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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便臣唯恐自己的信不能说服伦敦，在信中还附上驻军司令柏立基的一份备忘录，备忘录强调中国军队控制港口对香港英国统治的不利因素。
几天后，罗便臣急不可待地又发出第二封信件，更详细阐述了扩大侵占中国领土的理由：
“如果说割取对岸大陆的一角并完全控制邻近水域，对本殖民地安全和应付欧洲敌人是非常必要的话，更不用说对付中国了。
“中国的国力现正处于最低点，但考虑到日本的进步，50年之后，也许20年，中国可能成为一个军事强国，具备足够的技术知识开发他的自然资源。到那时候，如果香港边界仍像现在一样，中国的舰队停泊在九龙湾，周围的山顶和岛屿为中国所有，我们往哪里躲。靠人家发慈悲？……
“目前的大好时机一纵即逝。不管日本的成功有多大，不管中国的屈辱有多深，中华帝国资源丰富，潜力巨大，她不会长期安于现状。日本对华战争将激发起全面起义，20年后的中国再不是吴下阿蒙。想做就立刻去做，时不与我。”
一百多年后的今天，把罗便臣的信函翻出来，摆在同胞们的面前，重温一次帝国主义侵略者的梦呓，对于年轻一代，对于健忘的人们，对于那些持有外国侵略有利于中国发展的观点的人来说，恐怕都是必要的。
罗便臣真不愧为老牌帝国侵略者的政治家，他在一百多年前就看到了中国终有一天要站起来，成为世界上强大的国家，但是，尽管如此，他的侵略者立场还是促使他要求乘中国虚弱，还没有强大起来之前抢掳中国领土。
清政府同日本签订《马关条约》之后的第二个月，1895年5月，英国军事联合委员会乘机发表《关于殖民地香港边界问题的报告》，提出拓展土地的要求，立即得到英国有关当局的赞同。1897年底，英国通过广州领事提出租借战略要地，以保卫香港的要求。
1898年4月1日，英国借口广州湾租给法国，威胁到香港的安全，要求拓展香港界址以保卫香港安全。英国驻中国公使窦纳乐向清政府总理衙门大臣李鸿章正式提出，英国香港当局不满足现在的界线，希望拓展土地，从此展开了一场拓展土地的谈判。所谓谈判，实际上还是先把土地非法占领，尔后再用坚船利炮威逼，强迫签订条约，加以确定。清政府既然已经同意德国、俄国、法国等租借中国的土地，怎么敢于反对英国政府租借中国的土地呢？但是，为了面子，清政府在同意出卖土地的情况下，还提出几条可怜的要求：一、保留九龙城仍归中国管辖，清政府文武官员仍照常行使职能；二、为防止香港鸦片走私，要求香港当局协助中国海关缉私收税；三、保留靠近九龙城的大鹏湾码头一处，准中国官员使用；四、在大鹏湾、深圳湾内中国的军舰和商船，无论战时和平时，都可以自由行驶和停泊，等等。英国有关当局，为了急于签订扩展土地条约，对清政府的四条要求满口答应。
1898年6月9日《展拓香港界址专条》由李鸿章、许应骙与英国驻华公使窦纳乐在北京签订，7月1日起实行。专条全文如下：
“溯查多年以来，悉香港一处非展拓界址不足以资保卫。今中、英两国政府议定大略，按照粘附地图，展扩英界，作为新租之地。其所定详细界线，应催两国派员勘明后，再行划定，以99年为限期。又议定：所有现在九龙城内驻扎之中国官员，仍可在城内各司其事，惟不得与保卫香港之武备有所妨碍，其余新租之地，专归英国管辖。至九龙向通新安陆路，中国官民照常行走。又议定仍留附近九龙城原旧码头一区，以便中国兵、商各船渡艇，任便往来停泊，且便城内官民任便行走。将来中国建造铁路至九龙英国管辖之界，临时商办。又议定在所展界内，不可将居民迫令迁移，产业入官，若因修建衙署、筑建炮台等官工需用地段，皆应从公给价。自开办后，遇有两国交犯之事，仍照中英原约香港章程办理。查按照粘附地图所租与英国之地，内有大鹏湾，深圳湾水面，惟议定该两湾，中国兵船无论在局内、局外仍可享用，此约应于画押后，自中国5月13日即西历7月1号开办施行。”
《展拓香港界址专条》签订后，将深圳河以南，界限街以北的九龙半岛地区，以及附近大小二百多个岛屿，总面积达975。1平方公里，占新安县全县面积2/3的中国土地，就这样被英国强行租去了。租期99年。这块土地被港英当局称之为“新界”。
历史性大鼠疫
罗便臣统治时期，香港发生了一场历史性大灾难——鼠疫。这场鼠疫，延续十年之久。在1894年，几天里就死掉近六千人。仅仅是6月7日一天内，中环太平山人口最密的一个地区，就死掉一百多人，又有六十多人被传染上这种不治之症。立刻闹得人心惶惶。
对于这场鼠疫，当时港府处于束手无策的状态，唯一的防预措施是把病人隔离，并禁止港人离港，防止把疫症传往别处。死于疫症的遗尸都集中起来，先在石灰水里浸泡，然后埋葬。死者住过的房屋也要彻底薰烟消毒，这么一来，就更闹得人心惶惶。尽管港府禁止离港，二十多万居民中，在短时间内，仍有八万多人仓惶离开香港去避疫，使得市面上一片萧条惨淡。
这种死亡率高而又传播迅速的鼠疫，任何人都有可能毫无征兆的被传染上，染上后一两天由腋下、胯间的淋巴腺起核，随后发热昏迷，瞬即死去。病人死后浑身发黑，所以又叫“黑死症”。
在当时病因不明、无法可治的情况下，为了控制疫情发展，港府收购了中环重病区九如坊、善庆里、芽菜巷、美轮里等处居民房屋，拆为平地，但疫症仍然蔓延。
由于港人大量离港，往来船只较多，这次鼠疫还传播到内地及海外各地。
1896年，香港的鼠疫先后传播到内地的广州、昆明。国外传播更远达印度的孟买与俄国的北海。仅是广州一地，染上鼠疫的居民便有10万人，印度人死于鼠疫者更无法估计。
对于鼠疫迅速蔓延，港英政府及医疗界曾研究对策，罗便臣提议准许华人患疫者在家里治疗，这既尊重了华人的习惯，又便于港府掌握患病人数，但是一些议员和政府医官表示反对，主张必须把患者统一送往医院治疗。1901年5月31日，香港洁净局举行会议，决定在九龙开设办事处，专门负责患鼠疫屋宇的薰洗工作，同时在香港湾仔、鱼涌与筲箕湾鼠疫最盛的地区，派出一艘小轮船牵引两只木船，一只载运鼠疫患者，一只载运鼠疫死者，送往坚尼地城医院。可是，上述强制性措施却遭到市民反对。许多市民看到患病亲人被强按进轿子里抬走，死者被拉去抛进石灰水里，觉得目不忍睹，所以患上鼠疫，都愿在家自行医治，不愿被送往医院治疗。患疫病死者遗属，也不肯把尸体移到医院里上石灰埋葬，多是秘密自行安置。这样，鼠疫更加迅速蔓延，连续几年，每到春末夏初，都要猖獗一阵，不久便殃及商业中枢与洋人聚集的维多利亚城。因此，洁净局执行薰洗屋宇的任务，十分严格。规定从文咸街起，至城隍街止，以坚道为上界，威灵顿街为下界，由东华医院派出人手，挨家逐户喷洒药水与粉剂，进行消毒。
港府薰洗居民房屋的措施，也受到香港中国居民的抵制，尤其是妇女更认为过于受骚扰。当时，数百名妇女派出二十余个代表，到华民政务司前，高声宣读洋洋数百言的陈述书，以示反对。
后来，有位名叫伟佗实陶的日本医生，在坚尼地城医院的恶劣环境中，研究发现鼠疫是老鼠所带的一种病菌传染的。于是，罗便臣采取了两项紧急措施：
一是奖励捕鼠，凡捕鼠一只者，奖赏港币2分，后来增加到5分。香港市民捕鼠之风一时颇盛，大街小巷、明沟暗渠，随处可见捕鼠的动人景象。二是从外国引进疫苗，给所有市民注射预防，成效很显著。为患10年的鼠疫，终于得到控制。
1894年鼠疫过后太平山区进行重建
1896年，有些英国医官对东华医院用中医治疗鼠疫表示怀疑，要求改用西医办法。总督威廉？罗便臣命令骆克组织调查委员会进行调查。调查结束后，该委员会在报告书中指出：该院采用华人方法治疗病人，而不用英人的治病方法，自有其道理，应继续采用。否则，既然有公立医院，又何须再设东华医院。该院之设，有鼓励华人入院治病的作用，避免华人贫病无告而死于家中，东华医院所做的工作，是公家医院所难以承担的。调查委员会还对东华医院诊治病人的数量做了统计，从1891年至1895年，东华医院所收病人，男性病人在院留医者达10806人次，女性病人在院留医者1952人次。男性病人到院门诊者530781人次，女性病人门诊者272287人次。所有这些病人都是免费治疗。至于自费之病人，由1891至1895年，男性病人仅106名，女性病人仅47名。1896年香港人口约24万人。在此以前的五年之内，东华医院中医门诊量平均每年达163200人次之多。由此可见东华医院当时在鼠疫医疗服务方面所起的重要作用。
中华会馆成立
1896年1月17日，中华会馆正式成立。这标志着到了十九世纪末，香港华商不论在经济上还是在政治上，都已经成为一支不容忽视的力量。
英国占领香港以后不久，香港中国工商界人士即开始组织过同乡会、同业公所一类的华人社团组织，但比较分散零星。
1868年，香港“南北行公所”成立，是早期香港规模较大的华人同业组织。但仍然属于单一性质的行会组织，缺乏在华商中有统一的号召力。到19世纪80年代之后，华资势力逐渐崛起，香港华人的团结意识与政治影响日趋增强。1880年开始，伍廷芳进入港府立法局，随后，1884年有黄胜，1890年有何启先后进入立法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