事时说，我刚刚收到朱尔典爵士的电报说，孙中山要求撤消禁止他在香港登陆的命令。我不反对这样做，但条件是，他不在这里定居，亦不在这里进行革命宣传，因为他可以在广州做这些事情。
香港二十八总督 第三部分
第十五任 梅含理Francis HEnry May（1）
1912年7月4日，梅含理抵港，就任第十五任香港总督。任职后期，患心脏病，1918年初由妻子陪同，去加拿大温哥华休养，不料病情恶化，1919年1月27日电请提前退休，被批准，由辅政司史云署理总督。
梅含理（1860～1922），也译作梅轩利。爱尔兰人。1922年去世。著有《广州方言入门》、《在香港乘快艇游览》等。
在港38个春秋
梅含理大学毕业后考入英国殖民地部。1881年做为官学生受招募来香港，在港担任过政府中各种职务。1891年任当时署理总督柏立基的私人秘书时，与柏立基的女儿夏莲娜结识，以后结婚。曾任水师提督参议、库政司、副华民政务司。1893年～1902年任香港警察司。港英政府接收新界时，他一手创办新界警察队，即后来的乡村巡逻队，俗称“穿山甲”。1902年出任香港辅政司，署理总督。1911年封爵士，由港派往斐济群岛任总督。次年，再从斐济调回香港任总督。
当梅含理抵港就职时，由卜公码头上岸，和夫人夏莲娜坐上两顶轿子，去大会堂举行就职典礼，途中突然遭人开枪狙击，但未受伤。虽然有惊无险，但是本来严肃而兴奋的就职宣誓仪式，却在惊魂未定中进行。所以，香港人称他为“运气不济的港督”。
这件刺杀总督案，虽然没有侦破，但可以分析得知，袭击梅含理的理由很多。他是1899年锦田血案的重要制造者之一，新界人民有理由惩罚他。他多年署理警察局，不论是无辜的受害者，还是黑社会人物，也都不会忘记报复他。
第十五任梅含理1913年7月，梅含理将总登记官改名为华民政务司。华民政务司身兼行政局、立法局、洁净局（市政局的前身）的当然官守议员，主管华人的慈善、社会福利、医疗、教育等工作，包括同乡会、宗亲会、工会等社团的活动，以及生死统计，婚姻注册，报刊登记均属它管辖范围。1969年2月，华民政务司改称民政司。
1914年8月，英国对德宣战，第一次世界大战开始。英籍警官要回国服役，警务人员立即短缺，因此，港英当局决定设立警察学校，校舍就是作为敌产而被没收的德国会所。从梅含理以后，香港警员都是警察学校毕业的学员。
1914年起，港英当局加强岛上的道路建设，从中环穿过岛的另一面直达深水湾的道路于1915年完成；从中环到浅水湾于1917年完成；往赤柱和大潭的道路均于1918年完成。
1915年起，一些总行设在中国和新加坡的华商银行（1915年），盐业银行（1918年），中国银行（1919年），新加坡华侨银行（1923年），广东省银行（1929年）等，先后在香港设立分行，开展业务。
由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影响，欧洲货物往返运输中断，一些小型工业厂家开始在香港设立，产品是毛巾、内衣裤、饼干、香烟、搪瓷用具、手电筒等轻工业之类。
1915年，惠州督办洪兆麟奉孙中山先生之命，起义反对袁世凯。起义失败，洪兆麟受伤后逃到香港，经过调治身体复原，正准备赴日本去见孙中山先生，港英梅含理当局突然将洪兆麟拘捕。广东都督龙济光照会港英政府，指证洪兆麟为杀人犯，要求引渡回广州。洪兆麟请律师辩护。香港法院竟站在袁世凯方面，宣判洪兆麟“罪名成立”。不久袁世凯称帝失败，龙济光也随之失势，12月24日，洪兆麟才获得释放。
1916年3月26日，尖沙咀火车站大钟楼正式启用，成为此后半个世纪里香港城市的象征。
同年，英国政府以参加欧战为理由，要求港英政府广开税源，支持英国的战费开支。港府税源委员会提出，仿照锡兰的办法征收利得税和薪俸税，所得税款全部交付英国。这一建议遭到全港人士一致反对，联合起来同港英当局力争，理由是香港人没有支持英国政府对外作战的义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