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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现在讲欧洲，它没有先前讲的亚洲与非洲的地形差别。欧洲没有与平原直接对立的高原，所以要从另外一个角度来区分它的三部分。
第一部分是面对地中海的南欧。在比利牛斯山脉北面，很多山脉横贯法兰西，与阿尔卑斯山连接。阿尔卑斯山将意大利从法兰西和德意志分离出来。希腊也属于这部分欧洲。希腊和意大利很久以前就成为世界历史的舞台了。第二部分是欧洲的心脏。当年恺撒征服高卢，就打开这片心脏了。在欧洲中心的主要包括，法兰西、德意志和英格兰。第三部分包括欧洲东北部各国，波兰、俄罗斯和各斯拉夫王国。它们最近才在历史国家中出现，并形成、保持了欧洲与亚洲的联系。
历史资料的分类
我们已经列举了地理概况的大致线索。太阳，也就是光明从东方升起。光明是种简单地对自己的关系，它虽然有普遍性，但在太阳中却又具有个性。试想一个突然有视力的盲人，看到了灿烂的阳光，他会怎么想呢？他的第一种感觉，便是忘记自我和惊奇。当太阳升起来后，他的惊奇就少了，看清周围事物后，个人就转而思索自身内在的东西，逐渐发现自我和事物间的关系。因为他和他的“精神”间确立了一种关系，一种“自由的”关系。
《历史哲学》第一部分 绪论（16）
世界历史从“东方”到“西方”，因为亚洲是历史的起点，欧洲是终点。历史有个确定的“东方”，就是亚洲。物质的太阳从此升起，在西方落下的那个自觉的太阳也在此升起。世界历史就是，使未经约束的天然意志服从普遍原则，获得主观自由。东方知道只有“一个”是自由的；古希腊和古罗马知道“一些”是自由的；日耳曼世界知道“全体”是自由的。因此我们在历史上看到的第一种形式是专制政体，第二种是民主和贵族政体，第三种是君主政体。
为了明确这种区分，我们必须提及，国家是普遍的精神生活，个人从降生后就与它发生信赖与习惯的关系，并在其中获得存在和现实性。那么第一个问题是，究竟个人在国家中的现实生活是这种统一的、没有反省的习惯和风俗呢？还是构成国家的个人是有反省的、主观的和独立的生存呢？这必须区分实体的自由与主观的自由。在只有客观自由之处，命令与法律被看做固定的，不需适合个人意志的，也是臣民必须服从的。当主观自由产生后，人类从思索外物转而思索自己的精神，产生了反省的对立，其中包含“现实的否定”。在东方的、直接的、未反省的意识中，上帝与神圣的东西与个人和特殊的东西没有分开。
我们必须首先讨论东方。它的基础是直接意识，即实体精神性；它与主观意志形成的关系即信仰、信心和服从。在东方国家中，实现了理性自由的逐渐发展，但没有发展成主观自由。这是“历史的幼年时期”。由各种客观形式构成的堂皇建筑，其中虽然有理性律令与布置，但个人仍被看做无足轻重的。作为核心的国家元首，以家长资格居于至尊地位。东方观念在于“唯一个人”的这一个实体，一切都隶属于它。在这“唯一权力”面前，没有任何东西能独立生存；在它范围外，只有反抗叛乱，但又由于出于中心势力范围外而没有发展。从高原下来的野蛮部落，将这些东方国家踏为平地后定居下来，最终是要消失在中心势力里面的。各个国家的生存原则不必变化，但相互间的地位不断变化。它们相互间的战斗，促成了迅速的毁灭。这部历史，只是重复着庄严的毁灭，因此主要是非历史的。新生事物取得了专制威仪所占地位，后来却走上衰退的老路。这里的衰退，并不是真正的衰退，而是在不停息的变化中，没有任何发展。
《历史哲学》第一部分 绪论（17）
希腊世界可比做“青年时代”，因为逐渐有个性形成。这是历史的第二个主要原则。道德原则，是印上个性的道德，表示个人的自由意志。此地是道德的东西与主观意志的结合，或美丽自由的王国。这种理想立即与“现实的东西”交织在一起。王国中的臣民的个人意志，无反省地施行了“正义”与“法律”规定的风俗习惯。个人不自觉地统一于普遍。在东方分为两极的实体之物与含蓄的个别性，在此结合在一起。
第三个因素是抽象的普遍性领域，即古罗马，历史上的“壮年时代”。“壮年时代”为普遍目的管理，个人在其中已经消灭，只能在普遍目的下实现自己的目的。国家此时开始有了抽象的存在，并为普遍目的而开展。个人被“普遍”克服，必须将自己的利益归并在“普遍”中。个人自身具有普遍性，人格得到承认。
“国家”向两个方向发展。一方面以反省为根据，自身内有显著的对立，因此卷入了那对立包含的斗争中。后来的历史发展中，当人格占优势，只能借外力来制止团体分裂时，主观权力即产生。个人丧失自由，只能实行个人权利来弥补这种损失。这就进入另一个阶段，逐渐觉出“专制主义”下的痛苦，“精神”被驱回内在深处，在自身中追求和谐，这才开始了内在生活。与世俗帝国相对，这个精神的帝国，是主观性的帝国，可以称为“现实精神的帝国”。
世界历史中的第四个因素是，日耳曼世界的出现。我们要将它看做历史的“老年时代”了。但“精神”的“老年时代”是完全成熟并充满力量的，它这时与自己又重新统一，但以“精神”的身份回到统一。
日耳曼世界是从基督教中的“和解”开始的，也开始了精神、宗教的原则与野蛮的“现实性”间的对立。开始时，它的世俗事务都被交给粗鲁和任意。在基督教之后，穆罕默德教出来制止粗鲁和任意主导世俗事务的局面，其进展比基督教迅速。我们现在讨论的日耳曼世界的原则，只在日耳曼各国历史上取得了现实性。在日耳曼国家可以看到“教会帝国”中的“精神”原则与“世俗帝国”中的粗鲁和野蛮的对立。以精神原则为基础的普遍决定效力发生时，“思想”帝国才能在现实中产生。“教会”与“国家”的对立消失了。国家不再低于和附属于教会了。教会不再拥有特权，国家对精神的东西也不陌生了。“自由”有手段来实现自己的“概念”与真理，这就是世界历史的目标。我们现在就要将上述梗概，详细讲述一遍。不过“时间”的长短完全是相对的，而“精神”是“永恒”的，无所谓长短。
《历史哲学》第二部分 引言
“东方世界”是我们探讨的起点，其中，“国家”的语言和种族不属于“历史”。历史是记载叙述，而非神话传说。对史前时期的种种假定和推测，都不能看做为事实，而东方世界“道德”上的明显原则就是“实体性”。道德规定体现为约束主观意志的各种“法则”。“意见”、“良心”等一切主观的东西，都没被承认。民法确实包含很多强迫性命令，我们并未将“道德”看做纯粹的强迫，而是看成自己的心灵与对他人的同情。无论东方的外在道德规定如何完善，但其内在的心灵并没有做出道德行动的意志。“精神”还没有取得内在性，仍未脱离“天然”的精神状态。“宪法”仍是“神权政体”、“上帝之国”与世俗王国的混合。西方人的“上帝”，还未在东方人意识中实现。在东方，“法律”被看做绝对正确的，但他们没有意识到其中缺少主观的认同。
在亚洲各部分中，除了被看做非历史的北亚与西伯利亚外，其余可分为四个部分：一是黄河与色楞格河形成的大江平原，及中国与蒙古；二是恒河与印度河流域；三是乌浒河与药沙河的大江平原、波斯高原及幼发拉底河与底格里斯河的平原流域；四是尼罗河的大江平原。
历史始于神权专制政体的中国与蒙古，两者都把家长制作为原则。中国修正了这个原则，发展了有组织的世俗国家生活。蒙古人将这个原则加以集中，取得了精神的、宗教的主权简单形式。在中国，皇帝就像大家长，地位最高，他从立法角度考虑全体的财富与幸福。与此相反，蒙古人是精神主权，作为元首的喇嘛被敬如上帝。在这个精神帝国中，不可能形成任何世俗国家生活。
第二种形态，即印度，统一的国家组织与健全机构破裂了。宗教教义所规定的社会阶层的区分是不变的，看起来就像天然的区分。个人更加被剥夺了人格。这些区分最终会取得宗教性统一，因此产生了“神权贵族政体”和专制主义。
第三种形态是波斯帝国。君主政体是神权在波斯的表现。在君主政体中，各分子集中在元首一人之下，但元首既不是绝对指导者，也不是独断统治者，而是一种权力，其意志同样要受法律的约束。波斯的统一，并非中华帝国的抽象统一，这个统一适用于统治很多不同民族，将他们联合在“普遍”权力下。这个普遍原则，只是让各分子自由生长、扩充与繁殖的根基。波斯帝国能够容忍多种原则，以活泼的形式表现各原则间的对立，使世界历史发生真正的转变。
如果说波斯是向古希腊生活的外在转变，那么埃及则是内在转变。那些对立的抽象形式，在埃及都被打破、消灭了。这些对立的抽象没有得到展开的和解，而是体现为最矛盾的斗争，使之无法结合，而这个问题只有在希腊世界中才能解决。
从各国命运来看，只有中华帝国是世界上唯一持久的国家。恒河与印度河世界也被保全了。幼发拉底河与底格里斯河沿岸的那些帝国，已经不存在了，至多留下一堆瓦砾。
《历史