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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坚尼地还重申港英政府在1854年公布的《递解出境条例》：凡被捕获的不法分子，如不是本港土生土长者，港英政府认为不能容留在香港时，将其递解出境。这一办法也受到了各界的反对，英国政府也认为这一办法过于简单，容易引起不良的社会后果，使英国政府承担过多的压力。但坚尼地再一次坚持并推行了自己的主张。
经过努力，坚尼地逐渐树立了自己的政治形象。
安抚华人社会
中国人占了香港居民的绝大多数，他们是建设和发展香港的主体力量。香港要办好任何事情，没有中国居民的支持和参与，是不行的。老于殖民统治事故的坚尼地，深明此理。他任职期间，善于安抚华人社会，在历史上是有名的。港督府的许多庆典活动，坚尼地都邀请华人商绅出席，各种社交活动，他也不忘邀请华人上层参加，他试图通过增强接触，拉近欧洲人同中国人的距离。在英国人方面，他做出决定，要求督府官员熟悉中国情况，了解华人社会。
香港刚开埠的时候，英国人把全岛划分成不同区域，使不同种族的人分别聚居，这既加大了相互之间的隔阂，又在不同的区域内出现截然不同的生活方式。港岛的中央部分和半山区域是欧洲人居住区，东西两端属华人生活区，跑马地一带是华人洋人的上流社会郊游打猎赛马的去处。驻港英国陆军和海军占据了城市中央大幅的土地，当时，香港除了是一个商埠外，更是一个大军营，中国居民同军营尤其隔绝。
开埠初期，香港城市建设非常简陋，主要的街道是皇后大道，当时不过是濒海的一条小径，崎岖不平，道路两旁的房屋大多是暂时性的，一间间毫无秩序的错杂在一起，拥挤、肮脏、混乱。社会治安恶劣，海盗横行，瘟疫蔓延。夏天常有台风为患，每次都死人无数，冬天又有火灾为祸，常是屋毁人亡。每当商船泊岸，寂寞的水手，成群结帮，酗酒街头，招摇闹事，商船又多拐骗人口，包烟聚赌，走私猖獗。
对欧洲人来说，维多利亚城贫瘠、偏远、落后，缺乏诱惑力和历史感。当时香港不像印度那样能吸引英国贵族，也不似上海那样充满冒险的机会。它只是侵略者掠夺和侵略中国及亚洲的一块踏脚石，不是个人的享乐地。所以，当年来港的欧洲人大多是一些平庸、缺乏创造力的无能之辈，或端庄、保守的中产阶级。跑马地、总督府及香港会所，是他们仅有的社交场所，生活十分枯燥。
而当时来港的华人，大部分是热衷于功名，不是崇洋的买办，就是守旧拜金的封建士大夫，或是东南亚的华侨。他们有一定的资本，又有经营技术，会精打细算，对雇员的盘剥也十分刻薄。这些人逐渐发展成大业主，到了19世纪60年代，由于经济衰退，他们收购了许多倒闭的洋商摊栈，其财富及势力逐步扩大，到坚尼地当政的70年代，华商渐渐凌驾于洋商之上。东华医院的兴办和保良局的设立等，就显示出华人对社会公益事业的作用，坚尼地不能不另眼相看。
由于港英政府历年的民族歧视政策，华人和洋商社会，几乎划清了楚河汉界。英国人除了希望拥有维多利亚天然良港之外，根本不大愿意留意香港本土的发展。香港政府的注意力也只集中在基本建设、商业贸易、航运安全和欧洲人生活圈子里的事件上，根本没有香港整体社会福利这个概念。
对一般的下层华人来说，当时的工业基本上等于无，甚至手工业也少得可怜。靠出卖劳动力为生的华人，多以搬运为业。来自不同地方的工人，为了找生活，经常发生纠纷，香港政府和警方，对这些社区所发生的争执殴斗，一般不管不问。就是说，在第七任总督之前，英国人很少干涉华人社会的生活方式。
从坚尼地开始，港英政府里的一些人士意识到华人的力量及社会问题，企图改变华洋隔绝的状况，到了他的下任轩尼诗时期，在立法局议员中便出现了第一个中国人伍廷芳。有人分析说，由坚尼地统治时期开始，“一个由华洋资产阶级和殖民官僚所组成的统治阶层开始形成。”此论不无道理。
密拟攫取新界计划
坚尼地在任期间，港英已有扩大地域至新界及附近岛屿的打算，只是时机未到。
1874年8月15日，有一艘在香港注册的渔船，到南丫岛去捕鱼。当时香港英国当局的管辖范围，只限于香港本岛，以及对岸九龙半岛尖端和昂船洲。至于南丫岛和大屿山一带，仍在中国的管辖之内，并没割让。依据清政府沿海水师防护章程，出海捕鱼的渔船，一定要领有广东水巡的船照，否则就以私自出海，作海盗论处。因此，香港的渔船到南丫岛捕鱼，被中国水师截拦，查阅船照。这艘香港渔船拿不出在广东水巡注册的船照，所以水师指称他们越界捕鱼，要求他们补领船照，否则就要没收渔船。渔民不服，发生冲突，中国水师开枪打伤3个渔民，渔民逃回香港。
8月底，在香港立法局立法委员会议上，非官守议员罗威特就3名渔民被打伤一事提出质疑。罗威特质问，南丫岛和大屿山一带水域，是否归香港管辖，对于上述所发生的事件，是否已经采取预防措施。
当时港府辅政司答复说，关于渔民捕鱼受伤一事，已经受到总督坚尼地的指示，征询过律政司的意见，南丫岛和大屿山不在港府管辖范围以内，所以无从向对方交涉。
自从1841年侵占了香港岛之后，英国就对对岸的九龙及周围岛屿蒙生了野心。1874年间，港英虽然先后两次用不法手段，向清政府取得了包括昂船洲在内的九龙半岛一大片土地，但是，对于海中四周的岛屿和九龙群山背后的土地，仍存觊觎之念。恰巧这时发生香港注册渔船到南丫岛捕鱼，被清水师巡船指出南丫和大屿都在香港范围以外，禁止香港渔船捕鱼的事件，这更引起了港英攫取更多土地的野心。从这时起，驻港的英国海陆军人，就提出了他们所谓防卫香港的计划，交于总督，宣称香港岛孤悬海中，如要作有效的防卫，就有扩大占领四周各岛屿的必要。他们草拟了一个所谓为了防卫上的需要，应该怎样展拓香港界址的具体计划。这个秘密计划的具体内容，就是后来成为事实的所谓“展拓香港界址”条款的最初底稿。
囚船大难和长命街
1874年9月，历史上破坏性最大的台风暴雨袭击了港岛，沿海岸一带数以百计的房屋瞬即被摧毁，多艘船只沉没，遇难者五千余人，而死得最惨的是水上监狱船里的囚犯。
9月22日的大风暴，被称为香港历史上的“甲戌风灾”，因为当年是清朝同治十三年岁次甲戌年，农历8月13日。大风暴正面袭击香港，停泊在昂船洲岛附近的监狱船，船头和船尾的锚链被狂风折断，船随即被风吹翻沉没，船上六百多人无一幸免，包括监狱船上的管理人员。
这次灾难发生在坚尼地时期，但祸根应当追溯到第五任总督罗便臣。1862年，港督罗便臣批准在昂船洲兴建隔离监狱，但兴建监狱需要时间，为了避免维多利亚监狱的囚犯越狱，在新监狱建成之前，先特别将一艘货船改装为水上监狱，收容所谓重刑的囚徒。当时共有300名刑期5年以上的囚犯被转移到水上监狱，后来增加到600名。1863年2月10日，昂船洲监狱完工启用，刑期五年以上的600名囚犯，由水上监狱移送到昂船洲监狱。
昂船洲监狱可容纳1000囚犯，由于原来的维多利亚监狱一直暴满，所以，虽然昂船洲监狱建成启用，但昂船洲水上监狱一直没有取消，维多利亚监狱里的一批重刑犯，陆续转押到船上。大风暴发生时正值船上囚犯住满，所以酿成大祸。而被囚禁在原奥卑利街维多利亚监狱里的囚犯，幸运地避过了这场台风浩劫，平安无事。事后，这些囚徒们既感到幸运又觉得后怕，每每由监狱里遥望奥卑利街时，就觉得这条街道是长命的街道，以后囚犯和探监的家属都称这条街为“长命街”。
1874年“甲戌风暴”吹毁水上监狱船造成惨剧以后，港英当局准备扩建维多利亚监狱，这项工程牵涉地面较大，需要把整条奥卑利街划入监狱范围之内，对该处交通影响极大，因为由此到中央市场只有这一条直路通达，一旦奥卑利街封闭，坚道一带居民的通路便被阻隔。所以，监狱扩建计划遂告搁置。
香港二十八总督 第二部分
第八任 轩尼诗JoHn PoPE HEnnEssy（1）
轩尼诗（1843～1890），也称轩尼斯。1877年4月22日就任第八任香港总督。任期至1882年3月。轩尼诗是爱尔兰人，出身职业行政官员，长期在英国殖民地部任职。到港前曾任婆罗洲等英国属地的总督。
香港舆论界认为，比起以往七任总督，轩尼诗是“最没有种族歧视”的一任总督。在任期间，他努力使中国人能享受到和欧洲居民同样的自由和平等的地位，既废除了残酷的笞刑，又成立了保良局。也因此而不受香港的欧美人士所欢迎。
轩尼诗在任5年，其间曾经长期请病假离港，据称是因为受在港英国和欧洲商人的排斥，所采取的逃避方式。
轩尼诗任满离港后，赴毛里求斯任总督。香港轩尼诗道即以其名字命名。下任总督到港前由辅政司马殊署理总督。1890年去世。
1879年11月18日，立法局会议通过了财政司提出的八十三万余元政费预算案。同时决定征收娼妓营业牌照税，准许娼妓正式纳税领取牌照营业。
1880年5月，保良局成立，这是港督轩尼诗在华人的要求下倡议设置的。
1881年4月，香港岛首次装设电话。1886年，香港电话公司成立，初为英伦电话公司设立的分支机构，开业不久，改组扩大为香港电话公司，怡和洋行是最大的股东。
1881年，港英当局公布华人归化法案。从此，华人可以申请加入英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