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街接近海边码头，易于照顾船运业务，所以许多南北行都开设在文咸街。
不管是用港督名字，还是用辅政司的名字命名街道，其缘由都是因为他们为英国侵略中国立过功，为英国统治香港卖过力。在皇后大道中、士丹利街与威灵顿街之间，有一条吉士笠街，就很能表现这种情况。
吉士笠当年只不过是一位与现在民政司同等级的“抚华道”官员，在港府中，官职不算很高，但竟能有一条街命名来纪念他，一定有特别的原因，或者说，对英国有特别的功劳。
吉士笠的中文译名是甲利，或者是郭士立。据史料记载，在英国人眼里，在那些专以鸦片和武力侵入中国市场的外商眼里，吉士笠是个大功臣。因此，他才能以一般官职，而博得以他名字命名街道。
鸦片战争时期，吉士笠担任英军翻译，也是义律的谋士。他看到英军在珠江口面对林则徐和关天培的军队，连吃败仗，便建议英军避重就轻，改道北上，进攻定海，直逼天津。清廷不及提防，遂被英军所乘，终于签下割让香港及赔偿大量军费的和约。对英军来说，这是一个不小的转折。
吉士笠是德国人，本来是个传教士，他和英国人马礼逊由欧洲来到澳门，任职于东印度公司。
来澳门之前，吉士笠和马礼逊曾在马六甲学习过中国语言和文字，是当时能读中文书籍和能写中文的少数西方人之一。
1832年前，吉士笠和马礼逊合写了3本中文书，在澳门印刷。书名是《日课初学》、《张远西友相论》、《英吉利国人品国事略说》。第一本是传教的宣传品，第二本是宣扬和西方人交友的好处，劝华人不可歧视西方人。最后一本是宣传当时的英国国力如何强大，英国殖民地遍及全世界，英国人有仇必报，中国人不可与英国人为敌，要彼此通商搞好贸易关系。
清廷对于吉士笠这3本书颇为重视，曾下令署理闽浙总督魏元良查明这三本书的内容。
吉士笠写好这3本书之后，1832年1月奉东印度公司老板之命，随以胡夏米为船长的“罗尔亚美士德”号轮船到中国北方来。他的身份是船长中文秘书，任务有三条，一是把中国沿海水域岛屿形势测量绘图；二是在沿海各港口试探是否可以直接和当地商人进行贸易；三是把他的三本书沿途散发给中国人。
“罗尔亚美士德”号从澳门出发，沿途经厦门、福州、宁波等地，一路测量各个港口的水位，绘画地图。吉士笠懂得中文，能说汉语，他除了沿途派发自己的3本书之外，还到处以重金收买情报，并和中国的贪官污吏打交道。
到达福州时，吉士笠通过中间人向福建巡抚魏元良行贿，暗地里在福州做了一万余元的生意。在舟山、宁波，也以同样的手法，收买当地官员，做了许多生意。但是，到了上海，却遇到了两个大克星：一个是林则徐，一个是关天培。
林则徐刚好调任江苏省巡抚，而关天培是苏松总兵。林则徐下令给管辖上海的苏松太道吴其泰，叫他切不可与外国人来往。关天培调动水师，严密监视“罗尔亚美士德”号的动静。随后，关天培下令苏松太道吴其泰，通知胡夏米立即把船驶离上海。吉士笠是个狡猾的人，他想在上海拖延停泊时日，找寻起死回生的机会。于是，他写了一封呈文给吴其泰。呈文佯说“罗尔亚美士德”号因在海上遇风损毁，必须稍为停留，加以修理。吴其泰把呈文退还，在呈文上批了几行字，限令“罗尔亚美士德”号立即离去。
这时候，胡夏米船长知道在上海做生意是不可能的了，但因船员测量上海港口的工作还需几天才能完成，若是立即被逐，已进行了一大半的工作，便会功亏一篑，便请吉士笠设法在上海水域多留几天。
吴其泰所批的那几行字中，把胡夏米船长称为夷人，这是当时官场对外国人的统称。吉士笠便抓着这一点大做文章，认为这是侮辱，要求吴其泰把这种称呼改正过来。
由于吉士笠熟识当时中国官场的陋习，公文往来十分缓慢，往往要花好几天时间。有了这几天时间，船上的人便可以把测量和绘图的工作完成了。
吴其泰果然中计。他绞尽脑汁，引经据典的写了回复公文，说明在呈文上以“夷人”相称，并无侮辱外国人的涵义。吉士笠又写信辩驳，公文来来往往，船上的人已有很从容的时间完成绘制上海沿岸地图的工作了。“罗尔亚美士德”号被驱逐出上海水域之后，继续北上，沿途照旧测量水位和绘画地图，圆满地完成了任务。
这艘货轮所经过的地方，其中舟山和镇江，是后来第一次鸦片战争中英海军交战的地方。至于其他地方如福州、上海等地，也就是后来在第二次鸦片战争，清军战败后提出和议，英方要求五口通商的城市。可见吉士笠这次沿中国海北行，完全是为英军以后的侵略战争做了准备工作。
清廷在鸦片战争大败后，与英方签订《南京条约》，吉士笠也曾参加，担任英方翻译。到了英国正式统治香港，论功行赏，也因为他懂得写中文和说汉语，便委任他为华民政务司。
他离任后，港府为赞扬他的“功勋”，用他名字命名一条小街道来纪念他。但港府的华文师爷，却把他的名字译成吉士笠。
有论者说，吉士笠对于当时的大英帝国，确实很有功劳，但对被侵略的中国，吉士笠实在是罪大恶极。香港许多街道的名字，有久远的历史背景，饱含着中国人民的血泪。
不久，纪念吉士笠的那条街，却成为外国妓女麇集之所，藏污纳垢，声名狼藉，名和街，也算沆瀣一气了。附近居民也不把这条街叫做“吉士笠街”，却把它叫做“红毛娇街”。“红毛”是对英国人的俗称，妓女称为“阿娇”，“红毛娇街”反而比“吉士笠街”出名，几乎每个外来水手和外商，都来这里胡作非为。只可惜吉士笠以后再也没有机会返回香港，若他看到纪念自己的那条街是那样的乌烟瘴气，真会活活被气死。
第四任 宝灵JoHn Bowring（1）
宝灵（1792～1872），也作宝宁、宝陵、鲍林等。自取中文名字包令。英国人。早年追随英国功利主义哲学家边沁，为他主编《威斯敏斯特评论》。曾两度当选为英国下议院议员，多次被英国政府派赴法国、德国、瑞士、意大利等国考查，调查商业情况。先后任比利时、埃及、叙利亚、土耳其等国商务使节。1849年任英国驻广州总领事。主张使用武力迫使清政府“修约”，扩大英国在华利益，答应英国人进入广州城。1854年4月13日接任香港第四任总督，接任时65岁，是香港历任总督中年龄最大的一个。
在任期间，中国太平军攻打广州，宝灵配合清政府镇压；英法联合侵略中国，宝灵是主要策划人之一。宝灵曾到世界各地旅游，能讲多种外国方言，他会讲中国广州话。1849年任英国驻广州领事时，当时港督般含因休假返英，宝灵从广州来到香港，代理商务监督，主理港事。任职期间，宝灵曾倡议立法局的华人和欧洲人，有均等投票权。下令改善卫生和居住环境，兴建兵头花园，制订华人教育方针和在沿海区兴建道路、码头及货仓计划。1859年9月离任，任期5年又5个月。曾受封爵士。1872年去世。出版有《宝宁爵士自传体回忆录》。
只有名誉职位
第三任总督般含上任时，香港经济处于困难落后时期，港府财政拮据，般含主动决定暂缓支取自己的薪俸，缩减一切财政开支。到了第四任总督宝灵，英国政府干脆因财政问题而不敢正式任命他为总督。当宝灵被提名接替般含时，英国殖民地部通知他，由于库房空虚，不足以维持设立总督的职位，所以只任命他为商务监督，授权可以统治香港。这与前期香港总督兼任三军总司令、商务总监、驻华公使等数职相比，差别显然甚大。殖民地部规定，他可以用总督的头衔，不过，这是名誉上的职位，因此，宝灵的薪金比正式总督每年少2000英镑，正式港督当时年薪6000英镑，他只能支取4000英镑。
第四任宝灵1855年2月，宝灵与副总督威廉？坚发生职权之争。争执的原因在于谁当立法局的主席。按照英国皇家“训令”，港督是行政局、立法局的当然主席，而宝灵没有被正式任命为总督，只任命为商务监督。威廉？坚是港府的“三朝元老”，不把宝灵放在眼里，况且又有空子可钻，就与宝灵争做两局主席的职务。
事情闹到英国殖民地部，殖民地部不得不承认，发生这种事件是一个行政上的错误。于是，正式任命宝灵为全权的香港总督，但年薪仍然不变，照常支取商务监督的薪金，而不是正式港督的薪金。威廉？坚没有得到伦敦的支持，于是提出辞呈，宝灵予以批准，宣布撤销威廉？坚副总督的职位。
挑起第二次鸦片战争
英国逼迫清政府订立《南京条约》，取得了割地、赔款和一系列特权，但英国侵略者的贪欲并未完全得到满足。1856年10月8日，英国驻广州领事巴夏礼在港督宝灵支持下，乘太平天国革命动摇了清政府统治的时机，借口“亚罗”号事件扩大事端，挑起了第二次鸦片战争。
1855年，港英政府颁布第四号法例《船舶注册条例》，条例第六项规定：“本殖民地的中国居民，可申请并取得殖民地船只执照。只要作为船只所有者，而申请人或人们，是本殖民地皇家土地的注册租户，并有两个租户的保证人，而彼等在本殖民地拥有2000元财产者，经审核属实，即可领取合法船舶执照。”
“亚罗”号货船，根据上述条例，于1855年9月27日在香港注册。执照有效期为一年。船东是一位洋行中国买办方亚明。他雇用英国人谭马士？肯尼迪为船长，其余水手都是中国人。“亚罗”号货船经常航行于香港、澳门、广州及汕头海域。名为货船，实际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